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甲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再审改判无罪的逻辑及启示

企业家腐败犯罪典型案例解析（四）：张某甲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再审改判无罪的逻辑及辩护启示

本文作者：安鸿鹏

(2018)最高法刑再3号

在民营经济参与市场竞争、争取政策支持的实践中，企业经营行为的 “违规性” 与 “刑事违法性” 界定始终是司法裁判的核心难点。部分企业因经营不规范出现的行政违规行为，往往与刑事犯罪的表面特征存在交叉，容易导致罪与非罪的认定偏差。张某甲案以 “三项罪名指控、再审全面改判无罪” 的裁判结果，成为区分行政违规与刑事犯罪的典型样本。案件涵盖国债技改贴息资金申报、企业股权收购中的利益输送嫌疑、单位间资金流转等多重复杂经济场景，既彰显了司法机关坚守 “罪刑法定、主客观相一致” 原则的审慎立场，也为民营企业家规范经营边界、防范刑事风险提供了重要指引，更为法律实务界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清晰的辩护逻辑参照。

案情简介

原审被告人张某甲系某甲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单位为某甲公司，原审被告人张某乙系某甲公司行政总监。案件涉及三项核心指控罪名，历经一审、二审、再审三审程序：

一、指控事实与原审裁判

1.诈骗罪指控：2002年初，张某甲、张某乙商议以某乙公司下属企业名义，为某甲公司申报物流项目和信息化项目两项国债技改贴息项目，申报材料中物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所附土地规划文件不规范。项目获批后，某甲公司通过签订虚假设备采购合同、开具虚假发票获得信息化项目贷款1.3亿元用于经营，物流项目因客观原因未在原址实施但已异地推进。2003年，某甲公司通过某乙公司取得两项项目国债技改贴息资金3190万元，用于归还公司其他贷款，该款项案发后被追缴。

2.单位行贿罪指控：一是2002年某甲公司收购某社所持某丁公司股份后，经张某甲安排，通过关联公司以报销费用方式向某社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赵某支付30万元；二是2003年某甲公司收购某戊公司所持某丁公司股份过程中，经陈某提议，张某甲同意支付500万元好处费给某戊公司总经理梁某，后在梁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李某公司账户支付该笔款项，梁某明确拒绝接受。

3.挪用资金罪指控：1997年，张某甲与某丁公司董事长陈某、某庚公司董事长田某共谋，将某丁公司4000万元资金转至某甲公司关联公司账户申购新股谋利，后为规避检查，又从某丁公司转出5000万元用于过账还款，涉案资金均已全部归还。

2008年10月，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某甲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530万元；张某甲犯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50万元；张某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

2009年3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定罪部分，调整张某甲诈骗罪量刑，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50万元。原审生效后，张某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宣告某甲公司、张某甲、张某乙无罪，已执行罚金及追缴财产依法返还。

二、再审关键事实查明

再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三项核心事实：一是2002年国家政策已明确民营企业可申报国债技改贴息项目，某甲公司申报的物流、信息化项目属于政策支持范围，其以某乙公司下属企业名义申报未隐瞒民营企业性质，项目真实存在且已异地实施，获取贴息资金后虽未专款专用，但财务上列为“应付人民政府款项”，无非法占有故意；二是某甲公司收购某社股份时无第三方竞争，交易价格符合某社预设范围，支付赵某30万元未谋取不正当利益，收购某戊公司股份时梁某未提供帮助，500万元系被李某索要，某甲公司无行贿主观故意；三是挪用资金指控中，涉案资金均在单位间流转，无证据证实归个人使用及张某甲等人占有申购新股盈利。

延伸思考

一、改判无罪的核心逻辑

张某甲案再审改判的核心逻辑，在于坚守“刑事犯罪需主客观相一致”“行政违规与刑事犯罪严格区分”的司法原则，结合国家产业政策、企业经营实际，对行为性质进行实质性审查，而非仅依据表面行为或违规情节定罪。

