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G2”概念从何而来？真的是所谓“中美共治”吗？

2025年10月30日中美领导人在韩国釜山会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再度提出了“G2”这一概念。

熟悉国际关系演变的人士应该知道，“G2”并非新提法，这一概念在2008-2009年间曾极具热度。它的诞生恰逢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全球经济动荡，中美关系面临结构性调整之时。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专题文章，首次提出“G2”概念，其核心要义指向“中美共治”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

回望2008年，“G2”被提出之时，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主要扮演着“贡献者”角色。正是由于中国在当时全球经济体系中所提供的贡献规模大、持续性强且战略价值突出，才催生了当时由美国战略智库主导的“G2”讨论。

这一角色定位的形成，源于2001年美国新经济危机（即IT泡沫破裂）后引发的全球产业转移浪潮。在此过程中，中国承接了西方产业转移的重要部分。这种转移衍生出三个关键结构性特征：一是中国境内三分之二以上的大类产业由西方跨国公司投资或控制；二是约60%的中国出口贸易由外资企业主导；三是通过出口累积的巨额贸易顺差与外汇盈余主要归属于跨国资本。

即便部分资本回流中国，本质上仍是跨国企业基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套利行为。当时中国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每一美元贸易盈余入境都须结汇，中国人民银行据此对冲增发相应人民币。这套机制导致当时中国货币供应量的80%以上源于外汇占款。

这三组数据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现实：尽管生产活动发生在中国本土，利用了中国的基础设施与劳动力资源，但从资本归属和利润分配角度看，中国本土的生产，只是跨国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中的一个环节。

这种特殊结构客观上成为了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完成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战略转型的关键支撑。试想若没有中国这样拥有14亿人口规模、完整产业生态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超大型经济体参与，西方世界的金融化进程难以在如此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中国资源环境成本的付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危机转嫁+利益转移”机制。

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迁往海外，再通过国际贸易将廉价商品输出到西方，满足其消费需求。在此过程中，金融资本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产业的长周期、重资产生产过程。金融获利模式主要依托货币创造与产业转移形成的资本化收益。金融扩张的结构性条件逐渐形成，西方世界加速实现了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型升级。

当我们聚焦中国2001年加入WTO这一历史节点，往往强调其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催化作用，却容易忽略一个根本事实：由于当时中国经济结构中外资成分占比超过半数，巨额的贸易盈余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流向美西方金融资本市场，形成了资本转移的闭环。

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这种“利益转移枢纽”获得了所谓的“地位提升”。因此，美国战略界提出以“G2”架构替代传统的G7体系，认为世界秩序的主导权已从发达国家集团向中美双边协调机制转移。

“G2”的提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迁——中国通过持续输送实质性利益，支撑了美国的金融战略转型，进而促成了美国全球资本布局的历史性调整。也正是在此战略背景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公开宣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显然是基于美国战略利益的评价。

综上所述，2008年版本的“G2”概念，本质上源于当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贡献者”支撑了美国完成金融资本转型的那个特殊历史阶段。

现在美国总统再次提出“G2”，其含义与概念提出之初有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回看过去，了解“G2”说法的来龙去脉，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近20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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