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纷飞雪路上的“送炭翁”

文|简默

但愿一识贺茂之。

有一件事，如果我不说，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大约十几年前，贺茂之有一个想法，他打算置办一辆车，每天停在北京火车站附近，随时接送进京寻医问药的家乡人，为在偌大京城举目无亲的家乡人排忧解难。但周围的好友很快竭力说服他放弃了此想法，理由是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做这件事，太繁琐也太操心，这让他遗憾了好一阵子。

实际上，即使不做这件事，他也一直在帮助家乡和家乡人，做着雪中送炭的好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乡人到了北京，两眼一抹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他。他工作的地方，门口有卫兵站岗。来访者坐在门前的传达室稍等片刻，待卫兵与院中的他通话后，他立刻放下手头工作，迎出大门，满面含笑，热情洋溢地道声辛苦，使你顿觉浑身上下暖洋洋的，在他乡遇见了亲人。

当时在北京住宿比较困难，他就到处打电话帮忙联系招待所。进京公出的、旅游看景的、瞧病住院的，怀揣着各种困难的，纷纷来找他寻求帮助。这当中当然也有人与他素不相识，只是道听途说了他的某桩“义举”，就千寻万觅地找到他，执着地相信他一定会施以援手。他果然没辜负大家的信任，无论是什么情况，都不惮麻烦地尽力联系和办理，尽可能地让大家抱着希望而来，满意而归。

还有一些人一路打听着找上了门，敲响了他在六里桥的家门。他略显局促的家中经常人头攒动，乡音碰撞。他和夫人从不怠慢谁，总是嘘寒问暖、沏茶续水，如同招待自家亲人。要知道这可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人群，它以贺茂之的家乡台儿庄区为中心，向着枣庄下辖的其他区、市扩充，甚至辐射到了周边的苍山（现名兰陵)、江苏邳州等地。

走在枣庄，你会如数家珍地发现矗立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的许多公共场馆都与贺茂之有关，比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贺敬之文学馆、台儿庄战史陈列馆……正是有了当初他的深度参与、积极联系、多方协调和倾力指导，才让这些场馆由一纸蓝图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至今仍在发挥着爱国主义教育作用。

而他退休后一次又一次地捐赠心爱的藏书，在台儿庄区建起“爱乡书屋”，更是激励一茬又一茬家乡学子和社会人士“爱乡读好书，读书好爱乡”，成为台儿庄区又一处精神地标。

这种情形日复一日地持续到他搬了两次家，换了新的工作岗位，直至退休多年后，才稍有缓解。

说到我自己，回头想想，拜识贺茂之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迄今已三十余载。岁月如河奔腾向前不回头，总有一些东西仿若中流砥柱岿然屹立不动，在变与不变之间，诠释着人间冷暖。比如说，与贺茂之有关的，至少有两件事是恒定不变的，这也符合人际交往的能量守恒定律。

一件是我对他的称呼。我一直叫他一声“贺老师”，别人有称他“院长”的，有喊他“将军”的，有尊称他“贺老”的，而我有表达自己感情的叫法。在我看来，一声“老师”不仅仅蕴含着传道授业解惑，更饱含着他对我的关爱、理解与支持，他是永远的老师。因此，在解释清楚了这个来龙去脉之后，接下来我要恢复我的“贺老师”的称呼。

另一件是他正直做人、真诚为人、乐于助人的本色不变。他崇尚真实，爱憎分明，宁折不弯，毫不妥协，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内心藏不下一点虚伪，对看不惯的人和事不遮不掩，愤而当面慷慨抨击。有时说到社会上某些丑恶现象和某类极尽钻营之人，他常常一边愤怒地予以鞭挞，一边目光炯炯地盯着你，逼得你要立场鲜明、直吐胸臆，否则便是同流合污。

我经常觉得他的胸膛内蓄满了激情与热忱，他身上没有老年人常见的迟暮之气，反倒像一个年轻人，精力充沛，思维敏捷，特别是退休后创办走进崇高研究院，弘扬、推广“走进崇高”理念，更是让他浑身充满了劲头，每一天都以冲锋的姿态奋笔牵来朝霞，迎迓黎明，至于思虑劳神、案牍劳形，他都浑然不顾，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乐不知返。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在席间和会议上聆听他激情诠释“走进崇高”理念，只见他双眼明亮，仿佛闪耀着两簇火苗，吐字清楚，一气呵成，声音洪亮，荡气回肠，总能博得满堂喝彩。

