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受贿案中特定关系人的认定与辩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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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本文作者：汤源洋、何建红

前言

在共同受贿案件辩护实务中，“特定关系人”的认定是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核心分界点，而厘清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民事关系，往往是破解“共犯”定性困局的关键抓手。张某涉嫌受贿罪一案中，核心争议在于张某与王某的关系定性——若二者系真实合伙关系，则可直接切断张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李某“特定关系人”的认定基础，进而从根源上否定共同受贿的犯罪构成。本文结合该案核心事实、辩护逻辑及相关法律规定，深度拆解合伙关系在特定关系人共犯辩护中的核心价值与实操路径，为同类案件辩护提供参考。一

案情背景概述

本案核心人物为李某、张某、王某，三者间关系及涉案事实如下：

其一，人员基础关联。李某系国家工作人员，张某与李某为连襟关系，二人曾有合伙购车共用、张某代李某装修经营酒店及代持房产等民事往来；张某与工程从业者王某、案外人赵某长期存在合作，涉案行为围绕多项工程承揽及款项流转展开。

其二，控方指控核心逻辑。控方认为，张某与王某、赵某之间并非合伙关系，而是“请托-输送利益”关系，即由张某凭借自身人脉协助王某、赵某承揽工程，王某、赵某事后向张某支付“好处费”；同时指控张某利用与李某的亲属及民事往来关系，转请托李某利用职务便利或影响力为工程承揽提供协助，李某明知张某无施工资质、未实际参与工程管理却收取“好处费”，仍提供相关协助，致使张某获取巨额利益，二人构成受贿罪共犯，且作用地位相当，不区分主从犯，同时主张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共犯无需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占有、使用涉案财物。

其三，涉案款项争议。控方将张某与王某之间的银行转账差额认定为“好处费”，并据此主张该款项系非法收受的财物，而非合法收益。

针对控方指控，辩护方核心观点如下：其一，否定“好处费”定性。张某与王某系合法合伙关系，涉案款项均为合伙投资款、设备购置款及未结算的经营款项，并非非法收受的财物，双方存在明确的出资、经营及利润分配约定。其二，否定张某系李某的“特定关系人”。张某与李某的连襟关系仅为亲属身份表象，此前的合伙购车、代装修代持房产等均属独立民事协助行为，并非刑法意义上的“共同利益关系”，且该等往来与案涉工程无任何关联，不能作为认定特定关系人的依据。其三，否定共同受贿共犯成立。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张某与李某就“收受好处费”存在任何通谋，李某未参与张某与王某的合伙经营、未占有任何涉案款项，亦无证据证明其为案涉工程实施过谋利行为，不符合受贿罪共犯“主观通谋+客观协作”的法定构成要件。二

特定关系人认定的法定核心：

“共同利益关系”的实质界定

（一）法律对特定关系人的明确限定

根据《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规定，特定关系人特指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近亲属、情妇（夫）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该界定清晰排除了普通民事合作关系，核心在于“共同利益”的实质认定——需具备财产共有、利益共享等直接经济绑定关系，而非基于民事合同产生的一般协作关系。这一界定为司法实践中区分“合法民事关系参与人”与“特定关系人”提供了核心标尺。

（二）司法实践中认定的关键标尺

1.近亲属范围以法律规定为限，非法定近亲属关系不能直接推定特定关系成立；

2.“共同利益”需指向直接经济关联，纯粹情感联络、普通工作往来或亲属间一般协助，不构成认定依据；

3.特定关系人认定需遵循“身份优先于行为”原则，先通过民事证据证实身份关联，再审查是否参与受贿行为，禁止以“存在资金往来”“有一定关联”等表面事实反推特定关系成立。三

合伙关系阻断特定关系人认定的核心逻辑：从民事本质到刑事边界

本案核心争议聚焦于两点：一是李某与张某的“特定关系”是否成立；二是张某与王某的关系为“合伙”还是“好处费输送”。控方在事实认定上存在两处关键偏差：其一，将“亲属身份+日常协助行为”直接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共同利益关系”；其二，将张某与王某的合伙关系扭曲为“请托-中间联络-受贿”的权钱交易关系，进而推定共同受贿成立。而辩护的核心突破路径，正是针对该等事实认定偏差逐一反驳：通过完整证据链还原张某与王某的合伙本质，否定“好处费”定性；拆解控方认定“共同利益关系”的事实依据，否定张某的特定关系人身份；最终切断李某与张某的共犯关联，从根源上否定犯罪构成。

