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国民党兵团司令李延年出狱后在台北落魄的生活

1949年9月，解放军攻占平潭岛。驻守该岛的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李延年，带领残余部队乘船撤离。

几天后，船只到达基隆港。码头上没有一个人，只有阵阵海风袭来。这位1904年出生于山东、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将领，他的军事生涯仿佛在此戛然而止。从这一天起，他的身份和生活彻底改变了。

不久，李延年接到命令，要求他接受调查。1950年，台北设立军事法庭，审理他在平潭“作战不力、擅自撤退”一案。法庭气氛严肃。

出庭作证的是他昔日部下，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和第七十四军军长孙鸣玉，两人都把战败责任推给了兵团司令部。当时在台北主事的陈诚对此案十分关注。

最终，李延年被判处十年徒刑。但经过再次复议，刑期被改为十二年。

判决生效后，他的人生也随之坠入谷底。李延年脱下将军制服，换上囚衣，成为台北监狱第247号囚犯。

台北监狱牢房狭小，夏季闷热难耐。每天早晚，狱警按编号高声点名，他必须马上大声答“到”。这种机械的呼喊和回应日复一日，提醒着他如今的处境。

1951年11月。顾祝同、刘峙、汤恩伯等几位黄埔同窗联名为他担保，让他得以保外就医。这份担保，可谓他前半生所积攒人情的最后一次兑现。

走出监狱大门，并不意味获得自由，而是面对一片萧瑟。他身上没有一分钱，狱友凑的一点零钱没有帮助。回到新店镇的家中，屋内空空荡荡，妻子早已离去，只留下一张字条。

他想寻找旧部李荫堂等人，却大多联络不上。更棘手的是，他早年托人保管的一些私人财物，几经打听才知已被经手人私自吞没，无法追回。他的生活顿时陷入困难。

一次在菜市场，一位相熟的鱼贩悄悄告诉他，曾看见他的妻子乘坐一部高级轿车经过，看起来生活还可以。李延年听完，默然不语，只是点了点头。

失去一切依靠，他只能流落街头。李延年提着简单行李，来到台北大桥下。河岸边杂乱搭着许多木棚。

他找到了一处角落，捡来废木和破油布，勉强搭了个容身之所。夏天蚊虫肆虐，冬日河风刺骨。

每天清晨，他用浑浊的河水抹脸。一次，他在水中看见自己的倒影，头发全白，皱纹深陷，怔了片刻才想起自己已五十三岁。

不久之后，一位叫徐连三的年轻人找到了他，徐连三的父亲曾是李延年的老部下，得知老长官落魄，便让儿子前来寻访。

徐连三在桥下找到他后，从此每月定时送来粮食、食品和常用药品，给了他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一批黄埔同学也来找过他，表示可提供经济帮助，但李延年大多谢绝，仅收下一罐茶叶，并对来人说，心意已领，他的日子还过得去。

1954年前后，李延年用攒下的少许钱，在台北郊区社子岛河边租下一间小屋子，月租二十元。每天黎明，他到河滩空地上练习八段锦，动作缓慢却一丝不苟，这是自军校时期养成的习惯。

徐连三的接济对他很重要。后来徐连三奉命调往金门驻防，临行前特地来告别，留下了半罐肉松和一些零用钱。

生活虽然艰辛，但他心中仍想着过去的往事。从1958年起，李延年开始着手整理闽东作战的资料。他找来用剩的铅笔头和废纸，仔细绘制当年部队行军路线和布防草图。

这项资料整理工作他写了几年。不料1962年，几名身份不明者来到他的住处，没有多解释便收走了他的所有手稿和回忆录。李延年没有问缘由，也没有争辩，只是静静交出了全部资料。

此后，他几乎不再向人提及往事。为求生存，他只得依靠仅存的技能谋生。1965年，李延年因长期营养不良晕倒街头。他身体稍好后，便开始为报社和出版社做些零活，主要校对标注北伐、抗战历史的书稿。

编辑们很快发现，这位沉默寡言的老人对战役时间、部队番号、军官职务等细节记忆非常清晰，常能提出一些史实错误。

1971年春节，几位老友来到他在社子岛的小屋相聚。闲谈间，有人无意间提起了黄埔军校的玉兰树。李延年听后，过了一会儿才缓缓接话，说那时玉兰花开，校长常在树下训话。当天，他翻箱倒柜找出一张残旧的军装照，轻轻擦拭。

1974年11月17日，天气渐寒。邻居注意到他没有像平常一样准时出门锻炼而生疑，前去敲门查看后，发现他已在屋内去世，终年七十岁。

他面容平静，手中紧握一张纸，那是一张早已发霉、字迹模糊的军事委员会派令影印件。他因其特殊身份且孑然一身，后事按无名氏程序办理，最终火化。他生前曾叮嘱不必立碑，亦不要刻写他的中将军衔。

亲友整理遗物时，在一本书中发现一张1968年的剪报，内容是关于福建平潭岛渔业发展的消息，报纸压得平整。一直接济他的徐连三从金门赶回台北时，一切都已办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