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去师傅家干活，他暗示我娶他女儿，我嫌她不好看，一直装傻

第一章 一碗加了肉的蛋羹

九二年，我师父王振邦，想把他女儿嫁给我。

这事儿他没明说，但那碗只摆在我面前的肉末蛋羹，把话都说明白了。

我叫张伟，那年二十一，刚从乡下来城里两年，在市里的红星机械厂跟着王振邦学车工。

王振邦是我们车间的一把刀，技术科那帮戴眼镜的大学生，见了他也得客客气气喊声“王师傅”。

他能把图纸上的玩意儿，不差一丝一毫地给车出来。

我是他带的最后一个徒弟，也是他最得意的一个。

他说我脑子活，手也稳，是块干这行的好料。

所以，厂里分的苹果，他会偷偷塞给我两个大的。

过节发的肉票，他会匀给我一半。

我知道，这不光因为我活儿干得好。

更是因为我嘴甜，会来事儿，下了班会主动帮他把工具擦得锃亮，把他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飞鸽自行车打理得跟新的一样。

那个年代，师徒如父子，这话一点不假。

我爹在老家不止一次在信里跟我说，在外面，师傅就是你第二个爹，得当亲爹一样孝敬。

我牢牢记着这句话。

那天是周六，下了班，师傅没让我走。

他拍了拍我肩膀上的铁屑，说：“阿伟，今儿别在食堂吃了，去我家里，让你师娘给你做点好吃的。”

我心里一阵热乎。

师傅家我去过几次，都是送个东西，或者临时帮他扛袋米，搁下就走，从没留下吃过饭。

这还是头一回。

我赶紧摆手，说：“师傅，这哪好意思，我……”

“有啥不好意思的，”他眼睛一瞪，“我喊你，你就去，哪来那么多废话。”

师傅的家在厂区后面的职工大院里，是厂里分的两居室。

一进门，一股饭菜的香气就扑了过来。

师娘是个和善的小脚女人，见我来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忙着给我倒水，拿水果。

“阿伟来了，快坐，快坐，看你这孩子，又瘦了。”

我拘谨地坐在小板凳上，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墙上挂着师傅的全家福，他穿着崭新的劳动布工装，胸前戴着大红花，旁边是师娘，身后站着个姑娘。

那就是他女儿，王淑芬。

我见过她几次，来厂里给师傅送过饭。

人长得……怎么说呢，有点对不起她这个名字。

皮肤黑，单眼皮，嘴唇有点厚，不爱说话，总是低着头，看着有点木讷。

照片上，她也是怯生生地躲在师傅身后。

正想着，里屋的门帘一挑，王淑芬端着一盘菜出来了。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看见我，脸“腾”地一下就红了，把菜往桌上一放，低着头小声喊了句：“张哥。”

然后就跟兔子似的，又钻回了厨房。

我心里有点好笑，觉得这姑娘也太害羞了。

饭菜很快就上齐了。

四方的小桌上摆了四个菜，一个红烧鱼，一个炒豆干，一个青菜，还有一个，是专门放在我面前的。

一碗黄澄澄的蛋羹，上面铺着一层油汪汪的肉末，还撒了点葱花。

那个年代，猪肉还是稀罕物，这么一碗肉末蛋羹，绝对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了。

师傅给我满满当当盛了一碗饭，用筷子指了指那碗蛋羹。

“阿伟，吃，别客气，这碗蛋羹是你师娘专门给你蒸的，知道你们年轻人干活费力气，得补补。”

师娘也在旁边帮腔：“是啊是啊，多吃点，淑芬她爸天天在家念叨你，说你聪明肯学，以后肯定有大出息。”

我受宠若惊，端起碗，用勺子舀了一大口。

蛋羹又滑又嫩，肉末的咸香混着鸡蛋的鲜美，在我嘴里化开，香得我差点把舌头吞下去。

这比厂里食堂的大锅菜，不知道要好吃多少倍。

饭桌上，师傅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问我老家的情况，问我父母身体好不好，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都一一答了。

说着说着，师傅话锋一转。

“阿伟啊，你今年二十一了吧，也不小了，有没有想过在城里安个家？”

我心里一动，扒着饭说：“想是想，师傅，可我一个农村来的，没钱没房，哪有姑娘愿意跟我。”