（一）合伙关系的核心特征：否定“特定关系”的法定基础

1.共同出资的真实性：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合伙出资形式包括货币、实物、劳务等多种类型，并非仅限货币出资。本案中，张某既以货币出资购买装载机、罐车、搅拌机等工程设备，且该等设备均实际投入二人合作的工程项目；同时通过工地管理、纠纷处理、设备维修等劳务付出参与合伙，符合劳务出资的法律规定。王某的日记账本明确记载张某在青山嘴项目出资4万元、绿水湾项目出资1万元，且二人早年经营砖厂的出资已转化为后续工程项目的原始出资，双方约定股份各占50%，完全符合“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伙核心特征。控方无视前述客观出资事实，将张某的出资行为错误认定为“无实际出资”，进而将款项定性为“好处费”，明显违背民事合伙意思自治原则——合伙协议既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约定，认缴出资亦属法律允许的合伙启动模式。

2.共同经营的实质性：共同经营、共同管理是合伙关系成立的核心要件，也是区分合伙与“好处费输送”的关键。本案中，张某实际深度参与工程全流程管理，涵盖砂石料、水泥等核心物料采购，施工队伍组织与现场指挥，司机溺水、工人工伤等突发纠纷处理，为员工购买保险、预付工作人员工资，以及工程质量验收与款项结算等关键事务，该等事实有多名施工队负责人、现场管理人员的证言及施工记录相互佐证。前述深度参与经营的行为，不仅与控方认定的“未实际参与管理”完全相悖，更与特定关系人“被动收受利益、不参与实际事务”的典型特征存在本质区别。

3.利益分配的约定性：张某与王某明确约定“工程盈利后先扣除双方投资款，剩余部分再按约定比例分配”，该约定完全符合合伙关系“先回本再分红”的常见模式，与受贿案件中“无对价收受好处费”的权钱交易特征存在本质差异。更为关键的是，涉案工程存在大量未结款项，其中滨江新区移民安置项目未付工程款800余万元，环湖路升级改造工程未结款项400余万元，总未付工程款达1200万元左右，工程利润尚未最终确定。控方在利润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仅凭双方转账差额推定“好处费”数额，完全无视合伙经营的风险属性和结算规则，缺乏扎实的事实基础。

（二）合伙关系对特定关系人认定的阻断效应

1.否定“共同利益关系”的真实性：控方以“连襟关系+合伙购车、代装修代持房产”为由认定共同利益关系，本质是混淆了“日常民事协助”与“刑法意义上的共同利益”。一方面，连襟关系虽属亲属身份范畴，但身份本身不必然等同于“共同利益关系”，需具备财产共有、利益共享等实质经济绑定；另一方面，合伙购车、代装修代持房产等行为，要么是独立的民事协作行为，要么是亲属间的无偿协助，均与案涉工程无任何关联性，不能成为认定张某系案涉受贿行为中特定关系人的依据。更为核心的是，现有证据显示李某未参与张某与王某的合伙经营，未投入任何资金、未参与任何管理决策，亦未从二人合作项目中获取任何收益；张某的所有收益均来源于自身出资和劳务付出，与李某的职务行为无任何对价关联，二者不符合法定“共同利益关系”的核心要件。

2.排除“利益输送”的可能性：合伙关系中，资金往来是基于投资、结算、分红的民事行为，与受贿案件中“请托-谋利-送财”的权钱交易链条完全不同。张某与王某的银行转账差额，本质是未结算的合伙款项，而非一审认定的“好处费”。一审无视工程利润尚未确定的客观事实，未通过法定司法鉴定程序核查款项性质，仅凭主观推算认定“好处费”数额，完全违背《监察法实施条例》中“涉案财物认定需经法定司法鉴定”及《刑事诉讼法》“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四

辩护实务路径：

以合伙关系为核心的三层突破策略

第一层：夯实合伙关系证据链，从根源否定特定关系

1.全面举证出资事实：收集设备购买发票、银行转账记录、王某的日记账等，证实张某货币出资的真实性；通过施工日志、设备使用记录等，证实出资设备实际用于合伙工程；同时针对控方认定的“未实际出资”，逐一反驳，明确出资形式的合法性及出资行为的真实性。

2.固定共同经营证据：通过施工队负责人、现场管理人员的证人证言，物料采购合同、纠纷处理记录、工资预付凭证等，构建张某参与经营管理的完整证据链，直接反驳控方“未实际参与管理”的认定，体现“共同决策、共同执行”的合伙特征。

3.明确合伙约定细节：通过当事人陈述、知情人证言等，还原二人关于出资比例、管理分工、利润分配的口头约定，印证合伙关系的合意性；同时针对控方“无共同投资、经营、利润共享”的认定，逐一对应举证，打破控方的事实推定。

第二层：否定共同受贿的主观故意，切断共犯构成要件

1.强调无“通谋”事实：根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受贿罪共犯要求行为人之间存在“通谋”，即明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仍共同收受财物。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明张某与李某就“收受好处费”存在通谋，李某未占有任何合伙款项，也未参与张某与王某的合伙事务，更无证据证明其对所谓“好处费”知情并认可，完全不符合“共同故意”的主观要件，直接反驳控方“主观上有共同受贿故意”的认定。

