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应该怎么看灯会？

在怎样的地方，你能同时欣赏到绿水青山、楼阁亭台、花团锦簇、神魔斗法、麟凤龟龙......？或许只有一个答案能做到同时让所有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都得到被温柔以待的感觉：新年灯会。只有这里才能实现传统文化和赛博朋克的完美融合而不显突兀，也只有这里才能找到过去的一年中所有网络热点。

大唐芙蓉园内的花灯（图：中国新闻网）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灯是一种兼具浪漫和正能量的意向：它代表着光明、希望、温暖、慰藉......灯还维系着中国人所独有的“仪式感”。现代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总吐槽现在过年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年味儿”了。每年春节，似乎只剩下越来越无聊的春晚，还在孤独而倔强地支撑着越来越淡的“年味儿”。

但是在西安，传统意义上的“年味儿”始终未曾消散。2026年元旦，每年一度的“长安灯会”再次拉开帷幕。灯会以大唐芙蓉园和西安城墙为两大核心载体，通过水陆双线交织，为这座千年古城的厚重历史中注入了时代的活力。已经举办了近四十年的西安新春灯会，捍卫着专属于“中国年”的图腾，它将在接下来的81天内点亮整座西安城。

当夜幕降临，城墙和大唐芙蓉园中万紫千红的彩灯同时亮起，驱散黑夜的同时，也告诉所有人：灯会作为有着近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民俗，始终照映着那一份人间的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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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过年时的“顶流”，灯笼其实是标准的草根出身，历经了近千年的奋斗才逐渐走上“C位”。

灯笼问世时，它和蜡烛、油灯等等的性质相同，只是作为一种普通的照明用具，谁也不比谁高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灯笼因其特殊的构造而得到了不断的“开发”，其“潜力”也被进一步挖掘。除了照明功能外，它还被培养出了“文化输出”这一职能。人均“文青”的中国人，把深邃厚重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积淀以各种形式和灯笼捏合在一起，向世界传达着“中国范儿”的文化自信。

各式各样的花灯（图：网络）

中国的灯笼可以用包罗万象来形容，其主题囊括了绘画、剪纸、扎染、刺绣等多种传统手工艺，形式上也是宫灯、纱灯、吊灯等各种各样，不一而足，既有人物、山水、花鸟、龙凤、走兽、书法、鱼虫、草木等多种设计风格，又寄托了合家团圆、平安喜乐、万事如意等吉祥口彩，因此成为一种多元的文化载体，并一步一步登堂入室，最终站上了逢年过节时的舞台中央。

在古代，挂灯、点灯和看灯，是过年时最为重要的头等大事，其他诸如贴春联、放爆竹、打扫卫生等等统统都得往后排。清朝的紫禁城里，从腊月二十四就要开始“安灯”，当时不仅几乎全国的能工巧匠都将云集于此，甚至还要开辟出专用的“灯库”。传统文化对灯的重视，可见一斑。

而民间更是热闹，所有人都会在过年的这小一个月时间里嗨到够本，大街小巷遍布匾灯、水晶灯、琉璃灯......彻夜火树银花，亮如白昼。《红楼梦》第十八回中大观园过元宵，写到“一时传人一担一担的挑进蜡烛来，各处点灯”“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

“灯”和“年”这两个概念，早已在历史长河中融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紧密整体。

《红楼梦》中大观园元宵观灯的场景（图：网络）

闭上眼睛，你会对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的句子产生感同身受的理解：过年时的万家灯火，就是真实存在的千树的花、如雨的星，象征着光明、温暖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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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灯会是一场全民的狂欢，但灯会的起源却和娱乐无关，反而相当严肃。

一般认为灯会最早是一种宗教活动。《涅槃经》中有“如来阇维讫，收舍利罂置金床上，天人散花奏乐，绕城步步燃灯十二里”的记载，大致意思是：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舍利子被装在精美的瓦器中供奉在金床上。每当正月十五时，弟子们一边散花，一遍奏乐念经，每走一步放上点燃的灯，总共绕城一周十二里。从这一记载来看，灯会的雏形，是一场隆重的宗教仪式，仅限于佛堂上。

上元灯彩图（图：网络）

另一种观点认为：灯会确实是脱胎于宗教仪式，但与佛教无关，而是源于道教的“三元说”：以农历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分别为“上元、中元、下元”，主管“三元”的“领导”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其中天官喜乐，因此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要点灯。

不过，也有人考证灯会的起源与宗教无关，而是出于单纯的民间信仰。先民们对火有一种天然的崇拜，老祖宗相信神秘的火能够震慑和驱逐妖魔鬼怪，因此也有“火祭上元”的说法。每年上元节入夜后，人们便在房前屋后到处插烛举火，祈祷庄稼少灾害，获丰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火的崇拜渐渐升级为对光的崇拜，灯会也因此而渐渐成型。