这是实话。

师傅喝了一口小酒，咂咂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房子嘛，可以慢慢想办法，厂里这批新楼，我豁出这张老脸去给你争取争取。”

他顿了顿，又指了指桌上的菜。

“你看你师娘这手艺怎么样？”

我赶紧点头：“好吃，太好吃了，比国营饭店的大厨都强。”

“好吃就行，”师傅笑了，意味深长地说，“你要是愿意，以后可以天天吃。”

这话一出口，空气都好像凝固了。

师娘在一旁一个劲儿地用胳膊肘捣他，脸上的笑有点不自然。

厨房里传来“哐当”一声，像是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

我再傻，也听出这话里的意思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娶师傅的女儿？

娶王淑芬？

说实话，我不是没动过这个念头。

谁都知道，要是成了王振邦的女婿，那在红星厂，基本就可以横着走了。

技术有人教，关系有人铺，分房子、提干，那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比我自己瞎混，不知道要少走多少年的弯路。

可一想到王淑芬那张脸，我心里就跟堵了块石头似的。

我年轻，我自认长得也不赖，浓眉大眼的，在老家也是好几个姑娘惦记的对象。

我幻想中的媳妇，得是电影里那种，大眼睛，双眼皮，笑起来甜甜的。

最起码，也得是厂里广播站那个播音员那样的，白净，有文化。

王淑芬……实在是跟我心里想的差太远了。

我脑子飞快地转着，嘴里那口香喷喷的蛋羹，忽然变得有点难以下咽。

我不能直接拒绝，那太伤师傅的面子了，以后在厂里我还怎么混？

我只能装傻。

我哈哈一笑，挠了挠后脑勺，露出一副憨厚的样子。

“师傅，您真会开玩笑。能隔三差五来蹭顿饭，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把话题岔开了，开始大谈特谈车间的生产任务，说哪个零件的精度又提高了，哪个老师傅又出了什么绝活。

师傅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喝着杯里的酒。

那顿饭的后半段，气氛有点尴尬。

师娘没再怎么说话，王淑芬更是连面都没再露。

我匆匆扒完碗里的饭，就起身告辞。

走出师傅家，外面的凉风一吹，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回头看了一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那碗肉末蛋羹，是我人生的一个岔路口。

向左，是平坦的阳关道，但路边的风景我不喜欢。

向右，是未知的独木桥，但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我选择了后者。

我以为，凭我的本事，一定能闯出一条更精彩的路来。

第二章 那双躲闪的眼睛

从师傅家吃完那顿“蛋羹宴”回来，厂里的日子照旧。

但有些东西，到底是不一样了。

师傅对我，还是跟以前一样，该教的技术一点不藏私，该骂的时候也一点不留情。

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膜。

以前下了班，他会习惯性地喊我一声：“阿伟，走，去搓一盘？”

我们会在厂门口的台球案子那儿，打上几盘斯诺克，他赢了就乐呵呵地让我请他喝一瓶健力宝。

现在，他不再喊我了。

下了班，他就一个人推着车子回家，留给我一个沉默的背影。

他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发虚。

我知道他在等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可我给不了。

于是，我只能把傻继续装下去。

那段时间，师傅家的活儿莫名其妙地多了起来。

一会儿是厨房的水龙头坏了，一会儿是屋里的电灯不亮了。

每次，师傅都会在车间里“顺便”提一句。

“唉，家里那个破水龙头，又开始滴水了，吵得人睡不着。”

旁边立刻就有机灵的师兄凑上去：“师傅，我帮您去修修？”

师傅会摆摆手，然后眼神若有若无地瞟向我。

“不用了，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别越修越坏。”

他的意思很明白，这活儿是留给我的。

我不能不去。

我带着工具箱去他家，师娘依旧热情，但那热情里，总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观察。

王淑芬也在家。

她好像比以前更沉默了。

我修水龙头的时候，她就默默地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攥着一块抹布。

我需要扳手，她就递上扳手。

我需要生料带，她就递上生料带。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只有工具碰撞的金属声和水龙头里压抑不住的滴水声。

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

那目光很复杂，有好奇，有羞怯，还有一丝我当时读不懂的倔强。

我不敢抬头看她。

我怕一抬头，看到她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我只能埋头，假装全神贯注地跟那个不听话的水龙头较劲。

