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1岁高龄的毛主席会见英国领导人希思，是怎样就香港问题展开沟通的？

“把人给我找回来！找不到人，你们这些饭桶全都提头来见！”

1947年12月15日的清晨，南京的一通电话直接打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电话那头的人气得直拍桌子。

谁也没想到，那个关押重刑犯的地方，竟然出了这么大的篓子，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01

1947年的冬天，上海冷得简直要吃人。
江湾那个地方，当时还是一片荒凉。国民党为了关押那帮没来得及审判的日本战犯，临时把那边的一个大仓库给征用了，这就成了后来的江湾监狱。
这地方说是监狱，其实寒酸得连个猪圈都不如。
外头连堵正经的围墙都没有，就拉了几圈铁丝网，四角搭了几个凉棚算是哨塔。里头的牢房更是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连个马桶都塞不下，犯人要想上厕所，还得扯着嗓子喊报告，让看守带着去外头的茅房。

就在这么个破地方，关着一个叫中野久勇的家伙。
这人可不是什么善茬，当年他是日军驻上海宪兵队的队长。在那个年月，宪兵队这三个字，那就是阎王殿的代名词。中野久勇手里沾的血，那是洗都洗不干净的。
日本人投降后，这老小子原本以为自己死定了，天天在牢里缩着脖子等枪毙。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发现这监狱的管理，简直就是个笑话。
看守的那些国军大兵，一个个都是老油条。那时候内战打得正凶，物价飞涨，当兵的饷银连几包烟都买不起，谁还有心思给上面卖命？
到了晚上，北风一刮，那帮看守就把大衣一裹，缩进值班室烤火睡觉去了。至于外头的铁丝网？鬼才愿意去吹冷风。

中野久勇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12月14号这天晚上，月黑风高。
中野久勇躺在硬板床上，听着外头风声呼啸，心里那个算盘早就打好了。他先是跟看守喊了声报告，说是肚子疼要上厕所。
那看守睡得迷迷糊糊，不耐烦地挥挥手让他快去快回。
这一去，人就没影了。

中野久勇到了院子里，不但没去厕所，反而猫着腰溜到了墙根底下。他从裤裆里掏出一把磨了许久的铁钳子——这玩意儿是他早些时候从放风的工地上顺来的。
面对那层看似吓人的铁丝网，这老鬼子手脚麻利得很，咔嚓咔嚓几下，就剪出了一个狗洞大小的口子。
那身手，滑溜得像条泥鳅，呲溜一下就钻了出去。
外头是一片漆黑的荒野，中野久勇连头都没回，撒丫子就往黑暗里跑。
这一跑，直接把国民党的脸都给打肿了。
第二天一点名，少了个重犯。监狱长孙介君看着那个铁丝网上的破洞，脸都吓白了。这事儿要是让蒋介石知道了，自己这顶乌纱帽算是戴到头了。
实际上，蒋介石确实知道了，而且气得够呛。
但对于中野久勇来说，逃出监狱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02

逃是逃出来了，可中野久勇很快就发现，这自由的滋味并不好受。
那时候的上海滩，正处在一种畸形的繁荣和混乱里。
大街上到处都是流民，金圆券一天一个价，早上能买袋大米的钱，到了晚上连张草纸都买不起。
中野久勇身上穿着那套入狱时的西装，在寒风里冻得直打哆嗦。他知道，这身行头太扎眼了，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或者是逃犯。
这老鬼子也是个狠人，他硬是咬着牙，跑到当铺把那身做工考究的西装给当了。拿着换来的那点可怜巴巴的钞票，他转身去旧货摊上买了一件油腻腻的灰布长衫。
往身上一套，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宪兵队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落魄猥琐的中年男人。
有了钱，他先是找了个澡堂子，把身上那股子牢房的馊味儿给洗了，又去馆子里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那一刻，他觉得活着的滋味真好。
但这点钱，在通货膨胀的上海，根本撑不了几天。
没过两天，中野久勇就又变成了穷光蛋。更倒霉的是，因为前两天晚上睡桥洞，他发起了高烧。

