49年有大批山东干部南下，大多数终生未归，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了吗

1949年春季的时候，沂蒙老区的村子当中，几个刚刚接到南下命令的基层干部，围聚在麦秸堆旁边默默地抽着烟。有人讲南方的暑热会让人感觉难受，就好像胸口压着一团棉絮一样；有人说担忧主食发生变化肠胃不能适应。可是最终每一个人都把行囊系紧，踏上了行程。“老乡们盼望着我们去建设新家”，这句话听着平常是动员，实际上开启了千万人的迁徙的战略大幕。

山东被选定，并非是因为人口数量众多。关键在于1945年前后此地大致处于安定的状态，并且拥有相对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从省级到县级的层级都具备。原本华东地区筹备团队计划派遣1.5万人，但是山东各地人员的供给超出了预期，实际抽调的人数接近2.3万。还有更为巧妙的地方，采用整体调配的方式，例如鲁中南区，直接将1个省级管理部门、10个市级管理部门以及40个县级管理部门整体进行迁移，就好像搬家时连锅灶都一起带走一样。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整套班子到位之后能够迅速开展工作，比零散地凑人要快得多。不过大规模的调动需要考虑地方的承受能力。好在山东各地的基础建设以及资源储备比较充足，能够支撑这么多人进行迁移。

我觉得这批干部所面临的实际工作比文件中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表面上是接受旧的管理体系，但是具体需要做的事情有清点物资的存放之处、肃清残余的势力、发放粮食来救济百姓，甚至还要指导南方的群众种植小麦。例如浙江海盐的南下干部段书友，就带领十个人完成全县治安系统的交接工作，同时需要处理不稳定的因素，还需要组织修建水利设施。这种身兼多种职务的情况，还真和现在基层公务员、社区工作者、民兵同时从事多项工作的情况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

阻碍来得非常突然。如同在福建宁洋县，有一位来自山东的干部处理地方事务时，发现当地有些势力背后有特殊组织在支持。这些势力居然在大白天朝着办公地点冲过来。更为麻烦的是，人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习惯。山东人喜欢吃面食，到了南方却不得不天天吃米饭；北方人说话直来直去，南方的方言听起来就像是密码一样，一句都听不懂。有一位刚到南方的干部在日记里写道，晚上特别想念家乡，只能偷偷地咬着被角，可是白天工作的时候还得装作没事人的样子发号施令。现在的年轻人在外地工作，恐怕很难真切地体会到这种内心的煎熬和外在的反差情况啊。

真正令人感慨的，是很多无法回到家中的遗憾。齐鲁大地向来重视落叶归根，但是偏偏有人一旦离去，就成为了永远的牵挂。例如过去山东有一位姓王的女县长，离开家的时候她的母亲偷偷给了她一枚在土改时分得的银元，这一次分别，就是六十年，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还有福建有一个叫燕子彬的人，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年老的时候，岁月里和家人仅仅依靠几封家书来保持联系。这样的离别不能说是组织的要求，而是在大时代的浪潮之下，个人没有办法的无奈选择。

南下干部的核心工作就是引入和转化制度。他们将山东老区土地改革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以及基层组织发动群众的办法带到南方地区。例如在浙江宁海，南下干部推广小麦种植，这是在重塑当地的经济根基。肃清匪患、镇压特务是为新生政权稳固统治清除障碍。南下干部有建设新秩序的任务以及打击旧势力的任务，这双重任务比单纯的军事战斗更加劳心费神。

人们对于过去的看法会发生改变。以往众人常常提及要听从指挥，而当下研究者更为注重个人的想法以及行动。举例而言房平清本能够基于身体状况留在山东，但是他还是前往了南方，最终在杭州的一个武装部门工作直至退休。他自行拿定主意的态度，或许相较于称他是被迫牺牲更契合实际情况。那时候众多干部真诚地信奉解放全中国的理想，现如今年轻人坚信人们能够过上更为美好的生活。

不过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山东的一些老区，当地的干部被调走，发展缓慢了好几年。南方的有些区域，外来的干部适应本地的情况存在困难。但总体而言这场涉及数万人的迁移，使得新建立的政权更快地站稳了脚跟。浙江海盐的百姓给南下的干部树立碑记，刻下“南下精神”，他们所认可的不只是干部的功绩，还有打破地域界限的情感联系。

或许，事情的结果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些山东人用全部的生命给出了一个答案：什么样才算真正的归属？是出生长大的家乡，还是付出热血与时间的地方？这个答案也许就蕴含在一句很常见的老话中：为什么一定要局限在最初生长的地方，生命的绿色能够遍布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