他知遇我，有大恩；我受益于他，从此走上大道，体现在大小事情上。

20多年前，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一场磨难和打击，事业的小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走投无路之下求告于他，他相信我断不为羊公不舞之鹤，倾心倾情倾力奔走鼓呼，最终为我搭建平台，助我孜孜追求心头的热爱，能够心无旁骛地一展所长。

后来我听说，有人就我的发展方向征求他的意见，他淡淡一笑，轻轻说了一句：“培养一个作家不容易。”他爱才更识才，清楚我这块砖适合砌在哪儿，也了解我的真实想法和志向所在，毫不犹豫地为我做了主，因为他坚信，即使要我自己选择，我也会站在这一边。走到今天，我不敢说自己做出了多么大的成绩，但至少没入错行，也在努力不让他失望。

十几年前，我母亲因为腰椎管狭窄疼痛难忍，走不了多远的路，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当地医院不敢做这类高风险的手术，强烈建议尽快转到北京的医院去做。我立即联系了贺老师，他迅速帮忙联系空军总医院的专家。我陪着母亲心急火燎地赶到空军总医院，在专家的精湛医术下，我母亲经过漫长的八个小时手术，终于安然无恙地下了手术台。术后，贺老师多次来病房看望我母亲，询问康复情况。

出院回家半年多后，母亲打算先坐高铁到上海，再乘飞机到贵阳，最后转汽车回荔波探望外婆，让我咨询那位专家是否可行，专家风趣地答道：“去国外都没问题，好好地享受生活吧。”那些日子，每当母亲跟别人说得了我的济时，我总在心里默默地说：那是因为我们身后有贺老师。

这些年，一遇到困难，我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贺老师，打电话向他求助，他也总是急我所急地解我之难。

记得我母亲脑出血那次，昏迷不醒地躺在ICU里，我被阻隔在病房外，六神无主，下意识地拨通了贺老师的电话，未及开口，眼泪哗哗地落了下来，泣不成声地说：“贺老师，请您救救我母亲！”他仿佛在轻抚着我的后背，柔声细语地安慰着我：“孩子，别着急，慢慢说。”待他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当即让我将母亲的脑CT片子发给他，他马上联系专家会诊……

此刻，当我写下这一幕，又想起有一次在他家的客厅，我和他夫人在一旁说话，他却冷落了我，自顾自地翻柜子找着什么，我当时觉得有些尴尬。夫人问他在找什么，他也不回答，过了一会儿，竟然像变魔术似的摆了一茶几的吃食让我吃，有炒花生、红枣、山楂片什么的，原来他是在找东西给我吃。看着柜子前一片纷纭，我内心涌起一阵阵感动，他是将我当作了长不大的孩子啊！

而他对我近年取得的所谓成绩，总是反应热烈，欢欣雀跃，兴奋异常，有时他会拍了我发表于报刊间的习作，发给我的同时总不忘热情评价鼓励一番；有时他读到有关我的报道和介绍，也会拍了发给我，同样不忘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欢喜，不失时机地激励我。这些都让我在感动之余，给予我继续前行的勇气与力量。

关于朋友们，他最爱说的是“君有奇才吾不贫”，我常常想，在不远处，在我们的周围，有这么一位胸怀博大宽广的人，有这么一位懂得欣赏和理解、尊重你的人，他以热切的目光默默注视着你，与你并肩站在一起，一路同行，视你为他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这是一种多么有爱心、有力量的鞭策啊，其中又蕴含着何等巨大的幸福啊！

贺老师常说自己是职业军人，他自解放军最基层起步，直到在营、团、师、军、军区及总部机关工作，走过了一条从士兵到将军的奋斗之路；他年幼时开始亲近文学，创作之路发轫于舞台作品，逐渐涉猎覆盖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体裁，最终因为本职工作更多与传记文学亲密结缘，创作出版了以《张爱萍传》为代表的一批传记文学佳作，获得了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等奖项。但他作家的身份始终是业余状态，也一直以一颗平常心见缝插针地坚持着业余创作，自称是“搂草打兔子，丰富了美好时光”。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表达中，“雪中送炭”属于古道热肠、扶危济困的范畴，久旱逢甘霖下的是及时雨，大雪纷飞的路上送的是恰逢其时的炭，年过八旬的贺老师正是这样一位“送炭翁”。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