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正安|第四次转型——简论《艺术社会学新论》之新

第四次转型

——简论《艺术社会学新论》之新

□衡正安

转型，是一个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走向丰富、深入和终结的内在规律和转折，文化是这样，每一个艺术学科、文艺门类也是如此。艺术社会学自19世纪中叶诞生以来，出现了传统艺术社会学、艺术社会学和新艺术社会学这三次重要的转型，奠定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学科的成熟。卢文超先生这本《艺术社会学新论》，不仅详细地介绍了英美艺术社会学各流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主题探究，还力图在此基础上融入中国艺术学发展经验和最新成果，提出构建我国自主艺术社会学体系，推动艺术社会学第四次转型，这也正是该书名为“艺术社会学新论”的新之所在。

《艺术社会学新论》卢文超著

《艺术社会学新论》，28万字，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纳入“中国艺术学大系”出版范围，是一部系统介绍艺术社会学的专著。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着重阐述了霍华德·贝克尔的艺术界、里查德·彼得森的文化生产视角和文化杂食观念、温迪·格里斯沃尔德的文化棱形、詹妮特·沃尔夫的中间道路艺术社会学和提亚·德诺拉的新艺术社会学等，英美艺术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和理论框架。下篇，着重阐述了艺术社会学中所关注的艺术体制、艺术雅俗、艺术价值、艺术能动性以及艺术特色论等问题，本书的结语部分还论述了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下，各种文艺思想的互鉴与中国艺术社会学的发展现状。通过正文的阅读和导论的引述，我们系统地了解到艺术社会学产生的背景、过程和世界主要艺术社会学概貌，为我国艺术社会学的接受、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和具有的独特优势，为创建具有中国自主特色的艺术社会学，打下了思想理论和实践基础。

卢文超，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江苏省333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国家级课题多项。专著有《艺术社会学新论》《作为互动的艺术：霍华德·贝克尔艺术社会学理论研究》，译著有《艺术界》《创造乡村音乐》。在专业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艺术学理论》等全文转载十余篇次，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各类奖项。

我们说卢文超《艺术社会学新论》，是艺术社会学发展的第四次转型，是建立在前三次转型基础之上。因此，对前三次转型的原因和内容的了解，是该著重要的落脚点，也是能真正读懂该著的基础，更是我们在这个地基上建构属于自己的艺术社会学大厦的前提。传统艺术社会学诞生之初其实还没有跳出美学的范畴，主观色彩浓厚缺乏经验主义色彩，对艺术作品的关注是其重点，对社会学的关注不多、吸收甚少，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社会学。第二次转型是艺术社会学，它排斥美学，更关注行动，却忽视了艺术作品的本身，将艺术看作一种集体活动，将艺术的个体行为化作集体行为，从而走向了第一种传统艺术社会学的反面。新艺术社会学总结了前两种理论的得失，在关注作品的同时，也牢牢地把握社会这个重要的载体，真正迎来了艺术社会学的学科成熟和独立，推动了艺术发展的重要转向。新艺术社会学不仅关注传统艺术社会学中艺术的本身，还将艺术的社会性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和核心，将艺术推向社会这个更大的生存和研究空间。将以往看似孤立的艺术作为艺术家个体的劳动、重视个人审美感受、艺术作品成为精英阶层的玩物，甚至将艺术家作为天才的象征等，转变成一种和社会诸多实践门类具有同等地位和同样属性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如果说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和哲学将艺术神化的话，那么艺术和社会学的结合对艺术则起到了“祛魅”的作用，这种看似艺术走下神坛的去神圣性，其实正是还原了艺术的真相，并将其放到了更大的社会话语体系之中，具有空前的发展可能。对这三种转向的认识和了解是我们读懂这本专著的关键和前提，也是能看清卢先生试图在这三种转型中实现第四次转型的根基和目的，当然，也提供了一种艺术社会学新论的理论和实践的可能。

如果我们说艺术社会学已经经历过三次转型的话，那么人类艺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次转向，以艺术社会学为分水岭，前者为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学，后者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学，艺术社会学属于现代概念下艺术的现代转向。这一转向是我们了解艺术学的发展、艺术社会学的产生、建构自我艺术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乔治奥·瓦萨里在其《大艺术家传》一书中提出：艺术有其发生、发展、成熟和衰亡的过程。这将艺术的发展比作一个生命的过程，有诞生就有终结，当然终结不是死亡而是再生，更是转向。其后，黑格尔在一次美学演讲中说：艺术，也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在现实中的必要和崇高地位。其实，艺术发展到这个时候，它与美学、哲学，特别是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传统线性的、单一方向，转向为交叉的、多维度的社会空间和艺术社会学领域。当然，艺术社会学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有一个生长的过程，如法国人丹纳《艺术哲学》、德国人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匈牙利人阿诺尔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史》、俄罗斯人佛里采《艺术社会学》以及美国学者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等理论著述，为传统艺术发展形式画上了句号，推动了现代艺术的转型，为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卢先生的《艺术社会学新论》不仅仅在介绍英美艺术社会学的发生、发展、内容和最新的学术概貌，更在于在此基础上试图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这正是其新的地方、新的目的、新的价值和新的意义，也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艺术社会学的思路和方法。

我们说艺术社会学不仅是方法论更是一种工具。卢先生在本书中提出，当前中国艺术社会学的发展既存在着机遇，也有其自身的优势。机遇就是“新文科”的建设，它推动文科之间的深度融合和对话，在艺术学理论这个平台上打通各分支学科、相邻学科、远距离学科之间的隔阂，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建立戏剧艺术社会学、音乐艺术社会学、书画艺术社会学等不同艺术门类的艺术社会学，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实践工具。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运用，新大众文艺也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成为艺术制度、艺术传播、艺术生产、艺术接受、艺术评论等新的文艺业态，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文艺存在方式和传播形式。打破了精英和大众、中心和散点、审美和消遣等之间的壁垒，实现了文艺的生活化和生活的文艺化，将艺术以全新的方式实现了艺术的社会化，从而纳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也是构建中国式艺术社会学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

我们在梳理、阐述、了解艺术社会学的同时，构建“艺术社会学新论”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不容忽视，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个性。中国优秀传统艺术是一种“心性之学”，它重视个人感悟、实践经验和语录式阐述等个性特质，在对艺术社会学过度走向“社会化”中起到纠偏的作用，具有先天的“防火墙”功能。同时，传统文化的“集体性”社会意识，又有着天然的社会属性。因此，艺术社会学新论对传统文化中艺术的技术体系和社会集体意识的重视，是艺术社会学新论之新的强大文化背景。（作者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一级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