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和非洲的独立国家纷纷与我们建交,为了促进和建交国之间的关系,派驻合格的大使是重中之重。
可彼时我们的外交经验尚浅,外交人才储备不足,为了加快外交运作步伐,我国就决定从解放军中选拔一批军官补充到外交队伍中去,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开国将军。
那么都有哪些开国将官比较幸运,成为驻外大使呢?可以分为三类:
1955年授衔前,就已经驻外的将军,主要有彭明治中将、谭希林中将、倪志亮中将。
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彭明治担任中国驻波兰大使。
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七天,波兰同中国建交,但直到半年后,于1950年6月派出解放军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彭明治出任中国驻波兰首任大使,但只任职了2年就回国了,升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大授衔时,被授予了开国中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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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谭希林出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新中国成立的第六天,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建交,但我国是在1950年9月亲自点将解放军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青岛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谭希林出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首任大使,任职长达4年回国,重回部队担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并在大授衔时被授予了开国中将衔。
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倪志亮担任中国驻朝鲜大使。
朝鲜和捷克斯洛伐克同一天与我国建交的,但朝鲜在次年初就派出大使出使中国,为了便于工作,我国决定让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武汉警备副司令员倪志亮担任中国驻朝鲜首任大使,但任职不到2年,因身体有恙奉调回国,出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等职,在大授衔时被授予了开国中将衔。
1955年授衔后,才驻外的将军,主要有李耀文少将、王若杰少将、谢甫生少将、刘新权少将、仲曦东少将、刘春少将、
济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耀文担任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
李耀文曾担任26军政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首次大授衔时以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被授予开国少将衔。于1972年4月,被派驻到坦桑尼亚当大使,半年后,马达加斯加和中国建交,李耀文又兼任中国驻马达加斯加首任大使。
值得注意的是,李耀文出使归国后,重新回到军界,先后担任国防科委政委、海军政委,在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被授予了上将衔。
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王若杰担任中国驻北也门大使。
王若杰在建国后先后担任31军政治部主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大授衔时被授予了开国少将衔,在升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4年后调入外交部工作。
随着中国驻也门王国公使、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北也门)大使陈家康调回国,王若杰少将于1964年5月出任中国驻北也门第二任大使,长达8年之久;1973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了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后,我国又派王若杰出任驻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首任大使,也是唯一一任大使,一直任职到越南南方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合并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王若杰才算完成历史使命。
到了1977年9月,王若杰接棒王泽,出任中国驻毛里求斯第二任大使,任职了5年。
海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谢甫生出任中国驻蒙古大使。
谢甫生在建国后先后担任海军保卫部部长、海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首次授衔时,谢甫生被授予了开国少将衔。1958年9月谢甫生接替何英,担任中国驻蒙古第三任大使,任职长达5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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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军副政委刘新权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刘新权在建国后出任华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解放军42军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开国少将衔。不过,刘新权在1960年离开军界后,并没有立即出国担任驻外大使,而是在外交部工作了10年,先后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干部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
直到1970年11月,刘新权少将才接替潘自力,担任中国驻苏联第五任大使,任职长达6年。到了1976年9月,刘新权接棒刘振华,担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第七任大使,这是他最后一次驻外工作。
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仲曦东担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仲曦东在建国后先后担任32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事学院政治系主任、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开国少将衔。
到了1961年,仲曦东离开军界,调入外交部工作,在当年7月接棒曹瑛,担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第三任大使,长达8年之久,然后在1969年6月又转任中国驻坦桑尼亚第二任大使。
解放军炮兵政治部主任刘春担任中国老挝大使。
刘春先后担任过华野3纵政治部主任、22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炮兵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开国少将衔,到了1961年10月在解放军炮兵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转到外交部任职,先后就任中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团长、驻老挝临时代办,于1962年10月才正式就任中国驻老挝首任大使。
而彼时,中国和老挝建交已经有一年了,双方于1961年4月25日建交,时隔一年才正式派驻大使。
而老挝仅是刘春外交生涯第一个出使的国家,后面还出使过土耳其、坦桑尼亚、塞舌尔、埃及。
1971年8月4日中国和土耳其建交后,刘春于1972年5月转任中国驻土耳其首任大使,任职长达近4年;结束驻土耳其的工作后,又接棒李耀文,转任中国驻坦桑尼亚第四任大使,而彼时中国和南印度洋小岛国塞舌尔刚在1976年6月30日建交,所以在1978年4月,刘春在驻坦桑尼亚的同时,又兼任驻塞舌尔首任大使,任职一年半,最终转赴埃及,担任中国驻埃及第六任大使。
完成驻外任务回国后,晋升将官衔的,主要有刘振华上将、柴成文少将
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旅大警备区第一政委刘振华担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刘振华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军中的职级并不高,仅担任40军118师政治部主任、120师师长、40军副军长等职,在1955年大授衔时,被授予了开国大校衔。不过到了1964年,刘振华晋升40军政委,晋升少将衔,这也属于开国少将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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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刘振华在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旅大警备区第一政委的岗位上,离开了军界,转战外交战线,于次年初接棒耿飚,担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第六任大使,这是他唯一一次驻外,然后就调回国了。
与刘春少将、仲曦东少将这类大使将军转入外交领域就固定下来所不同的是,刘振华后来又在1979年3月重回到军界,先后就任沈阳军区副政委、沈阳军区政委,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以北京军区政委的身份被授予了上将衔。
2野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柴成文担任中国驻丹麦公使。
柴成文在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情报工作,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中原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2野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等职,建国后就转任外交部工作。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因内定的中国驻朝鲜首任大使倪志亮养病未及时到任,柴成文就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的身份,主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工作,这是他第一次的驻外经历。
而柴成文真正主导驻外使馆是在丹麦。在丹麦同新中国建交后,由中国驻瑞典首任大使耿飚兼任中国驻丹麦首任公使,到了1955年4月,柴成文接替耿飚担任中国驻丹麦第二任公使,彼时的丹麦只和中国建立了公使级外交关系,但在柴成文的努力下,促成了中丹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然而,柴成文结束朝鲜和丹麦的驻外任职后,也是回到了军界,担任总参情报部副部长、国防部外事局局长等职,在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也属于开国少将。
从以上可以看出,有2位驻外大使后来还晋升为上将衔,分别是驻坦桑尼亚大使的李耀文和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刘振华,他们一个担任军种部队主官,一个担任大军区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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