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楼上的疯男人

不要相信你们自己的眼睛。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对观看诺奖获奖演说的观众们说，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们以为我站在这里对着麦克风讲话，但我不是。实际上我在我塔楼的房间里不停踱步，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房间仅有四米宽，用廉价的云杉木板搭成，位于一座单层木屋的右上角。只因加建了一层房间用来放书，又被倾斜的山坡自然抬高，它便成了塔楼。

假如拉斯洛不愿发表诺奖演说，或许更符合我对他的想象。毕竟他在短篇小说集《世界在前进》中说过，他从来都远离这样的演讲，对任何话题都不在行，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对我胃口的东西会引起别人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在这本表露“对人类智慧大失所望”的集子里，拉斯洛声称并没有去了解人类世界，而是“以此为耻，匆忙略过”，因为他触及的，是一个就其本质而言无法证明的、完全依赖想象力的宇宙。他是回到我们“这些聪明人起步的地方，一个平淡无奇、陷入绝望的无聊世界”，完成关乎“悲伤”、“反叛”和“占有”的三场讲座。如今看来，三场听众模糊、邀请方神秘的讲座构成的那篇《普遍的忒修斯》并非完全虚构，至少成了一则预言。或者，是他有意使诺奖演说与之互文，甚至在谈论“新天使”、“人类的尊严”后，再次说起那趟令他思考“反叛”的地铁旅程：一个老头正在铁轨禁区艰难撒尿，而对面月台上的两个警察要追捕他。拉斯洛说，从那天起他从未下车，因为没有哪一站再能下车。

我记得这个故事，不是因为故事本身，而是它带给拉斯洛的不理解和震惊，让我不理解和震惊。我证实了自己正是那种“聪明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还是无法接受人类世界的庸俗或狡诈”。这肯定也在他的预设之中，因为他还给出了故事的第二版，讲述重心的转移把它抽象为一个永远相距十米的追逃故事。原来是这十米阿基里斯与龟的距离，吸引拉斯洛思考了一切。禁区，善恶，权力，正义，邪恶，希望……哦，不要以为他说的“正”“邪”是指老头和警察，他们只是一场闹剧，是“一个细节”但“足以让这个世界变得难以忍受”，他说的是一切——邪恶真实存在，并且正义永远无法触及它，正义和邪恶之间一点儿希望也没有。

想象拉斯洛在塔楼踱步的画面，混淆了我对他和另一个人的印象。这个人一生被恰好一分为二，前三十六年，他还是走出家门，也相对关注时事，对异乡的人们说：我从十年前就是不朽的！被问到是不是希腊人时，他叹息道：“恰恰相反，我是德国人。”因为德国人是希腊人的对立面，我们都是希腊人的对立面！被问及名字时他说：“明天我会告诉你，请相信我，有时我很难记住自己的名字。”而后三十六年，他躲在亲戚木匠家的塔楼里，尽管偶尔有人来访，却完全隔绝了与外界的关系，再被问起就某事的看法时，他唯一的回答是“不能回答，也无法回答”。他固执地重复着一句话：我这里无事发生。

他的名字是荷尔德林。吉奥乔·阿甘本在《荷尔德林之狂》中援引了这些故事，并认为在疯狂诗人的传说达到巅峰时，几次三番的转述，创造性地杜撰了这一形象吸引读者的眼球。可惜荷尔德林在他的时代里没有遇到阿甘本这样的知己：“荷尔德林在塔楼中的生活就是对真理形象性的最坚定的验证。”阿甘本写道，他以编年史揭示荷尔德林作为人物形象的生命，因为他相信一个生命的真正主旨某种程度上必须保持隐蔽，在事件和情节的消失中作为一种“人物形象”显现出来，这个形象暗指真实但仍隐藏意义。

荷尔德林以夸张的礼节欢迎来访者，他所表现出的疯狂是他超越悲剧的唯一途径，它必须具备喜剧的特征和方式，即崇高的嘲弄，他也喜欢对来访者使用“Pallaksh”“Wari”这类有时表示“是”、有时表示“否”的意义含混的词。荷尔德林躲在塔楼里写下形式最幼稚的诗歌，并重复其单调押韵的结构，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所缺乏的，是与他的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在现代性的门槛上，甚至诗人也意识到他们不能再对自己的人民说话，”阿甘本写道，“没有这种意识，他将永远无法在诗歌上出类拔萃。”——他与之前的诗歌形式决裂，无条件接受了人民对他“疯狂”的诊断。而荷尔德林对索福克勒斯摹仿并修正的“赫斯珀版”翻译，曾被视为彻底的错误和他精神状态不佳的证明。直到他去世近七十年后，评论界观点才由海林格拉特扭转，而后跟随本雅明脚步将其奉为“诗学典范”。阿甘本理解荷尔德林，他无法回避疯狂以免成为一个懦夫，他不是追求，是栖息于疯狂，这就是为什么荷尔德林在翻译索福克勒斯时，把字面意思的“居住在神圣的疯狂之中”译为“他的房子是神圣的疯狂”，这也是为什么此书的副书名为“寓居生活编年史”。