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滴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那天，水龙头修了很久。

其实就是里面的皮垫老化了，换一个就好，五分钟的事。

我硬是磨蹭了半个多钟头。

我希望师傅能快点回来，打破这尴尬的局面。

可他偏偏就像算好了时间一样，总是在我干完活，收拾好工具准备走的时候，才慢悠悠地推门进来。

“哟，阿伟，辛苦了辛苦了。”

他会一边说，一边给我递上一根烟。

然后，他又会想方设法地留我吃饭。

“活儿干完了，正好，陪我喝两杯。”

我哪敢再留下。

我找各种借口。

“师傅，不了不了，车间里还有个活儿没干完，我得赶回去。”

“师傅，我跟人约好了，要去新华书店看书。”

“师傅，我今天肚子不舒服，得早点回去歇着。”

借口用多了，我自己都觉得脸红。

师傅也不戳穿我，只是眼神里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下去。

有一次，我去他家修电灯。

是里屋的灯，灯泡的钨丝烧了。

我踩着凳子，拧下旧灯泡，王淑芬在下面扶着凳子。

房间很小，我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一股淡淡的肥皂味。

不是什么香水，就是最普通的那种洗衣皂的味道，很干净。

我换上新灯泡，一拉开关，屋子瞬间亮了。

我从凳子上跳下来，一转身，差点跟她撞个满怀。

我们离得很近，近到我能看清她脸上的绒毛，和那双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的睫毛。

她的脸又红了，像傍晚的火烧云。

她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低着头，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我发现，她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不好看”。

她的皮肤虽然不白，但是很健康的小麦色，很细腻。

她的眼睛虽然是单眼皮，但是很亮，像两颗黑曜石。

她不说话的时候，有一种很安静的气质。

只是，这种感觉转瞬即逝。

我脑子里立刻又浮现出广播站那个播音员的样子，白皙的皮肤，会说话的大眼睛，时髦的卷发。

那才是我想要的。

我清了清嗓子，打破了沉默。

“好了，灯修好了。”

“……嗯。”她蚊子似的应了一声。

“那我先走了，师傅回来了你跟他说一声。”

说完，我逃也似的走出了那间屋子。

我能感觉到，身后那双躲闪的眼光，一直跟着我，直到我走出大门。

后来，我听说了一件事。

厂里另一个车间的学徒，叫李建军的，开始追王淑芬了。

李建军是农村来的，人长得黑黑壮壮，有点愣，但干活特别实在，肯下力气。

我见过他几次，他看我的眼神，总带着点说不出的敌意。

我听车间的老师傅们嚼舌根，说李建军隔三差五就往王师傅家跑，不光帮忙干活，还从乡下带些土特产过去，把师娘哄得特别开心。

有人开我玩笑：“阿伟，你再不抓紧，师娘的蛋羹可就让别人吃了。”

我嘴上哈哈大笑，说：“那敢情好，正好我最近减肥。”

心里却莫名地有点不是滋味。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像是自己本来不想要，但一直放在口袋里的东西，忽然被别人抢走了。

虽然不想要，但还是会觉得不爽。

周末，我在厂区的路上，碰到了他们。

李建军推着一辆崭新的永久自行车，王淑芬坐在后座上。

她穿着一条新裙子，是淡蓝色的，风吹起来，像一朵盛开的牵牛花。

她没有低着头，而是侧着脸，在跟李建军说着什么。

她的脸上带着笑，是我从未见过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明亮的笑。

阳光洒在她的脸上，她的单眼皮笑起来，弯弯的，像月牙。

李建军也咧着嘴傻笑，露出一口大白牙。

他们从我身边经过，王淑芬看见了我。

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然后迅速恢复了平静，只是冲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那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羞怯和躲闪。

是一种我看不懂的，平静的疏离。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自行车消失在林荫道的尽头，听着那串渐渐远去的笑声，心里空落落的。

