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区域协同的生态之问：首都如何定义京津冀的协同创新规则？

【北京】区域协同的“生态之问”：从“资源虹吸”到“生态辐射”——首都如何定义京津冀的协同创新规则？

摘要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与正在建设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长期以来对京津冀区域乃至全国的高端要素形成显著的“虹吸效应”。这种以单极集聚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在快速提升北京自身能级的同时，也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并面临资源环境约束的刚性天花板。本报告的核心命题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纵深阶段、北京强调“减量发展”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建设的新时代，北京的角色必须从“资源虹吸者”升维为“生态辐射者”。这一转型的本质，是北京能否超越传统的要素输出与产业转移逻辑，转而主导设计并运营一套驱动区域整体创新能级跃升的“协同创新规则体系”。报告构建了“权力-知识-价值”三流分析框架，指出协同规则应致力于实现创新决策权的结构性分享、默会知识的网络化流动与创新价值的区域性循环。诊断表明，当前京津冀协同面临“行政权力梯度固化”、“知识流动单向化”与“价值捕获外部化”三大深层梗阻。基于多层级治理理论、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与制度创新理论，本报告提出北京应牵头构建“京津冀创新共同体”。具体路径包括：设立“京津冀共性技术研发与开源总院”、设计“基于贡献值的区域创新券跨域流通与结算系统”、以及建立“未来产业场景开放与监管沙盒联盟”。这一系列制度设计旨在将北京集聚的中央资源、国家级平台与前沿探索能力，转化为可供区域共享的“创新公地”与“规则基础设施”，从而将京津冀区域从地理毗邻的“行政集合体”，重塑为制度联结的“创新生命共同体”。

引言：首都功能的再定义与区域协同的“阿喀琉斯之踵”

北京的城市发展，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一方面，“四个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特别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目标，要求北京汇聚全球顶尖智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孕育未来产业形态。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又要求北京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这两大战略目标在逻辑上存在深刻张力，其交汇点构成了本报告探讨的焦点：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与高质量发展“软要求”的双重背景下，北京如何超越以项目投资、企业搬迁、园区共建为代表的传统协同模式，找到一种更高级、更可持续的“赋能式协同”路径？

过去十年，“虹吸效应”是对北京与周边关系最准确的刻画。顶级的大学、科研院所、央企总部、金融机构、高科技企业以及与之伴生的顶尖人才，如同受到强引力作用般向北京聚集。这种集聚在短期内创造了北京的经济奇迹与创新高地，但长远看，却导致了京津冀区域内部显著的“中心-边缘”结构。天津、河北的大量地区在产业链中处于配套和从属地位，创新能力与价值捕获能力薄弱，形成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窘境。即便有部分产业疏解，也往往只是生产环节的空间位移，而非创新功能的有机扩散。

因此，北京面临的挑战是系统性的：在物理空间无法无限扩张、甚至需要“减量”的前提下，如何将自身过于密集的创新能量“辐射”出去，并在此过程中，不是简单地“给予”或“转移”，而是“赋能”并“重构”整个区域的创新生态？答案不在于输送更多的“鱼”，而在于共同设计与建造更先进的“渔场”及其“捕捞规则”。这意味着，北京需要从“创新资源的垄断性占有者”，转变为“区域创新规则的共同定义者与核心供给者”。这种规则，不是行政命令，而是一套能够激励多元主体自发合作、公平分配风险与收益、促进知识高频流动与重组的制度软件与数字协议。

本报告认为，北京引领京津冀协同创新的下一程，其核心任务是完成从“虹吸”到“辐射”的范式革命。这场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北京能否运用其独特的政治、智力与平台优势，为京津冀区域设计一套前所未有的、能够激发网络效应的“协同创新操作系统”。

第一部分：理论框架——解构“虹吸效应”，定义“生态辐射”的规则内核

要构建“生态辐射”模式，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厘清“虹吸效应”的生成机制，并明确“辐射”所依赖的规则体系应具备何种全新属性。

1.1 “虹吸效应”的制度性根源：单一中心化的创新治理结构
“虹吸效应”并非市场自发结果的简单叠加，其背后是一套深嵌于体制中的“单一中心化”创新治理结构。这一结构具有三个特征：