而阿甘本写在“序”之前的“槛”，既作为全书结构的一部分，也是他哲学中他最感兴趣的区域，“槛”既区分了内外，本身又不内不外，悬置了这种区分。“槛”就是我们特殊经验的所在。这是否表示，疯男人们寓居的塔楼就此从粗暴的“内”或“外”，迁移到了特殊的“槛”上？随之动摇的，是疯狂的边界。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第一次在我眼前撬动这条边界，本哈明·拉巴图特的这部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短篇小说集，表明了凡人滑向疯子是多么危险，又是多么必然。他们无一发现了某个遵循非现实逻辑的事实，或发展出一套与前人没有一点相似之处的理论，这些怪东西令他们感到恐惧，因为这“不是文明人的头脑——习惯性厌恶与回避所有不理解的东西——所能承受的”。小说令我们相信，就算理智与疯狂之间真的存在边界，这条边界是多么脆弱。我们之所以还留在一边享受安全，仅仅是因为我们停滞在某个失重的时刻之前，对表象之下的秘密根系浑然不觉。我们因此认为自己理解这个世界。

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费尔兹奖”的获得者勒内·托姆发展的突变论，描述的就是包括人类心灵在内的任何动态系统，在失去平衡时发生突然崩溃、从此陷入无序和混乱的七种方式。这是他研究转向的结果，他放弃了纯数学，因为对手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的优势是压倒性的。格罗滕迪克善于用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也知道需要重新发明一套语言，以驯服自己的理论。无边的抽象能力使他觉察到某种非常真实同时非常微妙的东西，他认为那是数学宇宙的中心，能映照出一个数学对象所有可能的化身，而连他最亲密的合作者都觉得这个叫做“心之心”的项目更像自大的谵妄。不过，在越南经历的一场轰炸使格罗滕迪克开始思考自己寻求的完全理解会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他最终切断自己与世界的所有联系，烧掉手稿，退回信件，过着隐居禁闭的生活。这不是对人类世界的背弃，只有一次他解释说，这是保护人们不必因为他新的发现而经受新的恐怖。临死前他身边只有一位过去的门徒，日本数学家望月新一。望月不久后撤回了他发表的、从某个节点开始大家就都跟不上了的论文，并写下最后一篇博客：哪怕在数学里，有些东西也该永远被隐藏。

秘密的根系互相连结，将发现他们的少数人引向相似的命运。史瓦西奇点是卡尔·史瓦西在战争中发现的，奇点上，空间像时间一样流动，时间像空间一样延展，并且任何物体——只要它的物质被压缩到一个足够小的空间——都能生成奇点。真正可怕的是，奇点也是个盲点。我们肉眼看不到，因为光也没法从那里逃脱，我们大脑无法理解，因为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在那里失效，物理学没有意义了。奇点从根本上的不可知令史瓦西颤抖——人类大脑中有没有相应的东西呢？意志充分集中，思想被压紧在同一个精神空间里，会不会生成一个类似于奇点的东西？这个不会发出警示的不归点，一旦越过就没有希望了，我们又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越过呢？他给爱因斯坦写信：身体里一种遏制不住的力量在生长，把我所有的想法都变成了漆黑的，一个看不见的暗影，没有形状也没有维度的虚空，我却切身感受到了它。

我们也感受到了，凌驾于恐惧之上的是不可抗拒、无处消散的悲伤。发现秘密的人不仅仅要了解秘密背后的逻辑，更要以某种方式解读出它们将把人类引向何处。“我们唯一的智慧是悲剧的，它总是到来得太晚，也只为迷失者所知。”拉巴图特将盖伊·戴文坡的这句话作为小说的引言，塔楼里的人都深谙这一点。否则，拉斯洛也不会称写作是对“浓厚的悲伤迷雾”的围剿，是反传统意义的“力量悬殊的极弱者对极强者”的猎杀，而荷尔德林企图超越悲剧，只能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