我告诉自己，这没什么。

我甩了甩头，吹着口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的未来，在更远的地方。

第三章 自行车后座上的笑声

自从看到王淑芬坐在李建军的自行车后座上，我就知道，这事儿该有个了断了。

我心里那点莫名的不爽，很快就被一种解脱感所代替。

挺好。

这样我就不用再装傻，不用再费尽心思找借口躲着师傅的饭局了。

师傅也似乎默认了这个结果。

他没再让我去他家干任何活儿，在车间里碰到我，也只是公事公办地交代任务，眼神里再没有了之前那种复杂的期待。

我们之间，又回到了最纯粹的师徒关系。

只是，这纯粹里，透着一股生分。

李建军成了师傅家的新常客。

我好几次看到他陪着师傅在厂区里散步，师傅拍着他的肩膀，脸上的笑容是我许久未见的。

车间里的风言风语更多了。

“看见没，王师傅这是要换‘太子’了。”

“那可不，李建军那小子，看着傻，心里精着呢。”

“张伟这下亏大了，煮熟的鸭子都给飞了。”

我听着这些话，表面上不动声色，甚至会跟着他们一起开玩笑。

“什么鸭子，我可不好那口。”

心里却憋着一股劲。

你们都等着瞧。

我张伟，不是非要靠当谁的女婿才能出人头地的。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别人下班了，我还在车床前琢磨图纸。

别人周末休息，我在图书馆啃那些大部头的机械原理。

我要用实力证明给所有人看，尤其是证明给王振邦看，他看好我没错，但他想用女儿“拴住”我，那就想错了。

我的技术突飞猛进。

年底的技能大比武，我拿了全厂青年组的第一名。

厂长亲自给我戴上了大红花，奖了我一台崭新的燕舞牌收录机。

颁奖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眼台下的王振邦。

他也在看我，眼神很复杂，有欣慰，有赞许，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惋惜。

仿佛在看一件他亲手打磨出来，却最终不属于他的完美作品。

那年春节过后，厂里的气氛开始变得有些微妙。

改革的浪潮，终于拍打到了我们这个内地小城的国营老厂。

厂里开始提倡“减员增效”，打破“铁饭碗”。

一些南方来的老板，开始到厂里来“挖人”，开出的工资是厂里的好几倍。

我的心，活了。

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个小厂里，守着一台车床，熬到头发花白，就为了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我想去南方，去深圳，去那个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地方闯一闯。

我把这个想法，跟我爹在信里说了。

我爹很快回了信，信里只有一句话：听你师傅的。

于是，在一个傍晚，我鼓起勇气，敲开了王振邦家的门。

开门的是师娘。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才把我让进去。

师傅正坐在桌边，戴着老花镜，就着一碟花生米，自己喝着闷酒。

桌上，还摆着我上次来时，坐过的那个小板凳。

只是板凳上，已经落了薄薄一层灰。

“师傅。”我低声喊道。

他抬起头，扶了扶眼镜，看了我半天，才缓缓说：“坐吧。”

我没坐，我站在他面前，像一个即将出征的士兵，等待将军的命令。

“师傅，我想走了。”

我把我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我想辞职，去深圳。

他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

花生米被他一颗一颗地丢进嘴里，嚼得咯吱作响。

等我说完，他才放下酒杯，抬眼看我。

“想好了？”

“想好了。”我答得斩钉截铁。

“外面，不好混。”他说。

“我知道，但我想试试。”

“要是混得不好呢？”

“混得不好，我也不后悔。”

他沉默了。

屋子里只剩下老式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在为我的人生倒计时。

过了很久，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那声叹息里，有无奈，有不舍，还有一丝我当时无法理解的疲惫。

“人各有志，强留不住。”

他站起身，走到柜子前，从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里，拿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这个，你拿着。”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一沓钱，有大团结，也有五十的，厚厚的一叠。

我愣住了。

“师傅，这……我不能要。”

“拿着！”他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出门在外，没钱寸步难行。这算我……借给你的。”

他又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递给我。

“这里面，是我这些年干活儿攒下的一些心得，还有一些材料的参数，外面不一定有。你带上，兴许用得着。”

我接过那个沉甸甸的笔记本，封皮已经被摩挲得发亮，上面有三个烫金大字：红星厂。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我知道，这本笔记，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他这是把他的“衣钵”，都传给我了。

“师傅……”我的声音哽咽了。

“行了，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他摆了摆手，转过身去，不再看我。

“路是你自己选的，以后，好自为之。”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里屋的门帘被掀开了。

