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入伍当兵两年，寄130元家添二八自行车

1978年年底，一张来自部队的汇款单把整个村子炸懵了。

金额整整130块！

别嫌少，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干死干活一天，工分折合下来也就几毛钱。

这笔钱，相当于全家老小把脖子扎起来不吃不喝，苦干两年才能攒下。

村里的大爷大妈私下都在嘀咕：这当兵的娃是不是在外面干了啥“没本买卖”？

甚至有人觉得这钱烫手不敢拿。

但谁能想到，这笔在当时能买下半条命的巨款，竟然是一个入伍两年的新兵蛋子，从每个月仅有的几块钱津贴里，一分一分从牙缝里硬生生抠出来的。

这就好比现在的打工人，为了买套房，连泡面调料包都得分两顿吃。

要把时钟拨回到1976年的冬天，那是一个冷到骨头缝里的年份。

上面怎么变咱们不谈，但在那一亩三分地的农村，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紧巴。

对于一个普通农家来说，那时候家里缺的不是那口吃的，而是能动的劳力。

父亲一个人扛着全家的天，母亲腰早不行了，再加上快八十的奶奶和刚会跑的弟妹，这个家就像一辆快散架的独轮车，随时都能翻沟里。

那会儿农村交通全靠两条腿，谁家要是有辆自行车，那地位跟现在开路虎差不多。

入伍体检那天，父亲为了送儿子去公社，不得不赔着笑脸去隔壁村借了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旧车。

因为怕车胎爆了，车主那脸色难看的，跟割了他肉似的。

看着父亲因为借车受的那份窝囊气，坐在后座的年轻人心里像是被谁捅了一刀。

也就是在那一刻，一个死理儿在他心里扎了根：不管多难，一定要给家里搞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

在这个连空气都透着穷酸气的年代，尊严是比粮食还贵的奢侈品。

这想法在当时听着简直就是说梦话。

1977年这娃正式穿上了军装，现实立马给了他一巴掌：义务兵第一年的津贴是每月6块，第二年涨到7块。

这点钱，买牙膏、买肥皂、买信封邮票都得算计着用，剩下的钱往往连包最差的烟都买不起。

但在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军营里，这小伙子活成了一个“怪胎”。

战友们周末去服务社买点花生米、汽水改善伙食，他不去；大家赶时髦买新笔记本写日记，他去捡人家扔的废纸反面写。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苦行僧。

夏天训练出汗多，他连肥皂都舍不得多抹，衣服基本靠清水搓。

你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可就是凭着这股子狠劲，第一年，他在那个连根针都金贵的年代攒下了60块；第二年，他又奇迹般地攒下了70块。

整整两年，他在部队学会了打枪、投弹、踢正步，但更学会了一项绝活——为了一个目标，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把“抠门”练到了化境。

有人可能要问了，为啥非得是自行车？

又为啥非得是“飞鸽”？

这里面的门道可深了。

在70年代的中国，自行车它不仅仅是个代步工具，它是家庭生产力的核武器，地位绝对不亚于今天的皮卡车。

而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飞鸽”，那是自行车里的“重型坦克”。

它钢口硬、车架沉，那大杠结实得能拉得动一头猪。

在农村那种坑坑洼洼像月球表面的土路上，它是唯一能像牛马一样干重活的机械。

当时一辆飞鸽车的官方牌价大概是150块到180块左右，黑市上炒得更高，但凭着军人的身份和各地的差价，130块是一条极其精准的“及格线”。

这不仅仅是两个轮子加一个车把，它是把父亲从几百斤的担子里解救出来的救命稻草，是弟弟妹妹去县城上学的腿，是这个家庭往好日子奔的轮子。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金融炼金术”，把肉体凡胎的欲望，炼成了钢铁做的生产力。

1978年底，当那封夹着汇款单的信寄回家时，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次跨越千里的“后勤空投”。

父亲拿到钱的手都在抖，转头就去供销社“抢”回了一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

这辆车一进门，全家的生活半径瞬间变了：父亲去公社办事的时间缩短了大半，去集市能多拉一倍的红薯和土豆，生病的奶奶去卫生院再也不用那辆破平板车推了。

这辆车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钢铁战士，正式加入了这个家庭的户口本。

如今回头看，这130块钱的事儿，越琢磨越有味道。

1976年到1978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前夜，农村的绳子还没松绑，物资还是得凭票供应。

在那样一个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一个农村兵通过近乎自虐的自律，完成了对家庭经济状况的一次“暴力输血”。

这种操作，在当年的部队里其实并不少见。

那一代穿军装的，大多是泥腿子出身，他们把津贴看成是家里的救命钱，把个人享受压到了尘埃里。

哪怕是到了后来，那辆飞鸽自行车用了十几年，链条都松得挂不住了，车漆也斑驳得像老年斑，最后被摩托车、电动车挤到了墙角吃灰。

但它对于那个家庭的意义，早就超过了那堆废铁。

它见证了一个农家子弟是怎么长大的，也见证了那个国家是怎么一步步从泥地里爬出来的。

对于那个当兵的年轻人来说，那两年的津贴没有变成烟屁股和糖纸，而是变成了一段关于责任、隐忍和死磕的钢铁记忆。

说到底，这哪是买车啊，这是那个年代的男人，用最笨的办法，去爱他的家。

这种骨气，比什么都珍贵。

那辆车最后还是当废铁卖了，三块五毛钱，父亲拿着钱，在门口坐了一下午。

参考资料：

天津自行车厂厂志编纂委员会，《天津自行车厂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