决策权的金字塔型集中：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重要产业政策、关键资质审批、大型金融资源的核心决策节点高度集中于北京。这迫使寻求突破的创新主体必须“进京”以接近权力与信息源头，形成了“创新寻租”的地理刚性。

知识验证与价值评价体系的单极垄断：何为“前沿”？何为“高水平”？何为“成功”？这些定义科技创新方向与价值的标尺，很大程度上由位于北京的顶尖高校、核心期刊、部委下属评估机构及总部型投资机构所掌握。这导致区域创新活动不得不向北京定义的“标尺”看齐，抑制了基于本地产业特色的差异化创新路径。

创新基础设施的等级化分布：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大型技术检验检测平台等“创新重器”主要布局于北京。这些设施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弱的特点，但其使用权限、机会成本与对接渠道无形中设立了高门槛，使得非京创新主体难以平等、便捷地利用这些国家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源。

这套结构如同一个引力巨大的“黑洞”，将区域的能量持续向内吸收。协同政策若只在边际上调整（如建设交通网络、放松部分市场准入），而无法撼动这一深层结构，则难以从根本上扭转虹吸惯性。

1.2 “生态辐射”的规则体系：权力、知识、价值的三流重构
“生态辐射”模式旨在构建一个“多中心、网络化、分布式”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其有效性依赖于对“权力流”、“知识流”与“价值流”三大核心要素的流动规则进行系统性重构。

权力流的重构：从“集中决断”到“共识治理”。这并非削弱北京的必要协调职能，而是将一部分涉及区域协同的具体创新决策权，从北京的行政系统内部，转移到由京津冀各方代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共同组成的区域性治理机构中。例如，设立“京津冀科技创新共同基金”，其项目指南制定、评审、立项决策由三方专家共同参与；建立“区域技术标准联合工作委员会”，共同制定和推广跨域应用的产业标准。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创新决策权的结构性分享。

知识流的重构：从“单向输送”到“网络化共生”。知识，尤其是难以编码的“默会知识”，是创新的源泉。生态辐射要求打破知识从北京“高地”向周边“洼地”单向流动的旧模式，构建一个多向、高频、场景驱动的知识交换网络。这需要规则保障：建立区域性“知识产权共享与跨境运营平台”，探索知识产权共有、收益共享机制；推行“创新券”的跨域通用通兑，鼓励河北、天津企业购买北京的高端研发服务，同时反向激励北京机构深入津冀产业现场，从真实问题中获取研发灵感。

价值流的重构：从“外部化捕获”到“区域性循环”。当前，许多在北京研发、在津冀制造的产品，其核心利润（品牌、研发、销售）最终回流北京或在域外结算，津冀主要获得加工费与税收分成，价值捕获能力弱。生态辐射规则需设计区域性价值循环机制。例如，建立基于区块链的“京津冀产业创新贡献溯源系统”，对产业链各环节（研发在北京、中试在天津、量产在河北）的实质性贡献进行记录与度量，并以此为基础设计更合理的区域间税收分享、产值统计与收益分配模型，让价值在区域内更公平地循环与增殖。

1.3评估协同创新生态的“网络密度-枢纽功能-制度厚度”三维模型
为诊断现状与衡量辐射效能，本报告构建一个三维评估模型：

维度一：跨域创新网络密度。衡量京津冀三地创新主体（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之间建立正式与非正式合作联系的强度与广度。具体指标：跨行政区联合申请专利数量、合作发表论文数量、企业间基于供应链的技术协作频率、人员短期互访与兼职的常态化程度。

维度二：北京的枢纽功能能级。衡量北京在区域网络中扮演的角色是“终端”还是“枢纽”。终端意味着资源只进不出或少出；枢纽意味着资源的汇聚、加工与再分发。具体指标：北京的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向津冀单位开放机时占比、北京投资机构对津冀创新项目的投资额与活跃度、北京高校在津冀设立实质性创新平台（非简单分校）的数量与质量。

维度三：区域性制度厚度。衡量京津冀区域层面（而非各省市独自层面）存在的、专门用于促进协同创新的机构、协议与规则的数量、质量与执行力。具体指标：常设性区域协同创新管理机构（及其预算与事权）的完备性、跨域通用政策工具（如创新券、人才绿卡）的覆盖范围与使用便利度、区域性技术标准与行业规范的共同发布数量。