王淑芬和李建军走了出来。

李建军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水果和罐头。

王淑芬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了。

他们看到我，都愣住了。

李建军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冲我点了点头。

王淑芬看着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笔记本和那沓钱，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走到师傅身边，轻轻地扶住了他的胳膊。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我这个被师傅寄予厚望的“大儿子”，终究是要远走高飞了。

而李建军这个看似木讷的“二女婿”，才是那个能陪在他身边，为他端茶倒水，养老送终的人。

我跟师傅，跟这个家，做了一次最后的告别。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师傅，师娘，你们多保重。”

然后，我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没有再回头。

我怕一回头，我的决心就会动摇。

几天后，我办完了离职手续。

离开的那天，车间的老师傅们都来送我。

只有王振邦没来。

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厂门口，最后看了一眼那栋我生活了两年的红砖小楼。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辆崭新的永久自行车，看到了王淑芬坐在后座上，那串像银铃一样的笑声，回荡在那个春天的午后。

我甩了甩头，把这些画面从脑海里赶出去。

一列南下的绿皮火车，正等着我。

我的未来，在那里。

第四章 一地鸡毛

南下的火车，载着我的梦想，一路轰鸣。

我张伟，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深圳。

九四年的深圳，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到处都是吊车和脚手架，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和机遇的味道。

我怀揣着师傅给我的那笔钱，还有那本比钱更贵重的笔记，心里充满了豪情壮志。

我相信，凭我的技术和头脑，不出三年，我一定能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开着小轿车，衣锦还乡。

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一开始，确实很顺利。

我凭着在红星厂练就的一手绝活，很快就在一家港资的模具厂找到了工作。

工资是内地的五倍。

我玩命地干，加班加点，不放过任何一个表现的机会。

我用师傅笔记里的独门技巧，解决了一个困扰厂里很久的技术难题，老板当众奖励了我一万块钱的红包。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意气风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

我开始飘了。

我不再满足于当一个高级打工仔。

我要当老板。

九六年，我辞掉了模具厂的工作，用自己攒下的钱，加上跟朋友借的，在关外盘下了一个小作坊，自己开了家五金加工厂。

我以为，凭我的技术，订单会像雪片一样飞来。

可我忘了，开厂子，光有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你需要管理人，需要跑市场，需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需要喝酒陪笑，需要看人脸色。

这些，都是我不擅长的。

我骨子里，还是那个在车间里埋头干活的张伟，清高，自负，拉不下脸。

我的小厂子，在勉强维持了两年后，因为一笔货款收不回来，资金链断裂，倒闭了。

我还欠了一屁股债。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大的跟头。

我没有气馁。

我告诉自己，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我回到工厂，重新当起了技术工人，一点一点地还债，积攒资本，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我的前妻，阿芳。

阿芳是湖南人，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班。

她长得确实好看，大眼睛，瓜子脸，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完全符合我当年对另一半的所有幻想。

我疯狂地追她。

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她身上，给她买最时髦的衣服，带她去最高档的餐厅。

我向她描绘着我的宏伟蓝图，告诉她我将来一定会成为大老板。

她信了。

我们结了婚，在深圳租了一个小小的单间，开始了新的生活。

婚后的日子，是甜蜜的，也是充满压力的。

阿芳不喜欢我待在工厂里，她觉得没出息。

她催着我，让我赶紧再自己干。

于是，在两千年，互联网泡沫最疯狂的时候，我拿着我们俩所有的积蓄，又借了一笔钱，跟风搞起了网站。

结果可想而知。

泡沫破裂，我的钱，连同那些虚无缥缈的梦想，一起化为了泡影。

这一次，我输得更惨。

阿芳开始跟我吵架。

争吵的内容，从公司的经营，到生活的琐事，无休无止。

她骂我没本事，是个只会吹牛的窝囊废。

我骂她拜金，虚荣，不懂得体谅。

我们把所有最恶毒的话，都扔向了对方。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屋子空了。

阿芳走了，带走了她所有的东西，只在桌上留下一张纸条。

“张伟，我以为你是个有本事的，没想到你就是个吹牛的。我们离婚吧。”