（一）诈骗罪改判逻辑：无虚构事实、非法占有故意，违规行为不等同于诈骗犯罪

诈骗罪的构成需满足“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本案中，首先，某甲公司具有申报资格，国家政策未禁止民营企业申报，且其项目属于国债贴息重点支持范围，符合产业政策；其次，申报过程未隐瞒企业性质，审批人员未产生错误认识，项目真实存在，未按计划实施系客观原因，异地实施不否定项目真实性；再次，报送材料虽有不实之处，但不足以否定项目可行性，签订虚假合同申请贷款系违规获取贷款，与骗取贴息资金无直接关联；最后，某甲公司将贴息资金用于归还其他贷款，但财务上明确列示，未隐瞒侵吞，且具备归还能力，无非法占有目的。故某甲公司的行为虽违反专款专用规定，属于行政违规，但缺乏诈骗罪的核心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

（二）单位行贿罪改判逻辑：无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情节未达犯罪标准

单位行贿罪的核心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针对30万元支付行为，某甲公司收购股份时无竞争压力，交易价格、流程符合某社规定，未排斥他人、破坏公平竞争，赵某仅起沟通作用，未谋取不正当利益，且情节未达严重标准；针对500万元支付行为，行贿提议由陈某提出，张某甲系被动接受，梁某未提供帮助，某甲公司未因该款项获得交易优势，且款项最终未被梁某收取，某甲公司无行贿主观故意，不符合单位行贿罪的主客观要件。

（三）挪用资金罪改判逻辑：无证据证实“归个人使用”及“个人谋利”，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挪用资金罪要求“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本案中，涉案资金均在单位间流转，用于申购新股或过账还款，无证据显示资金被个人控制、使用，亦无证据证实张某甲等人占有申购新股产生的盈利，原审认定“归个人使用、为个人谋利”缺乏事实依据，不符合该罪构成要件。

二、核心争议点

争议点一：“某甲公司申报材料不规范、违规使用贴息资金，是否必然构成诈骗罪？”

行政违规与刑事犯罪具有本质区别，违规行为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但只有达到刑事违法性标准时才构成犯罪。某甲公司报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虽有不实，但项目真实存在，未虚构项目骗取资金；违规使用贴息资金系违反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属于行政责任范畴，而非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诈骗罪的认定需聚焦“是否以骗取资金为目的”，本案中某甲公司申报项目的核心目的是获得政策支持用于技术改造，获取资金后未隐匿、侵吞，无证据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意图，故不能仅以违规情节认定为诈骗。

争议点二：“某甲公司向国家工作人员关联方支付款项，是否必然构成单位行贿罪？”

单位行贿罪的关键在于“不正当利益”的认定。无论是30万元还是500万元，某甲公司均未通过支付款项获得法定或约定之外的利益：收购某社股份时交易条件未因款项支付而改变，收购某戊公司股份时甚至因梁某反对提高了交易价格，款项支付未带来任何交易优势。此外，500万元系被第三方索要，某甲公司无主动行贿的主观故意，款项未送达目标对象，未实现行贿目的。故支付款项的行为虽有不当，但缺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核心要件，不构成单位行贿罪。

争议点三：“单位间资金流转用于申购新股，是否可直接认定为挪用资金罪？”

挪用资金罪的“归个人使用”是核心要件，包括个人独自使用、借给他人使用、以个人名义出借等情形。本案中，涉案资金始终在单位账户间流转，申购新股系单位间共同商议的经营行为，无证据显示资金被张某甲个人控制、用于个人消费或借贷给他人，亦无证据证实张某甲等人占有盈利，不符合“归个人使用”的认定标准。原审仅以“资金从某丁公司转出”为由认定挪用，忽视了资金的单位属性和实际用途，属于形式化认定，缺乏实质依据。