一个健康的“生态辐射”模式，应表现为高水平的网络密度、北京作为高能级枢纽以及深厚的区域性制度厚度，三者相互增强。

第二部分：京津冀协同现状诊断——“物理叠加”与“化学融合”的鸿沟

将京津冀协同现状置于上述理论框架下审视，可以发现，尽管在交通互联、产业转移、环境共治等“物理层面”取得显著进展，但在创新系统的“化学融合”层面，仍面临深层次障碍。

2.1权力流：行政壁垒下的“决策孤岛”与“政策悬崖”
京津冀分属三个省级行政区，其行政层级、财政体系、考核目标各异，构成了协同最坚实的壁垒。

“决策孤岛”现象：涉及重大创新资源布局、核心政策制定的关键决策过程，仍主要在各省市内部闭环运行。虽然建立了高层协调机制，但常态化、事务性的协同决策平台权威性与执行力不足。一个需要三地共同支持的跨区域创新项目，往往面临漫长的协商与妥协，决策成本高昂。

“政策悬崖”效应：北京依托首都地位，能够出台力度空前的人才、资金、税收政策，形成“政策高地”。而津冀，特别是河北，受制于自身财力与发展阶段，难以进行对等或衔接的政策匹配。这导致即使有疏解意愿，企业或人才一旦离开北京，便可能面临巨大的政策落差，削弱迁移动力。三地政策更多是“各自优惠”，而非“无缝衔接、互补增强”。

2.2知识流：单向衰减的“知识势差”与断裂的“转化链条”
北京与津冀之间存在的巨大“知识势差”，目前主要表现为单向、衰减的流动。

知识溢出的“距离衰减”：北京的科技创新成果，其辐射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加而迅速衰减。许多基础研究成果沉淀于北京的实验室与论文中，与津冀庞大的产业转型需求之间，缺乏高效的“翻译者”与“变压器”。北京的智力资源对津冀产业的理解深度不足，而津冀企业对接北京前沿科技的渠道与能力有限。

转化链条的“区域性断裂”：完整的创新链条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试放大、产业化。北京强于前端（基础与应用研究），津冀具备后端（产业化）的产能与空间。然而，关键的“中试放大”与“工程化开发”环节，在区域内是薄弱甚至断裂的。北京缺乏中试空间与成本容忍度，津冀缺乏承接中试的技术团队与风险投资机制。这使得许多成果要么在京“沉淀”，要么越过京津冀直接到长三角、珠三角寻找产业化伙伴。

2.3价值流：基于GDP考核的“零和博弈”与创新价值的“外部化”
现行行政管理与考核体制，使协同在深层次上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色彩。

GDP与税收考核下的博弈：企业迁移带来的GDP与税收归属问题，是区域间最现实的博弈焦点。尽管有分享机制探索，但如何科学度量研发、品牌、生产等不同环节对最终价值的贡献，并据此进行跨区域分配，缺乏公认、透明、可信的规则与技术手段。这导致合作中充满猜忌与保留。

创新收益的“域外结算”：许多从京津冀区域成长起来的创新企业，在获得风险投资、走向资本市场时，往往将融资主体、财务结算乃至最终上市地点放在北京或更外部的金融中心（如上海、深圳、香港）。这意味着，区域协同培育的创新果实，其最丰厚的财务价值并未留在区域内循环，而是被外部资本市场捕获，区域更多承担了创新早期的成本与风险。

第三部分：生态架构路径——构建“京津冀创新共同体”

北京引领的“生态辐射”，必须通过一系列大胆的制度创新与平台建设，将三地从“行政邻居”变为“创新合伙人”。本报告提出构建“京津冀创新共同体”的总体构想。

3.1共同体治理基石：设立法定化的“京津冀科技创新理事会”
超越现有的议事协调机构，推动设立一个具有明确法律地位、财政预算和部分事权的“京津冀科技创新理事会”。

组成与职权：理事会由三地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国家部委代表、知名科学家与企业家代表共同组成。其核心职权包括：编制和实施《京津冀科技创新共同体发展规划》；管理“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基金”；协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制定并监督执行跨区域的协同创新政策包。

关键突破：理事会下设的“共同基金”是关键抓手。基金资金来源由中央财政、三地财政按比例出资，并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基金的投资决策彻底脱离单一省市的控制，由理事会下设的专业投资委员会依据区域创新战略进行独立决策，重点支持跨行政区、跨创新链环节的联合攻关项目。