我看着那张纸条，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

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

那一年，我三十岁。

我一无所有，还背着一身还不清的债务。

之后的十几年，我的人生，就像那张纸条上写的，成了一个笑话。

我做过很多行。

卖过保险，开过黑车，摆过地摊，甚至去工地上扛过水泥。

我拼尽了全力，只是为了能活下去。

年轻时的那些豪情壮志，被生活磨得一干二净。

我不再想当什么老板，开什么小轿车。

我只想能按时交上房租，每天能吃上一顿热乎饭。

我成了一个油腻、庸俗、被生活盘得没有一点脾气的中年男人。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拿出师傅给我的那个笔记本。

那本笔记，我一直带在身边。

它跟着我，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

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

我摩挲着那粗糙的纸页，会想起九二年的那个夏天，想起师傅家那碗香喷喷的肉末蛋羹，想起王淑芬那双躲闪的眼睛。

我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装傻，如果我点头了，现在会是什么样？

也许，我会在红星厂当一个不大不小的车间主任，住着厂里分的房子。

也许，我会有一个不那么漂亮，但很贤惠的妻子，和一个已经上了大学的孩子。

也许，我会在每个周末，陪着已经退休的师傅，杀一盘象棋，喝两杯小酒。

那样的生活，平淡，琐碎，甚至有些乏味。

但安稳。

我曾经最看不起的，唾手可得的安稳。

现在，却成了我最遥不可及的奢望。

这些念头，只会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像鬼魂一样冒出来，折磨我一下，然后又迅速被我按下去。

后悔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路是我自己选的，跪着，也得走完。

我跟老家的联系，早就断了。

我爹妈在我出来后的第十年，相继去世了。

我连回去奔丧的钱都没有，只是朝着老家的方向，磕了几个头。

红星厂，也早就没了。

听说在九十年代末的国企改制大潮中，就破产倒闭了。

师傅，师娘，王淑芬，李建军……他们怎么样了，我一概不知。

我们就像两条相交后，就奔向各自远方的直线，再无交集。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了。

第五章 病房里的重逢

二零一八年，冬天。

深圳的冬天不冷，但对于我来说，那一年特别冷。

我失业了。

我之前在一家物流公司当司机，因为一次小小的追尾事故，被公司辞退了。

我已经四十七岁了。

这个年纪，在深圳，就像一颗被嚼干了的甘蔗渣，没人愿意再多看一眼。

我找了一个多月的工作，处处碰壁。

身上的钱，越来越少。

房东已经在催下个月的房租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不到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就着一包花生米，喝着二锅头。

手机忽然响了。

是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起来，里面传来一个带着乡音的、试探性的声音。

“喂……是，是张伟吗？”

我愣了一下：“我是，你哪位？”

“我是刘明啊！红星厂的，以前在钳工车间的，你还记得不？”

刘明？

我的脑子飞速旋转，从记忆的角落里，翻出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一个黑瘦的，总喜欢跟在我屁股后面“伟哥”“伟哥”叫的小年轻。

“哦……刘明啊，记得记得。你怎么有我电话？”

“嗨，我也是费了好大劲才打听到的。你小子，一走就二十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都以为你发大财，把我们这些穷哥们给忘了呢。”

我苦笑了一下，没接话。

“对了，阿伟，跟你说个事儿。”刘明的声音沉了下来，“王师傅……王振邦师傅，他病了，很重，脑溢血，现在在市人民医院里躺着呢。”

我的心，猛地一沉。

像被人用锤子狠狠地砸了一下。

“……什么时候的事？”

“就上个礼拜。人一直昏迷着，医生说，情况不太好，让家属有个心理准备。”

我握着电话的手，开始发抖。

“他家里人呢？”

“他女婿，李建军，你记得吧？现在是大老板了，搞工程的，有钱。把他安排在最好的病房里，请了最好的专家，可……这病，有时候不是光有钱就行啊。”

李建军，成大老板了。

我一点也不意外。

当年那个看着愣头愣脑的小子，骨子里那股踏实和韧劲，是我没有的。

“阿伟，你要是……方便的话，回来看看师傅吧。他以前，最疼的就是你。我听淑芬说，师傅有时候清醒过来，嘴里还念叨你的名字呢。”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一动不动。

