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才子宅家三年，称遭美国卫星监控，邻居说是神秘协议害了他

一个年轻人躺在床上，对着母亲大骂：“你怎么还不死去蠢婆，你别再来烦我了，哪有你这样当娘的”。

这个年轻人叫做谭伟明，曾是有名的复旦才子，然而大学一毕业，就在家啃老，3年来从未出过门，每天躺在床上等父母送饭，一言不合就对父母拳打脚踢。

他本有着光明的前途，为何会变得如此呢？这一切还要从谭伟明的小时候说起。

谭伟明出生于1989年，老家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父母都是靠着务农为生，日子过得很贫困。

上学后，谭伟明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但他非常喜欢画画，可是在父母的眼中，这却是不务正业的表现。

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仅仅能靠着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们深知生活的不易，对孩子的教育十分重视，希望儿子们能凭借文化改变命运，走出大山。

他们看着谭伟明沉迷于绘画，成绩又一般，心里满是焦虑。每次看到谭伟明在作业本上画画，都会严厉地批评他，甚至将他的画当作废纸扔到垃圾桶里。谭伟明只能趁着父母不在家时，偷偷的画。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高中，谭伟明的学习成绩还是不理想，但老师发现了他绘画上的天赋，就建议他将绘画当做主修的方向，将来还可以当做特长参加高考。

这一建议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为谭伟明和他的父母指引了新的方向。谭伟明的父母开始支持他画画。由于谭伟明之前的画画都是靠自己摸索，在基础知识方面还有所欠缺，父母还给他报了课外辅导班。

这使得谭伟明绘画水平不断提升，同学夸赞说：他握铅笔的姿势像握着一把刀，仿佛能把纸划开一道口子，让里面的世界蹦出来。

到了高三，他的绘画作品已经颇具水准，足以让他考上国内很多艺术院校。谭伟明心中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考上中国最好的美术学校，中央美术学院。

2007年，谭伟明参加高考，查询到成绩的那一刻，谭伟明的心凉了半截。他的专业课分数非常高，但文化课成绩很一般，远远达不到中央美术学院的要求，但父母和老师都为他感到骄傲，毕竟还有很多其他院校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在众多录取通知书中，谭伟明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收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谭家的场景像一场微型的悲喜剧。

大学的学费要28000元，这是他们家负担不起的。谭伟明对此深知肚明，但还没等谭伟明开口，父亲就说钱的事情不用他担心，他只管上学就行。

坐在旁边的弟弟也劝到：我们家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大学生，哥你一定不能放弃，我出去打工挣钱。

看着家人们坚定地眼神，谭伟明喉咙发紧，他知道学费就像是一杆秤，一头压着父母佝偻的背，另一头是他还没展开的人生。

他后来在日记里写：“我接过那叠用旧报纸包着的钱时，闻到了稻谷、农药和汗混在一起的味道。我突然希望自己不是个会画画的人，而是像弟弟一样，去广东的流水线上装零件，至少那样，秤砣不会这么沉。”

进入复旦大学后，谭伟明的绘画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他的绘画水平不断提升，作品在学校的展览中屡屡获奖，渐渐地，“复旦才子”的名头落在了他的头上，他也成为了同学们学习的榜样。

随着名声的积累，谭伟明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觉得自己活在聚光灯下了，可他的生活却是一团糟。

别的同学很多都来自富裕家庭，他们可以轻松地购买昂贵的绘画材料，参加各种艺术展览，而他来自农村，家庭条件困难，为了供他上学，父母和弟弟付出了太多，他必须要节省开支，精打细算。这种对比让他变得焦虑。

学校也考虑到了这点，给他的学费进行了减免，各种助学金和补助也优先对他发放，辅导员还会时常拍他肩膀时说“有困难一定要说”。

其他同学在得知谭伟明生活条件不好后，也会有意无意对其进行照顾，宿舍里的几位室友更是经常会拿出一些家乡的特产、零食来招待谭伟明，偶尔也会“顺手”多买一份盒饭。

这些善意，在谭伟明看来是在“施舍”“可怜”他，就是嘲笑、侮辱、看不起他。在这种扭曲心理的主导下，谭伟明的所作所为也逐渐变得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主要表现就是他越来越内向、越来越敏感，不愿跟别人沟通、交流，外界传递过来的任何信息，都会被他当成是攻击自己、侮辱自己的信号。