2.区分“独立利益”与“共同受贿利益”：张某的核心利益诉求是与王某的合伙项目盈利，该利益指向民事合作成果，与李某的职务行为无任何主观关联；现有证据显示，王某从未向李某作出过请托意思表示，李某也未实施过利用职务便利为涉案项目承揽、推进、结算提供便利的行为，甚至对张某与王某的合伙细节不知情，从对合犯角度完全切断了“行贿-受贿”的逻辑链条，自然不存在张某与李某的共犯问题。

第三层：挑战涉案款项性质认定，否定受贿数额的合法性

1.质疑数额计算的科学性：一审以“工程总价款推算利润，再以转账差额认定好处费”的方法，缺乏司法鉴定支持。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刑事证据需达到“确实、充分”标准，监委与检察院并非专业鉴定机构，其推演数据不具有法定证明力；

2.强调款项的民事属性：涉案款项本质是合伙投资款与未结算的经营款项，而非受贿赃款。涉案工程存在大量未付工程款、农民工工资及材料款尚未结清，在利润未确定的情况下，将转账差额认定为“好处费”，完全无视民事交易的客观事实。五

辩护启示：民事关系厘清在职务犯罪辩护中的核心价值

张某案的辩护逻辑充分表明，在共同受贿案件中，当涉案行为存在民事表象（如合伙、投资、借贷），且控方基于身份关联、表面资金往来推定特定关系及共犯时，辩护的首要任务是还原民事法律关系的真实性，针对性反驳控方事实认定，以此切断特定关系人的认定基础，进而否定共犯关系。

1.坚守“先民事后刑事”的辩护思路：职务犯罪辩护中，若当事人与涉案人员存在民事关系，应优先通过民事证据证实关系合法性，再反驳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民事关系的成立，往往能直接否定刑事犯罪的核心前提（如特定关系人身份、权钱交易对价等）；

2.严格区分民事行为与刑事行为的边界：民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自治、等价有偿、风险自担，而刑事犯罪的核心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在本案中，合伙关系的出资、经营、分配等行为均符合民事法律规定，无任何刑事违法性可言；

3.精准适用证据标准：刑事诉讼要求“排除合理怀疑”，而民事关系的证据链若能形成完整闭环，就能对控方的刑事指控形成合理怀疑。本案中，工程未结算、利润不确定、出资与经营证据充分，均能证明控方认定的“受贿事实”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符合“疑罪从无”的刑事原则。

在共同受贿案件的特定关系人辩护中，合伙关系并非简单的“民事抗辩”，而是从根本上否定犯罪构成的核心辩护策略。张某案的实践表明，面对控方基于身份关系、表面行为推定的特定关系及共犯认定，只要能通过充分证据证实民事关系的真实性与合法性，针对性拆解控方事实认定的漏洞，就能有效阻断特定关系人的认定，进而否定共犯关系的成立——这既是对民事法律秩序的尊重，也是刑事辩护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核心体现。

作者介绍

汤源洋

京师律所高级合伙人

京师律所资产优化法律事务部主任

京师律所（全国）青工委法律实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京师律所（全国）商事仲裁委员会理事

京师律所（全国）破产与并购委员会理事

执业擅长：

刑事辩护与控告、重大民商诉讼仲裁、公司股权与资产案件。

学习经历及从业资格：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本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MPA），具有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工程造价专业背景，持有律师资格、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

工作履历及从业经验：

2010-2020年期间，先后在律所及企业从事法律工作。

某律所（全国）交通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主要参与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医疗过错等人身损害侵权类案件办理；

北京市文化产权交易中心（国企）中国书画交易平台法务总监，业务涉及：资产证券化、二级市场投资、著作权保护、大宗交易等；

新疆陆铁港集团有限公司（国企）法务经理，业务涉及：供应链管理、融资租赁、物流仓储以及集团公司法人治理等；

北京汇诚金桥国际招投标有限公司（北京市委、市政府及相关行政和事业单位招标业务合作单位）综合法务部负责人兼任保密办主任，业务涉及：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曾参与财政部关于修订政府采购法的专家研讨会并发表意见；曾参与北京市委、市政府及区级政府信息化国产替代项目的组织采购活动；曾参与北京冬奥会供应商招投标等相关法律事务。

何建红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京师律所（全国）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高级企业合规师

专业领域：

何建红律师拥有10 年企业法务经验，曾任职中韩合资企业地区法务负责人、上市公司法务经理，深耕刑事辩护、民商事仲裁诉讼、知识产权、公司企业法律服务四大领域，凭借专业能力与负责态度获客户广泛好评。

刑事辩护方面，成功代理某县县长受贿案、国企领导贪污受贿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协助组织偷越国边境罪等多起案件；

民商事及知识产权领域，经办北京某图书公司批量合同纠纷，北京某上市公司与相关主体的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案，天堂超市酒吧商标维权案，上市教育公司与出版社的著作权侵权批量纠纷，以及上市公司员工、CEO 劳动争议等案件；公司法律服务板块，为多家企业提供常年及专项法律顾问服务，并为国企等单位开展法律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