无论哪种说法为真，都可以看出灯会在初诞生时是一种非娱乐性的特殊典礼。一直到了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 ，因当时在位的汉明帝刘庄提倡佛法，下令每年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放花灯的习俗才渐渐推广到了民间，每到正月十五，无论士族还是平民都要挂灯，“万家灯火”自此而始。

总之，虽然灯会的起源至今众说纷纭，但它从诞生到流行，都是和当时的文化紧密连接着的。一个城市的灯会的发展史，本质上也是这座城市的城建史和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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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隋唐时期，灯会终于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达到极盛期。

在隋朝，每年的元宵灯会除了点灯笼，还会点一种特质的“灯轮”，又名“花树”，其上悬挂若干彩灯，是法会上的主角之一。从这一史实可以看出：隋朝时的灯会还是残留有一些宗教的因素。隋炀帝的诗文中常出现诸如“法论”“梵声”之类佛教气息浓厚的字眼。也正是在隋炀帝治下，灯会的规模被发展到了空前的程度。

到了唐朝，灯会更是蔚然成风，正式形成了过年“张灯结彩”的习俗，元宵节也被官方确定为“法定节假日”之一，所有机构部门一律放假，皇亲国戚纷纷微服出宫，与民同乐。宫廷、寺观、显宦府邸等斥巨资搭彩楼、造灯笼，打造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唐不夜城”。

盛唐以生产力发达、社会富庶著称，作为国都的长安，是当时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人口在百万以上，过年期间的灯会自然也是盛况空前。每天夜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不走出家门，欣赏争奇斗艳的各式花灯，甚至造成车无法掉头、人难以转身的严重“交通堵塞”。《唐两京新记》载：“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驰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雍洛灵异小录》则记下了“唐正月十五日夜……灯明如昼，山棚高百余尺，神龙以后，复加俨饰，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的场景，极尽热闹繁华。

盛唐长安的大年夜（图：网络）

唐朝由于手工业高度成熟，花灯的制作工艺也是突飞猛进，人们开始越发注重花灯的精巧和多样化，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期的元宵节已经成了“张临光宴，白露转花，黄龙吐水，金凫银燕，浮光洞、攒星阁，皆灯也”的画风，这种风气也催生了许多制灯的能工巧匠。张鷟《朝野佥载》记载：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长安皇城西北的安福门外有一高达二十丈的巨型灯轮，悬挂五万盏造型各异的花灯，装饰全是丝绸锦缎和黄金白银，华丽无俦。二十丈大约相当于六十米，这个摩天轮一般的“灯轮”工艺水平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

开元年间是唐朝的最巅峰，这也反映在花灯的制作技巧上。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当时有所谓“百枝灯树“，高达八十尺，将其“树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目也”，映照得整座长安城辉煌如同白昼。

唐代文学家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诗序中这样写：“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火之会，金吾弛禁，贵戚及下里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以纪其事。”并留下了“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的诗篇。在群星璀璨的唐朝诗坛，苏味道不是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但盛唐最浓重的烟火气却通过他这首诗流传至今。

“安史之乱”后，唐朝从顶峰滑落，长安城也从此辉煌不再。但有唐一代“万家灯火”的盛况，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到了宋朝，三天的灯会被延长到五天，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元宵时的灯市号称“百艺群工，竞呈奇技”，并出现了“鳌山”这样的精品灯具。到了元、明、清三朝，灯会的“业务”更是拓展到了全国，灯的种类愈加繁多，并衍生出了灯谜、马术、焰火等一系列配套的娱乐活动。灯会终于成为了每年过年时人们喜闻乐见的一大赏心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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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C位是灯会，而灯会的C位则是西安。千百年来，只有西安有资格说：“年味儿”从来不曾在我这里中断过。我们脚下这片一千三百年前就“月色灯光满帝都”的土地，时至今日，新春灯会一直在每一年的岁首华丽绽放。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灯会千年，其他人或许只是看个热闹，但在西安人心中，这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承。

西安城墙灯会（图：中国日报网）

“中国年，看西安”。西安新春灯会，传递的是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蕴含的是纯正的“中国年”的气息。它既是西安人的精神依托，也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文化想象与家国情怀。在西安街头看灯，就是一场一眼千年的文化穿越，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西安海纳百川、有容为大的恢弘气度。

当“灯”与“长安”这两个概念融为一体，繁荣、富强与和谐，都在这一刻变得具象化起来。

网上有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李白几乎一天班都没上过，到处游山玩水，他哪来那么多钱？”

底下的评论五花八门，被点赞最多的是一句“千金散尽还复来”，饱含着唐长安城的自信、豪迈和开放。

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凝炼的历史沉淀，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淡忘，只会在岁月的发酵中越发醇香、璀璨。西安的新年灯会，是盛世之灯、希望之灯、梦想之灯，亦是国泰民安、祥和富足的符号。

找回那份失落已久的“年味儿”其实并不难。新的一年，让我们怀揣着激情和希冀去守望那一城灯火，一夜梦回大唐。

又是一年新春到，都来西安看灯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