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不该有鄙视链，职校生翻身机会有很多”

很多人都戴着有色眼镜看职校生，陈楷夫上中专时，也瞧不上自己，觉得中专就是“收容所”。当初要不是私立高中三十万学费超出家庭承受范围，他也想挤破头往高中校园里钻。

刚进中专那阵子，他躲在窗台偷偷抹泪，被同学莫名欺负，看着课堂上多数人摆烂躺平、没人愿意学习，他一度绝望到觉得这辈子彻底毁了。

后来他慢慢想通了，学习本就不该有鄙视链，搞车床的有实操经验的底气，搞学术的有理论研究的专长，不过是社会分工不同。职校生的翻身机会，从来不在别人的眼光里，而在自己肯不肯咬牙坚持、主动往上爬的劲头里。

文本节选自《我是职校生》第一章《我的机床和我的音乐》

【文/陆千一】

搞车床的不能搞学术，搞学术的能搞车床吗？

我自从上中专以后就在寻思，我为什么会上中专。我妈当时说，给你整个高中学籍你也学不明白，要不就自己努力吧。私立高中三十万，我爸说，你自己想想，我们家庭能不能承受，值不值。我说行，我还是上中专吧。现在想想，上中专确实错了，但没办法，没有回头路了。我来学校第一天晚上就哭了，躲在窗台，简直想从楼上跳下去。真想回去复读，高中得上，原来非得上个高中不可。一来就被“精神小伙”治麻了[治麻了，西北某些地区的方言，此处意为“打服了”或“折腾惨了”。]。他们所有的言语、行为、价值观，和我都不在一个世界。上厕所不冲，天天想着怎么找姑娘，晚上打个麻将，宿舍里还有赌场，如果有任何想法都会被认为是装。

有个事我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我那时候当班委，自习课吵，班主任要一个自习课说话的名单，我记了交上去，班主任就找了这个人麻烦。当晚回宿舍，二十几号人堵在我宿舍，手里拿着折叠刀，把所有班委抓进来，一个一个查手机。当时我就懵了，才明白我是不懂规矩了，只知道初中不是这样的，我们打架也好，找人麻烦也好，从来没这么硬。我当时没承认，因为承认就是事。快查到我的时候我说去厕所，他们也就知道了。临走的时候一句话：“不要让我抓住第二次，抓住第二次捅死你。”于是我学会了他们的规矩，也慢慢学会用权力和他们相处。我是副班长，给他们行便利，少给他们找麻烦。有些东西得过且过，睁一眼闭一眼有时候问他们要烟抽，有时候给他们发根烟，慢慢就玩到了一块儿。抽烟，闲侃，说话用他们的言语，聊女生，说不雅段子，开歧视性玩笑，跟他们渐渐就成了朋友。

他们大多数是地县上来的，讲道义，但是不讲道理。我们班当年开除过一个，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三不管”，动不动就提着棒球棍开始砸。“今晚的事情我保密，拿五百。”转眼间上来搞你，打人、要钱，没有底线。不过只要不招惹他们那群人，也能一起玩一玩。他们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群人。我记得有个很爱干净的小伙子，特别板正，可惜没再上大专。还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在洗漱，他们中间有一个兄弟在接自来水喝，我说：“弟兄，你干什么了？”他说没钱了。我说：“行了，赶紧吐掉，回我那里喝。”他人也不错。

我们班里四十多个人，转段上来的不到一半，背处分的有十几个。这儿的学习环境是真不好，尤其中专那会儿，全员都不学，全体都在睡，学的只有前两排，但转段不是看学习好不好，而是看谁先找了师傅、找对了项目，看谁抄得着——有人不稀罕抄，有人不敢抄，反而没转上。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学习好的、能力好的没上来。很可惜。毕业那天我都流眼泪了，毕竟有了感情。这就是我曾经很痛恨、很想离开的地方。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中专里没有“正常人”，后来认真想想，还是有一部分正常人的。他们都是很可爱的人。我到底是不是正常人？这也很难评。

定时45分钟的汽车维修项目比赛，一名选手在计算汽车发动机数据。 IC photo

我是从中专过来的，但我不怎么瞧得上中专生。因为我上中专的时候也瞧不上自己。我觉得世界上有三种人：张扬有实力，不张扬有实力，张扬没实力。中专里多数是第三种。我那时候觉得，如果再不拼一下，干点儿什么，这辈子就毁了。（初中同学们）挤破头都要进高中，中专就像一个收容所。上高中的就是瞧不起上中专的，同学们就是瞧不起我。中专时我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了面子去努力。我不想什么都没学到，不想什么都做不成。

后来我也慢慢明白，学习是不该有鄙视链的。我们有不同的职责，不同的社会分工。搞车床的不能搞学术，搞学术的能搞车床吗？在车床这方面我比你有经验，我比你有认知。要我照本宣科地读一些东西，我读不出来，我也不想读。那不是我的专业领域。为什么会有鄙视链，我弄不明白。大家都说上了高中就会有更好的前途，这东西是绝对的吗？我也不想承认，可现实就是这样，咱说句实话。

社会层面、家长层面看，上了中专有什么好前途？学历歧视、就业压力，事实就是这样，人家骂得没错。高中生确实比我们有前途，他们瞧不起我们是应该的。我们初中没好好学习，我们活该。任何人都没办法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救自己。上高中有前途，但上中专也不代表一辈子都毁了，我觉得翻身的机会有很多，往上爬的机会也有很多，就看愿不愿意爬了。上了大专以后，我可能还会再往上爬一爬——我跟他们就是一样的了，还顺便收获了这些技术，挺好的。我想开了：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真正的高低贵贱，本质上说，是家里有没有钱。

