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岸青在苏联高中毕业照，有6名中国学生，父母都是革命先驱

1967年11月21日深夜，包头，零下二十多度。

一个人影晃晃悠悠走上了铁轨，迎面开来的火车呼啸而过。

死者叫刘允斌。

在那之前，他的身份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子，也是中国当时最顶尖的核化学专家之一。

那种绝望，就像是在黑夜里走了太久，连星星都看成了鬼火。

把时间条往回拉22年，定格在1945年的莫斯科。

那张后来被无数史学家拿放大镜研究的毕业合影里，刘允斌站在后排，穿着笔挺的西装，旁边站着毛岸英的弟弟毛岸青、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

那时候的他们，眼神里全是光。

这帮孩子能活到1945年，本身就是个bug级别的奇迹。

咱们现在说“官二代”那是锦衣玉食，可他们这拨人，童年简直就是在地狱模式里裸奔。

就拿站在前排右一的毛岸青来说吧。

大家都知道他是主席的次子，但他这辈子活得太苦了。

妈妈杨开慧牺牲的时候，他才多大？

几岁的孩子，跟着哥哥毛岸英在上海流浪。

为了混口饭吃，推过黄包车，捡过破烂。

有次因为没钱买票，被一个印度巡捕抓住了。

那个巡捕是真下死手啊，按着孩子的脑袋往墙上撞，皮鞋照着头死命踹。

这一顿打，直接把毛岸青打成了脑震荡。

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童年就替你把苦都吃完了。

他们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日子，那是真的相依为命。

那里离莫斯科三百公里，冷是真冷，但好歹没有国民党的枪口。

这群孩子在那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圈子，没有谁比谁高贵，大家拼的都是谁爹牺牲得更早，谁妈死得更惨。

1945年夏天，二战刚结束，这群孩子毕业了。

刘允斌，就是那个后来卧轨的核专家，当时是个超级学霸。

他以优异成绩考进了莫斯科钢铁学院，本来学得好好的，后来听说新中国要搞原子弹，二话不说，转行去死磕核化学，硬是拿下了副博士学位。

和他一起的张芝明（张太雷之子），也是个狠角色。

这哥们直接跳级，冲进莫斯科国立大学搞核物理。

你想想这配置：一个核化学，一个核物理。

这要是放在现在的剧本里，那就是妥妥的“科技双子星”，回国就是两弹一星的功勋元老。

可惜啊，历史这玩意儿，从来不按套路出牌。

张芝明回国后，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再加上他那个复杂的家庭背景，精神压力太大，整个人崩了。

这一崩就是大半辈子，后来的日子基本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而刘允斌更惨。

他放弃了在苏联的优越生活，甚至不得不和深爱的俄罗斯妻子离婚，只身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

他在包头核燃料厂没日没夜地干，结果呢？

1967年的风暴一来，他成了被攻击的靶子。

那天晚上他卧轨前，给父亲写过信，但那封信永远也没寄出去。

前排右二那个精神小伙叫陈祖涛，他爹是红四方面军的一把手陈昌浩。

陈祖涛运气不错，他回国的时候赶上了好时候。

1951年，他和赵施格（赵世炎烈士之子）这帮人刚回来，周总理亲自接见。

总理问得特直接：“你们想干啥？”

这帮喝过洋墨水的年轻人也没含糊，直接就说：“建设祖国，干工业。”

总理一听乐了，大手一挥：行，学汽车的去筹备一汽，学钢铁的去鞍钢。

就这么一句话，陈祖涛成了中国一汽的第一号职工。

你现在看红旗轿车满大街跑，觉得挺风光，当年那是真的一把锤子一把扳手敲出来的。

陈祖涛跟着苏联专家，后来苏联专家撤了，他就自己顶上，硬是把中国的汽车工业从0搞到了1。

这世上哪有什么天降横财，所有的基业都是苦哈哈干出来的。

还有那个赵施格，他是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的儿子。

这哥们也是个实干派，搞粉末冶金填补国内空白。

后来国家号召搞“大三线”建设，让他去四川深山老林里建厂。

要是换一般人，肯定得掂量掂量，毕竟京城待着多舒服啊。

可赵施格二话没说，抛妻别子就钻进了大山。

这一干就是十几年，把青春全埋在了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再看看角落里那个二排左一的郭志成。

他爹郭亮，那是毛泽东亲自介绍入党的猛人。

郭志成这辈子有个特别逗但也特别心酸的印记，叫“半颗门牙”。

那是刚到苏联不久，毛岸英带着他去溜冰。

岸英这人也是心大，为了让郭志成快点学会，滑着滑着突然把手松开了。

结果可想而知，郭志成结结实实摔了个狗吃屎，门牙直接磕掉了一半。

还有一次送别，毛岸英坐火车走，郭志成在车下面追，边跑边喊，结果脚下一滑，又摔了一跤，弄得满嘴是泥。

那时候他们都以为，这只是兄弟间的小打小闹，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谁能想到，那半颗门牙成了永恒的纪念。

那个在冰场上松开手的大哥哥毛岸英，几年后就在朝鲜战场上，被那把凝固汽油弹烧成了灰烬。

郭志成后来搞了一辈子热电建设。

每次照镜子看到那半颗牙，估计都会想起莫斯科那个寒冷的冬天，那是他们这群孤儿最温暖的记忆。

这哪里是一张合影，这分明是半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

他们这群人，生下来就被贴上了“红色后代”的标签。

外人看着光鲜，觉得他们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

其实呢？

幼年丧父丧母，童年流离失所，少年寄人篱下。

好不容易熬出头了，回国想干点事。

有的成了国家的脊梁，像陈祖涛、赵施格，那是真把血汗浇进了工业地基里；有的成了时代的祭品，像刘允斌、张芝明，才华横溢却不得善终；还有的像毛岸青，带着一身伤病，默默无闻地当个翻译，过完了平凡的一生。

父辈的荣光对他们来说，既是照亮前路的灯塔，也是压在脊梁上的大山。

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矫情，所谓的传奇，不过是一群年轻人咬着牙，在荆棘丛里蹚出了一条血路。

1967年刘允斌卧轨的那条铁轨，后来被无数列车碾过。

但有些东西是磨不灭的。

你仔细看看他们年轻时的脸庞，那是对新中国最纯粹的向往，也是那个时代最疼的伤疤。

参考资料：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代价——献给父亲刘少奇》，人民出版社，1981年。

陈祖涛口述、王凡整理，《我的汽车生涯》，人民汽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