他的室友谈到一个细节：有次谭伟明在画布上涂了一大片沉郁的蓝色，室友开玩笑说“你这画得跟要下雨似的”，他突然扭头问：“你是不是觉得我这种人，只配画阴天？”

原本亲如兄弟的室友，因为谭伟明几次三番阴阳怪气的话语而变得分崩离析，甚至有人主动搬了出去，不愿意再与他同住。

大三那年，谭伟明的状态差到了极点，像一个炸药桶一样，一点就炸。老师没有办法，只能找来了谭伟明的母亲。

在办公室里，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啥，只知道谭伟明母亲签了一份神秘协议，之后就带着学校给的5000元钱，把谭伟明领回了老家。

回到老家的谭伟明，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初时，他只是沉默寡言，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与家人交流。母亲只能每天把饭放在门口，陶瓷碗底磕碰水泥地的声音，成了谭伟明感知时间的唯一刻度。

渐渐地，谭伟明变得暴躁易怒。他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就大发雷霆，将家里的东西摔得乱七八糟。母亲心疼他，想要劝他振作起来，可他却认为母亲是在指责他无能。

有一次，母亲小心翼翼地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谭伟明突然暴跳如雷，怒吼道：“你个蠢婆，就知道逼我，你懂什么！”说着还将母亲推倒在地。

有邻居提起原因说，是因为谭伟明母亲和学校签的拿钱的那份神秘协议害了他，这让谭伟明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母亲害了自己，还写下“不孝则兴，孝则亡。”

可不管怎么说，曾经那个孝顺懂事的儿子，如今变得如此陌生，谭伟明母亲都是心痛不已，只能打电话向电视台求助，希望有人帮忙劝一劝儿子。

记者来到谭伟明家时，他正躺在床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得知记者的来意后，谭伟明缓缓坐起身来，说出了一段惊人的话语：“自从2010年之后，我就被一颗美国卫星监视着，我能够感觉到他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头顶盘旋，窥探着我的生活。”

记者一脸惊愕，疑惑地询问他缘由。谭伟明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从大学开始，我就发现不对劲，总感觉有人在暗中盯着我。后来我才知道，是美国的卫星在监视我，只要我一下床，就会遭到冲击波袭击。”他言之凿凿，仿佛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谭伟明的这番惊人言论，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到震惊和困惑，也让大家对他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在记者的建议下，谭伟明的家人带他去医院进行了检查。

可这时候谭伟明却不愿意了，无奈之下，记者再次说道，你不是说你一直被监视么？我带你去到一个可以帮你躲开卫星的地方。听到这话，谭伟明才同意去医院。

经过专业医生的诊断，谭伟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医生说，长期的自卑、焦虑和压力，让他的大脑“造”出了一个敌人——卫星，这样他就不用承认“是自己撑不下去了”。“他不是疯了，是太累了，”主治医生跟我说，“他用幻觉当盾牌，把自己和那个让他痛苦的世界隔开了。

得知这一结果，家人既难过又自责，他们后悔没有早点发现谭伟明的问题。后面的日子里，谭伟明被强制留在了医院接受治疗。

从天才到“疯子”，谭伟明的经历令人无比惋惜，从被扔进垃圾桶的画，到被施舍的自尊，再到被协议“赎回”的人生，每一步看似为谭伟明好的推动，都在加重他脑海中那架“监视卫星”的重量。这枚卫星的名字，或许叫“家庭的全部希望”，叫“不能辜负的资助”，也叫“必须成功的才华”。

当爱变成沉重的道德债，当关怀异化为无法拒绝的施压，当一个人的价值只与“出息”挂钩，那么任何脆弱的心灵都可能被压垮。

现实生活中，谭伟明这样的不会仅仅只有一个，拯救他们最好的方法，不应该仅仅是把他们从“被卫星监视”的幻觉中拖出来，而是要拆掉那根早已对准他、名为“你必须完美”的发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