为了活命，他摸遍全身所有的口袋，凑出最后一点硬币，去药房买了两包阿司匹林。
那时候的西药金贵，都是磨成粉用纸包着的。中野久勇把药粉揣在怀里，打算往嘉定方向跑，想着出了上海地界就能活命。
结果刚走到半道上，就被设卡的国军给拦住了。
当兵的把枪一横，眼珠子上下打量着这个形迹可疑的男人。
“干什么的？把证件拿出来！”
中野久勇心里一紧，但他不愧是个中国通，张嘴就是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老总，我是去乡下投奔亲戚的，路上遭了贼，证件都丢了。”
那大兵显然不信这一套，上来就是一顿搜身。
这一搜不要紧，从中野久勇怀里摸出了那两包白色的粉末。

大兵眼睛一瞪：“好哇，还说没钱？这是什么？白粉吧？”
那时候嘉定那边正在严查毒品走私，这两包阿司匹林直接被当成了海洛因。
中野久勇简直是欲哭无泪，他总不能说自己是逃跑的日本战犯吧？那是当场就得被突突的罪过。他只能硬着头皮喊冤，说那是治感冒的药。
可大兵哪听他解释，二话不说就把人给绑了，直接送进了上海市看守所。
这就是历史最讽刺的地方。
就在全城的军警宪特拿着通缉令，满世界抓捕那个逃跑的日本战犯时，这个战犯正以“毒贩嫌疑人”的身份，安安稳稳地蹲在警察局的看守所里。
他在里头蹲了整整20天。
这20天里，中野久勇每天都躲在角落里，连头都不敢抬，生怕哪个警察眼尖把他认出来。
结果呢？化验结果出来了，那真就是两包阿司匹林。
警察骂骂咧咧地把他放了：“滚滚滚，以后别带这种让人误会的东西瞎晃悠！”
中野久勇走出看守所的大门，看着头顶的太阳，心里头那叫一个五味杂陈。
这一出乌龙，反而让他躲过了抓捕风声最紧的那段时间。

03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中野久勇也明白，想出城是没戏了。
各个路口都贴着他的画像，查得比什么都严。既然跑不出去，那就只能在上海滩这潭浑水里潜伏下来。
所谓的灯下黑，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得吃饭啊。
这一分钱没有的日子，比坐牢还难熬。中野久勇走投无路，最后竟然混进了一群苦力堆里。
当时的上海，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叫“推桥头”。
苏州河上桥多，坡度又陡。那些拉黄包车的车夫，一旦车上坐了胖点的客人，或者拉了重货，上桥那是真费劲。
于是桥头就聚了一帮穷得叮当响的苦力，专门等着帮人推车。把车推上桥顶，车夫会甩给一两个铜板做赏钱。
谁能想到呢？
那个曾经穿着高筒皮靴、手里挥着指挥刀、视中国人命如草芥的宪兵队长，现在竟然穿着破棉袄，为了挣那两个带着汗臭味的铜板，跟在中国车夫屁股后面当牛做马。
这种巨大的反差，简直就像是一出荒诞的戏剧。
中野久勇干活很卖力。他不卖力不行啊，不卖力就没饭吃。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平时极少说话，实在要开口，就用那口练得炉火纯青的上海话敷衍两句。
混在底层的苦力堆里，大家都是一脸菜色，谁也没工夫去研究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就这样，中野久勇在上海滩竟然奇迹般地潜伏了好几个月。
日子久了，他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他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地道的上海人了。
你看，他穿着破烂的衣服，吃着最廉价的大饼，说着最地道的方言，干着最底层的活计。谁会把这么一个人，跟那个通缉令上的凶恶战犯联系在一起？
这种盲目的自信，让他放松了警惕。
他忘了，假的就是假的，装得再像，骨子里那股味道是变不了的。
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发音习惯，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把他炸得粉身碎骨。