窗外的霓虹灯，明明灭灭，像我起伏不定的人生。

回去吗？

我现在的样子，有什么脸回去？

一个失业的，穷困潦倒的中年男人。

回去让他们看我的笑话吗？

可是，刘明最后那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

“师傅有时候清醒过来，嘴里还念叨你的名字呢。”

我欠师傅的。

不光是那笔钱，那本笔记。

我还欠他一个交代，一个结局。

第二天，我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一张回老家的硬座火车票。

二十四年了。

我终于又踏上了这片熟悉的土地。

小城的变化很大，高楼多了，马路宽了。

红星厂那片红砖的职工大院，已经被推平，盖起了一栋栋崭新的商品房。

一切都物是人非。

我凭着记忆，找到了市人民医院。

住院部，高级病房。

我站在病房门口，深吸了一口气，却迟迟不敢推开那扇门。

我穿的是我最好的一件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脚上是一双开了胶的运动鞋。

跟这里窗明几净的环境，格格不入。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

一个穿着得体，气质干练的中年女人走了出来。

她看到我，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眼角有了细纹，但那双眼睛，那安静沉稳的气质，我认得。

她是王淑芬。

她不再是当年那个穿着碎花衬衫，低着头不敢看我的小姑娘了。

她穿着一件质地很好的羊绒大衣，头发盘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

她身上有一种被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和优雅，那是一种我只在电视里的女强人身上看到过的气场。

她比我想象中，要好看太多了。

“……张哥？”她试探地叫了一声，眼神里带着一丝不确定。

我点了点头，喉咙发干。

“我……我来看看师傅。”

她脸上的惊讶，迅速被一种礼貌的平静所取代。

“你来了。进来吧。”

她把我让了进去。

病房很大，很安静，只有医疗仪器发出的轻微的“滴滴”声。

师傅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闭着眼睛，脸色蜡黄。

师娘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正打着盹。

她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

王淑芬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师娘的肩膀。

“妈，你看谁来了。”

师娘睁开眼，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先是迷茫，然后是惊讶，最后，涌上了一层水汽。

“是……是阿伟？”

“师娘，是我。”我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

“你……你可算回来了。”师娘拉着我的手，眼泪掉了下来，“你师傅他……他想你啊……”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就在这时，病房门又被推开了。

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

是李建军。

他比以前胖了，也黑了，但眉眼间还是那股憨厚的劲儿。

只是现在，这憨厚里，多了一份成功人士的沉稳和自信。

他看到我，也是一愣，随即朝我伸出手。

“张伟，你回来了。”他的手掌宽厚有力，声音洪亮。

我们三个，当年红星厂最出色的三个年轻人，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二十多年后，重逢了。

只是，我们的人生，早已是天差地别。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

而我，是一个从远方归来的失败者。

第六章 看不见的账本

在病房里的那一个小时，是我这辈子最漫长，也最煎熬的一个小时。

李建军和王淑芬，对我表现出了恰到好处的客气和疏离。

他们问我在深圳过得怎么样，做什么工作，成家了没有。

我含糊其辞地应付着。

“还行，就那样，自己瞎混。”

“早就离了，一个人习惯了。”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敢看他们的眼睛。

我能感觉到，我的谎言，在他们面前，就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捅就破。

他们没有追问，只是礼貌地点点头。

这种不追问，比任何怜悯的眼神，都更让我难堪。

王淑芬给我倒了一杯水，用的是一次性的纸杯。

她给我削了一个苹果，用小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放在盘子里，插上牙签。

一切都那么周到，那么客气。

就像在招待一个……普通的，远道而来的客人。

我们聊了聊红星厂的旧人旧事。

谁谁谁下岗了，谁谁谁生病了，谁谁谁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

李建军说，他九八年就从厂里出来了，靠着师傅教的手艺，自己组了个工程队，一开始就接点小活儿。

“那时候苦啊，为了一个几千块钱的单子，能陪人喝到胃出血。”他笑着说，云淡风轻。

“后来慢慢做大了，运气好，赶上了房地产的好时候。”

王淑芬补充道：“他那不叫运气，是拿命拼出来的。有一年冬天，在工地上，脚手架塌了，他从三楼掉下来，差点没命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李建军，眼神里是藏不住的心疼和骄傲。