辩护启示

一、区分行政违规与刑事犯罪

对于涉及企业政策申报、资金往来、商业交易的经济犯罪案件，辩护工作的核心在于还原行为本质，区分行政违规与刑事犯罪的边界，从事实层面切断行为与犯罪构成的关联。

梳理政策依据，论证行为的合规性基础。若案件涉及国家产业政策、专项资金申报等，需全面收集相关政策性文件，明确企业的权利资格、申报条件、资金使用要求等。如本案中，辩护需重点论证民营企业的申报资格、项目属于政策支持范围，以证明申报行为的合法性基础，反驳“虚构主体、虚构项目”的指控。

还原交易背景，证明无犯罪主观故意。针对行贿、诈骗等需主观故意的罪名，需收集企业经营资料、交易合同、沟通记录等，还原交易的发起、谈判、履行过程。如证明收购股份时无竞争压力、交易价格合理，以反驳“谋取不正当利益”；证明项目真实存在、资金使用有合理用途，以反驳“非法占有目的”。

核查资金流向，明确行为的单位属性。针对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罪名，需全面梳理资金流转明细，区分单位资金与个人资金、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如证明资金在单位间流转、用于单位经营，无个人占有或使用的证据，以反驳“归个人使用”“非法占有”的指控。

二、深入分析罪名构成要件

在法律适用上，需严格依据刑法规定的罪名构成要件，逐一比对案件事实，重点论证主客观要件的缺失，避免司法机关将行政违规行为升格为刑事犯罪。

对于诈骗罪，重点反驳“虚构事实”与“非法占有目的”。辩护中需从三方面切入：一是项目、主体是否真实，是否具有申报资格；二是是否实施了使审批、发放资金的单位产生错误认识的隐瞒、虚构行为；三是资金使用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特征，如是否隐匿资金去向、是否具备归还能力、是否有侵吞意图。若能证明项目真实、无核心虚构行为、资金使用有合理依据且无隐瞒，即可切断诈骗罪的构成逻辑。

对于单位行贿罪，重点反驳“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正当利益”是单位行贿罪的核心要件，辩护中需证明企业的交易行为符合市场规则、法律规定，未通过行贿行为获取竞争优势、突破法定或约定条件。如证明交易无竞争、价格合理、流程合规，支付款项系感谢沟通而非换取不正当利益，即可否定该罪的成立。

对于聚焦挪用资金罪，重点反驳“归个人使用”与“个人谋利”。辩护中需证明资金流转系单位决策、用于单位经营，无证据证实资金被个人控制、使用或占有收益。如提交单位间的合作协议、资金使用审批文件、项目结算资料等，证明资金用途的单位属性，反驳“个人挪用”的指控。

三、强化无罪证据体系

针对原审依赖的关键证据，需从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角度展开审查，同时构建无罪证据体系，削弱指控的证据基础。

针对诈骗罪指控，收集政策文件、项目实施证据、财务资料。政策文件用以证明申报资格和项目合规性；项目可行性报告、异地实施资料、合作协议等用以证明项目真实性；财务账簿、银行流水用以证明资金去向明确，无非法占有行为，反驳“虚构项目、隐瞒资金用途”的指控。

针对单位行贿罪指控，重点收集交易档案、沟通记录、款项流向证据。交易档案包括股权收购的谈判记录、决策文件、价格依据等，用以证明交易的公平性；沟通记录用以证明行贿提议的来源、是否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合意；款项流向证据用以证明款项未被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占有，反驳“行贿行为完成”的指控。

针对挪用资金罪指控，重点收集单位间资金流转凭证、申购新股资料。资金流转凭证用以证明资金在单位间流动，无个人介入；申购新股的决策文件、收益分配资料用以证明行为系单位行为，无个人谋利，反驳“归个人使用”的指控。

四、把握再审纠错契机

原审裁判生效后，若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等情形，需以核心再审事由推动再审程序，结合民营经济保护政策，争取无罪改判。

一方面，如原审未核查项目真实性、未查清资金实际用途、未考虑无非法占有或行贿故意等关键事实，均可作为再审理由，结合新收集的证据，论证原审判决的片面性和错误性。

另一方面，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强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坚决防止将行政违规、经济纠纷当作刑事犯罪处理”。辩护契合国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提升再审申请的说服力，推动法院启动再审并作出公正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