我们中专时，唱歌难听还自恋，学得不行爱吹牛，家里没钱就硬装。凑齐了十宗罪。我为什么一直觉得中专生比高中生差？中专生普遍比较穷，眼界有限，学习能力差，表达能力差，看的东西想不明白，心里想的又说不出来。很多事情从出生就决定好了。要么天资聪慧，要么家里有钱。如果家里没钱，还是普通脑袋，你就等着来中专搞说唱吧。我觉得教育这两年慢慢偏向于比谁家有钱了。我请了十个老师给孩子补，你只能上大班课；我的老师是清华北大毕业的，你只能上大班课。除非孩子出生自带系统，三岁会算高数——养了一个聪明孩儿。但养一个聪明孩儿的前提是什么？从备孕、早教开始，都是钱。如果是个普通孩子，家里没点儿钱，学习就容易差。当然不能这样下定论，但我觉得相当一部分人是类似的原理。然后你来中专了。梦幻开局。

我们和班里的精神小伙比，也一样，我觉得不是农村城市的区别，最根本就是家庭条件的区别。乡下也有那种认知清楚、脑袋灵光的人。但家庭的区别就是认知的区别。家庭条件就像一个台阶，在什么地区不重要，有没有才重要。一个人身上是有无数标签的——落后，有钱，穷，清不清醒，努不努力，这些标签对一个人进行综合性考量。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比赛那么努力，一定同时具有落后、清醒、努力这些标签，他们对这个世界认知明确，可是有什么出路呢？不停参加竞赛，获奖，然后进厂，“当义工”——我总是很悲观。当然，如果他们有更多标签，可能也不一定会当工人。我上中专以后听过一句骂人的话：你一辈子就是当工人的命。很多东西都是社会影响导致的。首先上层建筑让他们的眼界永远达不到相应的层面、认知永远达不到相应的高度，让他们的家庭永远达不到能吃饱、能思考的阶段。不是自己造成的，从根源上来讲，我觉得是外界造成的。另外有些同学之所以天天在车间打游戏，因为从小就没吃过多少苦，因为他们知道，有些台阶不跳上去也会有好的出路，或至少有出路。

我中专时开始读毛泽东，就信他。现在辩证一些了。越读越想，现实怎么和书上写的不太一样？心里挺难受的。我爸就是工人，我干的就是工人的活儿。我觉得工人最苦，也觉得没有工人就没有一切，没有底层就没有一切。我觉得这些人才是最平凡、最伟大的。扫地的，做饭的，开拖拉机的，开车床的，搓铁棒子的，他们是螺丝钉，是最小单位。他们一生或许想不了那么多、那么深，但他们每每做平凡的事，就是在为一切奠定基础、打好地基，服务了很多人。我看到现实，再想想书中所写，那种落差，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中专时经常想这种问题，越看越多，越想越多。我为什么存在，我要去哪里，我要成为怎样的人，我要做些什么事，还有政治的、历史的，各种问题。头都快想破了，快疯了。

一个面对空白的午后，我放松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什么。 我看到了一些什么？父亲教导年幼的我，以后一定要生一个儿子，因为儿子才能传宗接代，儿子才是自己的家人。女孩是要出嫁的，失去了冠姓权好像失去了一切，随之失去的是作为人的价值。 我看到了一些什么？村头的老太太破口大骂没有生男孩的儿媳，好像那一刻，她的一切价值都取决于生育。 我看到了一些什么？已经生了孩子的朋友说，女孩就应该玩洋娃娃，撒娇是女孩的天性，感性也是。 可人是不同的、有个性的，为何一定要把一个个独立的灵魂归成两类。 女人是天生感性的吗？天生学不好机械，应对不了突发状况，学不会开车，对吗？总有人认为这是女性的特点，可如果没有那双看不见的大手，一切都会不同。父权制是改变不了的，如同阶级一样。 我看到有人初中毕业就有了工人编制，他们却高喊公平。 我看到有人玩了五年手机后去了国企，他们却大叫透明。 我看到每个人不是因为自己想穿衣服去穿衣服，而是因为大多数人穿衣服才去穿衣服。我看到许多人办事不是解决实际问题，而是用刮胡刀切榴莲，刮一刀，歇一会儿，讲什么如果解决根本，会有更大的问题发生。 我承认自己有些悲观。这个世界，有人诚心爱人，有人不被定义，有人奋斗一生。人真是复杂，每天都有不同的情绪，虽然我看不到脑海中的乌托邦，但我认识到、发现到多少问题就会去注意改变多少。一切总会慢慢好起来，对吧。[出自陈楷夫作品，无题。]

那段时间我疯狂内耗，甚至产生了很多极端的想法。活着没什么意义，我可是要成为一颗螺丝钉的。问学长，问同学，他们说：“你别想了，你想得多么多、那么远，你改变不了。你想死，你就从那楼顶跳下去。”我说，那好吧。解决办法就是不想了。现在呢，我总觉得自己脑袋空空的，平平淡淡。也慢慢劝自己，毕竟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我自由。好啦，得活，你爸就你一个儿子，得活。我也算跟自己和解了，即便一切都无法颠覆，即便人生已经确定好了，也请相对自由、相对理想地生活。

《我是职校生》，陆千一 著，2025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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