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德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失望程度,简直透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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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曾被称为“欧洲发动机”的老牌工业国,甚至已经被自己的媒体贴上了“病夫”的标签。
德国《世界报》刊登了一篇由德国老知识分子乔菲撰写的长文,直接给德国经济开出了一张“病危通知书”,文章一出,在德国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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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菲可不是一般的评论家,他曾在哈佛和斯坦福任教,算得上是德国主流智库圈的代表人物,他的观点一向犀利,这次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德国的问题正在从根上烂起,全篇没有什么修辞手法,就是把一堆数字和现实摆出来,让人看完之后打心眼里感到不安。
他在文章开头就提到了一个对比,说二战的时候,德国铁路白天被盟军炸得七零八落,但到了晚上竟然还能修好,那时候的德国人拼劲十足,效率高得吓人。
而现在的德国铁路,一年到头没几天准点的,长途列车一半以上都晚点,不是因为有人来炸,也不是因为自然灾害,而是内部管理崩了,维修不及时、人手不足、设备老化没法更新,一个如此讲究精密和纪律的国家,现在连准点发车都成了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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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的问题不是个例,它其实映射的是德国整个系统的疲软,不只是铁路,大众汽车也开始裁员了,这家曾经代表德国制造业荣耀的企业,宣布要削减不止一个工厂的岗位,数万人面临失业,这要放在十年前,根本不敢想象。
不仅企业在裁员,德国的人才和资本也在往外跑,有人形容现在的德国像是地震前的森林,动物们都开始悄悄逃命,但问题是,这不是地震,而是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乔菲把这种状态称为“全险国家综合症”,什么意思?就是国家把所有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照顾得妥妥当当,不管你有没有能力工作、生不生病、愿不愿意付出,国家都会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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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很有安全感,但代价就是国家要从经济中拿走大量资金,去养活这个庞大的系统,原本可以用来搞科研、建基础设施、支持创新的钱,全被拿去发福利了。
这笔账其实挺简单的,上世纪初,德国政府从经济中抽走的钱大概只占整体产出的十分之一,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一半,而这些钱大部分都流进了社会福利系统,比如养老金、失业金、医疗补贴等,几十年下来,德国形成了一种“你只要活着,国家就得负责到底”的模式。
问题是,这个模式在经济高增长时期还能维持,一旦经济放缓,矛盾就暴露了,德国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出口红利不断、制造业独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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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竞争加剧,能源成本飙升,欧洲市场增长疲软,靠出口拉动的模式已经走不通了,但福利的开支却丝毫没有减少的意思,反而越来越重。
对企业来说,这种环境越来越不友好,不光要交高税,还得应对各种复杂的审批、监管、环保政策,搞个新项目动辄几年批不下来。
有些企业干脆选择把投资砸在国外,比如巴斯夫就在中国大连投了个巨大的化工项目,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审批效率高、政策稳定、能源成本低,对比之下,德国的营商环境让人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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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能源政策也是一大问题,当年默克尔推动“能源转型”,把核电关了,想靠风电和太阳能搞绿色环保,这个出发点不错,但实施起来问题重重,现在德国的电价是全欧洲最贵的,工业用电成本是美国的两倍还多,企业用不起电,产品成本自然高,竞争力自然下降。
德国人为了环保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别的国家并没有跟上他们的节奏,工厂搬到别的地方,污染也没减少,只是换了个地方排放而已,关键是德国自己的产业链却被拆得七零八落。
曾经靠制造业立国的德国,现在面临的是产业空心化,德国人擅长的是高端装备、汽车零部件、精密仪器,可这些东西的利润早已被压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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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数字化、人工智能这些新兴技术领域,德国却几乎没有存在感,在互联网、芯片、生物科技这些领域,德国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
这种落后绝非一天造成的,而是长期忽视改革、过度依赖传统优势的结果,德国政府宁愿花时间制定各种环保标准、社会政策,也不愿意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乔菲在文章里提到了一段历史,说德国上一次大病是在本世纪初,当时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高得吓人,后来施罗德政府推了一套叫“2010议程”的改革措施,砍福利、放宽劳动力市场、鼓励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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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他被骂得很惨,但事后证明这些改革救了德国,从2005年到2015年,德国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一路下降,成为欧元区最稳的经济体。
但问题是,这种“动手术”的政府现在已经不见了,无论是现在的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不太敢触碰福利系统这个“高压线”,谁要是提削减福利,马上就会被舆论围攻,选民也不会买账,政客们为了保住选票,只好继续维持表面的繁荣,哪怕底下已经千疮百孔。
这种状态让人很难不想起当年的中国,清朝末年,表面上看起来国泰民安,实际上积贫积弱,当时的朝廷也试图改革,也搞新政,但太晚了,系统已经病入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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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今天的很多问题,和当年的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处,曾经的优势变成了包袱,曾经的制度变成了枷锁。
不仅如此,现在的德国还有欧盟这个“大家庭”的束缚,一大堆统一标准、协调政策让德国在很多时候不得不顾及整体利益,不能做出最快最直接的决策。
欧盟内部的政治博弈也让德国的政策推进变得更加复杂,比如在对待能源进口、难民接收、财政分摊等问题上,德国都成了“冤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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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德国的教育和科研系统也面临问题,虽然德国有一批历史悠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但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效率和产出远远不如中美。
很多年轻人更愿意去读文科、社会学,而不是工程或计算机,企业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人才,只能从国外引进,可移民政策又不够灵活,人才引进成本太高。
对比之下,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持续加大对高科技的投入,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无论是高铁、核电,还是芯片、新能源,中国都在追赶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而德国却在原地踏步,甚至有些地方开始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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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德国还没有到崩溃的地步,但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如果不能尽快下决心改革,继续依赖那套过时的模式,只会越来越难以应对未来的挑战,乔菲在文章的最后提到,德国现在最缺的不是资金、不是技术,而是一种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
从“世界工厂”到“欧洲病夫”,这个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也不是不可逆的,但如果不正视现实,什么都不做,那就真的是“温水煮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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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曾经以系统、纪律和效率闻名,现在却被系统、纪律和效率反噬。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黑色幽默吧。
参考资料:
德国福利模式面临多重挑战,2025-09-22,海外网
德国福利体系陷困局,欧洲福利神话走向终结,2025-09-02,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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