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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改革的时间,正好和化肥产量增加以及良种推广时间重合,这让很多人认为解决吃饭问题并不是包产到户的功劳,维持大集体,只要有化肥良种,迟早也能解决吃饭问题。
这个话题网上争论很多,今天我们换个角度来讨论。
粮食增产是生产关系(包产到户或者大集体)+生产力水平(化肥良种)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不用化肥良种你试试”的抬杠逻辑,而是重点放在大集体也用同样的化肥良种,能不能达到包产到户的增产效果。
认为“大集体+技术=迟早解决”的假设,错在把大集体制度看成了一个中性、无效率损耗的机制,在这个假设前提下,只要投入资源(化肥、良种),产出就会按比例增加。
苏联大集体农业也是这样想的,实践结果却完全不支持这个假设。
苏联的化肥使用量曾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农业机械化程度极高,但在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缺乏激励,责任心缺失,导致技术应用效率极低。化肥被粗放使用甚至浪费,苏联单位农业产值和粮食产量的化肥消耗量显著高于美国,每单位粮食产量的化肥消耗量高出60%至100%。这些因素导致化肥利用率仅为30%左右,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40%—60%水平,亩产量也远低于欧美家庭农场。一个拥有巨大耕地面积和不多人口的国家,却成为粮食第一进口大国。
苏联的例子留给我们一个思考:
“包产到户+千万吨化肥+农民主动选择良种”这个组合,在当时资源极度紧张的条件下,勉强解决了十亿人的吃饭问题。如果将其中的核心制度替换为“大集体+更多化肥+行政推广良种”,在同样的资源约束下,还能否解决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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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例子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不可能。
苏联的失败证明在一个低效的制度“黑箱”里,投入的资源会被严重损耗,为了实现同样的产出,它所需要的“更多化肥”不是一个线性增加的数字,而是一个可能达到资源供给极限、甚至经济体系无法承受的数字。
我国当时虽然“四三方案”化肥项目相继投产,但是还需要依赖外国进口化肥,大约20%左右依赖进口,1988年进口占比28.66%。
当时我国脆弱的工业基础和匮乏的外汇,根本无力支撑这样无底洞式的投入。“大集体+技术”的路径,在现实资源约束下是走不通的死胡同,而不是一条可行的“迟早解决”之路。
化肥使用量从1978的800万吨,到现在的5000万吨规模,这是一个持续的工业能力考验。包产到户带来的改革开放,形成需求拉动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良性循环,农业产出增加为工业化提供稳定的基础,工业能力增强又为农业提供了化肥产能。
这个过程如果替换成“大集体模式”,整个良性循环过程将被彻底斩断:
没有农民的主动需求,只有行政指令,国内农资工业就失去了市场拉动力,发展必然迟缓。
农业的低效无法为工业提供足够的剩余积累,反而会成为财政包袱,拖累工业化。
最终结果就是,农业等待工业提供更多化肥,工业却因农业拖累而无力快速提供,双方陷入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粮食增产所需的“更多化肥”将永远“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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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迟早解决”,是多长时间的“迟早”?
事实是,当时解决吃饭问题是紧迫的当务之急,耗不起所谓未知多久的“迟早”。
如果没有包产到户,也自然不会有改革开放,原有状态是不可维持的,大集体+等待技术普及的假设,没有静态等待的可能。
当时的背景条件是:低效的农业正耗尽有限的资源,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危机日益深重,人民改善生活的渴望被长期压抑,矛盾在累积。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留给中国的时间窗口不会等人。
等待“迟早”的结果,更可能是系统性的经济与社会危机,而不会是问题的自然解决。
这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系统可行性问题。在“损耗型黑箱”系统中,技术投入的增加与粮食产出的增长,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而是被制度损耗系数所打折,而且可能因资源不可得而一直无法实现。
因此,包产到户的成功,绝不是“恰好”赶上了化肥良种普及这个“点”了。恰恰相反,它是通过制度改革,打破了那个阻碍技术进步、浪费社会资源的“损耗型黑箱”,构建了一个能够高效利用技术、并能自我生产和放大技术能力的“市场反馈循环”系统。
如果维持大集体模式,它可能一个“点”都赶不上,因为没有改革开放,可能步步赶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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