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庭州青梅回来的那晚，他给我两个选择，一做平妻，二是和离。

那天街角看到一位女子把和离书卷起来，眼角没落泪，只是手在抖。我想了很久，为什么有人要把一纸文书当做最后的反击武器，为什么有的人宁可选择离开，也不愿做“平妻”。

古代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家族、田产、爵位，还有面子与体面在场的合约。你听过“嫡庶之别”，也知道“过继”这种事儿——没有儿子的夫家，会把旁系的男丁接来继承香火、承接田产、担保谱牒不断。永宁侯若十年无嗣，族中嘘寒问暖的不是夫妻恩爱，而是爵位后继、田产如何继承，乃至朝堂上的影响力会不会被吞没。这种逻辑下，男人的“无子”很快被转化为对妻子的责难，女人要承担的不只是感情上的破碎，还有社会性的羞辱和生活前途的坎。

不少历史学者在研究婚姻与家族时指出，封建家族对的需求把个人变成了工具。嫡出地位决定继承权，妾室与正妻的微妙区别被法律与谱牒放大。你想象不到，一个家族的生死攸关，竟能压得夫妻间的小日子喘不过气来。于是有了各种非正常的权谋：过继孩子、找远房养子、甚至在民间流传的避孕、绝嗣手段，都成为人们谈资，也成了少有人公开的秘密。

那位女子在当夜发现自己怀了孩子，然后选择了极端的办法——这在文学中常被写成复仇或自救。但翻开律例与家谱背后的现实，我们也能听到另一种声音：她害怕的十年里，被边缘化、被侮辱、被迫和一个把“补偿情义”当牌子挂在嘴边的男人同床共枕。她害怕孩子会在永宁侯府成为旁系的棋子，被用来换取体面，甚至被过继去不同的支系以维持族产。对很多女人而言，安身立命比起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更像是一种生存策略。

另一个角度是信息与舆论的力量。京城不是闭门造车的场所，谁是谁非常容易被放大，、传闻会影响一个人的每一步。永宁侯的“英雄救美”、“有情有义”的形象一旦在市井和茶坊里扎根，原本夫妻间的裂缝就有了公众的旁白。那种旁白往往不是为弱者说话。于是私密的背叛，被包装成江湖；私人的羞辱，成了权力检验的剧场。女人在这类剧场中，选择沉默、选择离开、选择以身体或孩子作为最后的筹码，多少都有着被逼无奈的底色。

现代人若一眼看过去，批评她冷酷、狠绝。但把时空拉回去，读一点家法谱牒、读一点明清的民间诉讼档案，你会发现那种“看似无情的选择”常常带着深厚的现实逻辑。古代妇女要在有限的社会与法律空间里谋生，她们会做出我们现在看了不太舒服的算计：保全自己，哪怕付出极端代价；把孩子藏在暗处，做为翻身的；或者干脆把一切终结，保全最后的尊严。

文学里喜欢把爱情写成绝对的正义，但史料会告诉你，爱情从来不是单线条的：它裹着家法、裹着房产契约、裹着族谱和邻里的闲言碎语。那些关于“平妻”“和离”“绝嗣”的情节，并不是个别剧情需要，而是社会结构在命令着个人选择的结果。哪怕是，我们在讨论权、婚姻自由时，也绕不开那个旧式的逻辑：谁有权决定下一代，谁能掌握血缘与产权。这种权力的交叠，造就了无数让人难以直视的。

我想起很多老档案里零零碎碎的笔录：妇人的控诉、家族长辈的唠叨、法庭上的冷语。没有英雄，也没有完全的恶人。只有制度和人性混成的一摊复杂的泥。夜深了，街角那杯剩茶还温着，和离书被折叠进袖里，就像一宗无法上庭的案子，既没有中立的法官，也没有真正的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