04

那是1948年2月的一天下午，天气稍微有点回暖，但风还是带着刺骨的寒意。
中野久勇在乍浦路桥头蹲了整整一天，生意惨淡得让人发愁。
这一天下来，他连个像样的油墩子都没吃上，肚子里早就唱起了空城计。
就在这时候，一辆黄包车哼哧哼哧地过来了。车上坐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看样子挺体面。
中野久勇眼睛一亮，赶紧凑上去，把肩膀顶在车后背上，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往上推。
好不容易把车推上了桥顶，车夫停下脚擦了把汗。
车上那个穿中山装的乘客也没小气，随手从兜里掏出一张两毛钱的纸币，递给了中野久勇。

中野久勇接过钱，看着那张皱巴巴的票子，心里头那股子火气突然就冒上来了。
那时候的通货膨胀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两毛钱？两毛钱连塞牙缝都不够！
他又累又饿，也没过脑子，一边把钱往兜里揣，一边随口抱怨了一句：
“这点钱顶什么用，现在一张大饼都要卖三毛了！”
就是这句话，成了他的催命符。
那个“大”字。
上海本地人说“大饼”，那个“大”字的发音是软糯的，带着江南特有的拖音。
但这中野久勇虽然是个中国通，可有些母语里的重音习惯是改不掉的。他把这个“大”字，说得特别重，像是日本人说中国话时特有的那种生硬和顿挫。
车上的乘客本来都要走了，听到这句话，猛地回过头，眼神像钩子一样钉在了中野久勇的脸上。
中野久勇被看得心里发毛，赶紧低下头，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他不知道的是，坐在车上的这位，根本不是什么普通乘客，而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名老刑警。
这老刑警是个老江湖了，耳朵那是相当的毒。
那一瞬间的口音破绽，就像是一道闪电，直接劈开了中野久勇的伪装。
再加上这几个月通缉令满大街贴，老刑警看着那个佝偻的背影，脑子里那张画像渐渐和眼前这个苦力重合了。
但他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让车夫继续拉车走了。
中野久勇还在为那两毛钱生闷气呢，根本不知道死神已经站在了他背后。
当天晚上，大批便衣警察悄悄包围了虹口区的一个破棚户区。
中野久勇正躲在那个漏风的破屋子里，手里拿着半个没吃完的大饼，还在算计着明天的生计。
门被一脚踹开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傻了。
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的脑门，他甚至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来得及升起。
经过审讯，身份确认无误。
这个在上海滩潜伏了三个多月，骗过了无数双眼睛的日本战犯，终于落网了。
消息传出来，整个上海滩都炸了锅。
老百姓们议论纷纷，谁能想到那个天天在桥头帮人推车、看着老实巴交的中年人，竟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那个因为口音暴露的细节，更是成了街头巷尾的笑谈。
千算万算，没算到一张大饼能要了命。

05

1948年4月8日，清明刚过没几天，上海的天空阴沉沉的。
提篮桥监狱的刑场上，中野久勇被五花大绑地押了上来。
这时候的他，早就没了当年在宪兵队时那种不可一世的威风。他面如死灰，两条腿抖得像筛糠一样，还得靠两个法警架着才能勉强站住。
周围围观的人群里，有不少是当年被宪兵队迫害过的家属，还有那些曾经跟他一起推过车的苦力。
大家看着这个曾经的恶魔，如今像条死狗一样跪在地上，心里头那股子恶气总算是出了。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中野久勇一头栽倒在泥地里。

那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脑袋，也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这事儿说来也是报应。
你想想看，当年他在上海滩作威作福的时候，那是怎么欺负中国人的？
结果呢？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像个奴隶一样，给中国人当牛做马，为了几毛钱累得像条狗。
这就是老天爷给他安排的结局。
让他亲身体验一下那些曾经被他视如草芥的底层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那个要了他命的“大”字，与其说是口音的破绽，倒不如说是他罪孽的回响。
那两毛钱的大饼钱，最后成了他去黄泉路上的买路财。
而那个曾经妄图奴役中国的侵略者，最后是以一个卑微苦力的身份，跪在了中国的土地上领死的。
这结局，看着真叫一个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