我默默地听着，手里捏着那个一次性纸杯，杯子已经被我捏得变了形。

原来，我以为的阳关道和独木桥，从一开始就想错了。

每一条路，都不好走。

只是有的人，身边有伴，摔倒了，能相互扶持着站起来。

而有的人，只能一个人，在泥泞里打滚。

中途，师傅醒过来一次。

他睁开眼，目光涣散地在房间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的脸上。

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我赶紧凑过去。

“师傅，是我，阿伟，我回来看你了。”

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

他用尽全身力气，抬起手，抓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冰冷，干瘦，像一截枯树枝。

可那力气，却大得惊人。

“你……回来了……”他喉咙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

“我回来了，师傅。”

“好……好……”

他只说了这两个字，就又昏睡了过去。

我站起身，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探望的时间差不多了，我起身告辞。

王淑芬送我到病房门口。

走廊里很安静。

她看着我，忽然开口。

“张哥，这些年，辛苦了。”

她的声音很轻，很平静，不带任何情绪。

但就是这句话，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她什么都知道。

她知道我过得不好，知道我的落魄，知道我的窘迫。

她没有嘲笑我，也没有同情我。

她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后，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她。

信封里，装着我身上所有的钱，大概三千多块。

“这个……当年师傅借我的钱，我还给他。我知道不够，剩下的，我以后再想办法。”

王淑芬没有接。

她看着我，摇了摇头。

“我爸没说借，是给你的。”

“不，是借的。”我坚持道，“这笔钱，在我心里压了二十多年了。”

她沉默了一下，接过了那个信封。

“好，我替他收下。”

她顿了顿，又说：“你现在……住在哪儿？”

“我……我住旅馆。”

“我让建军给你在酒店开个房间吧，住得好一点。”

“不用！”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拒绝了她所有的好意，包括李建军说要开车送我。

我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那家医院。

我一个人走在陌生的街头，冬天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我路过一个广场，看到一群年轻人在那里跳街舞。

他们穿着时髦的衣服，脸上洋溢着无所畏惧的笑容。

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自己。

那时候，我也以为，凭着自己的聪明和本事，可以征服整个世界。

我走到一个橱窗前，看着玻璃里映出的那个男人。

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茫然。

那是我吗？

我忽然想起了多年前，我离开红星厂时，师傅跟我说的话。

“路是你自己选的，以后，好自为之。”

原来，这才是“好自为之”的真正含义。

你要为你所有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

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找了一个路边的长椅坐下，从口袋里摸出那本已经被我翻烂的笔记本。

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

翻到最后一页，我看到了一行我以前从未注意过的小字。

那是在一堆复杂的公式和参数下面，用铅笔写的，字迹很轻。

“淑芬不聪明，但人好，心善，会过日子。阿伟是个好孩子，就是心气太高，太傲。把淑芬交给他，我不知是对是错。但愿，我没看错人。”

落款日期，是一九九二年，夏天。

我看着那行字，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

我终于明白，那碗肉末蛋羹里，除了一个父亲对女儿未来的期许，还有一个师傅，对一个徒弟最深沉，最笨拙的爱护。

他想用他的方式，给我一个安稳的家，为我这艘还没出海的船，找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可我，却因为那可笑的骄傲和肤浅，亲手推开了它。

那时候我以为“好看”是脸蛋，是身材，是那些浮在表面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真正的“好看”，是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是把琐碎的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

是像王淑芬那样，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愣头青，变成了一个有担当的男人；把自己，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姑娘，活成了一个从容淡定的大女人。

这才是最好看的人生。

而我，用半辈子的颠沛流离，才读懂了这个道理。

我的人生账本上，欠下的最大一笔债，不是金钱，而是情义。

这笔债，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一个星期后，刘明打电话给我，说师傅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详。

我没有去参加葬礼。

我买了一张南下的火车票，又回到了深圳。

我找了一份在工地上看大门的工作，包吃包住，一个月三千块。

生活，又回到了原点。

只是，这一次，我的心，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知道，我的人生，也就这样了。

不会再有奇迹，也不会再有波澜。

我只是那个在九二年，因为嫌弃师傅女儿不好看，而错过了整个人生的，愚蠢的张伟。

这个故事，我会带着它，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