3.2核心赋能平台：京津冀共性技术研发与开源总院
瞄准破解“转化链条断裂”难题，由理事会牵头，联合三地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共同组建一个实体化运行的“京津冀共性技术研发与开源总院”。

功能定位：总院不追求发表高水平论文，其核心使命是从事“竞争前”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工程化解决方案供给。它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新能源等未来产业领域，针对津冀产业转型升级中面临的共性技术瓶颈，组织力量进行集中攻关。

开源与共享机制：总院产生的技术成果，除非涉及国家安全，原则上以“开源硬件”或“开源软件”的形式向京津冀区域内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开放。企业可以免费或以极低成本获取这些经过中试验证的模块化技术方案，加速其产品开发。总院的运营经费主要来自共同基金和社会捐赠，其成功标准不是技术许可收入，而是其开源技术被区域企业采纳的广度和由此催生的新产业规模。

3.3关键制度创新：基于贡献值的区域创新券跨域流通与结算系统
设计一套数字化的激励与价值衡量系统，打破政策壁垒，促进知识流动。

系统设计：发行全域通用的“京津冀创新券”（数字凭证）。津冀企业可使用创新券购买北京的高校、科研院所、第三方研发服务。北京的服务提供方在收到创新券后，可向系统结算，换取货币资金。

贡献值计量与结算：结算资金来自共同基金。系统的核心创新在于引入“贡献值”算法。不仅结算企业购买服务的行为，当北京的研发人员深入津冀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津冀企业为北京的研究提供真实的试验场景与数据时，这些行为经认证后也可积累“贡献值”。贡献值可作为获得更多创新券额度、优先参与共同基金项目、享受其他区域政策优惠的依据。这套系统将隐性的、非货币化的协同贡献显性化、可计量化，建立起复杂的、多向的激励网络。

3.4前沿规则试验：未来产业场景开放与监管沙盒联盟
利用北京在探索未来产业监管规则方面的先行优势，将其拓展为区域共享的“制度试验场”。

联盟运作：由北京市相关部门牵头，联合天津、河北的对应部门及前沿企业，组建“京津冀自动驾驶监管沙盒联盟”、“京津冀细胞与基因治疗临床研究伦理协同委员会”等。

规则协同：在联盟内，共同研究和制定相对统一的、适应技术特性的监管框架与伦理准则。例如，在京津冀高速路网划定统一标准的自动驾驶测试路段，认可共同的测试数据与评估结果；对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建立区域内伦理审查的互认机制。这避免了企业在三地面临截然不同的监管要求，降低了合规成本，使京津冀能够作为一个整体，为未来产业提供更友好、更一致的创新环境，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在此聚集并率先商业化。

从“首都经济圈”到“国家创新共同体”——北京的时代使命

北京从“资源虹吸”到“生态辐射”的转型，其意义远超出解决一个区域的发展平衡问题。这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中心城市功能与区域治理模式的一次重大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这场转型要求北京完成三重历史性的角色超越：在发展理念上，从追求自身绝对优势的“单体卓越”，转向追求区域整体竞争力的“系统繁荣”；在功能担当上，从汲取资源的“心脏”，蜕变为输送养分与规则的“大脑”与“神经中枢”；在治理境界上，从依靠行政等级的“命令协调”，进化到依托制度与规则的“共识治理”与“生态运营”。

“京津冀创新共同体”的构想，是为履行这一使命设计的系统化方案。其最终目标，不是要削弱北京的首都功能，恰恰相反，是要通过建立一个更健康、更有活力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来巩固和提升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根基与辐射力。当天津的先进制造车间能够无缝调用北京开源总院的算法模块，当河北的产业转型项目能获得基于贡献值算法的精准金融支持，当一项颠覆性技术能在京津冀一体化的监管沙盒中快速迭代时，“京津冀”将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将成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品牌。

这将是北京作为首都，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能作出的最深刻贡献之一：不仅成为一个强大的“城市”，更成为一个伟大“区域共同体”的奠基者与建筑师。通过定义协同创新的规则，北京将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京畿篇章”。

本文是狮也咨询《思想领袖系列》区域产业篇之一，旨在引发行业前瞻性思考。欢迎交流，拒绝任何形式的剽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