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前后他在界首用三张传单斗得汤恩伯焦头烂额

丁兆一，又名丁国祯、丁祥臣，1919年出生，河南周口沈丘县范营乡大丁营村人。

他少年聪明好学，在本乡小学校攻读。1934年考入淮阳中学。时国民党政府对外屈辱求和，对日军侵入我东三省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加紧压榨人民，到处扩军派粮，向红色革命根据地反复“围剿”，丁兆一对现状极为不满。

1936年，丁兆一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担负校内及淮阳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呼声响彻云霄。丁兆一正在开封师范学校学习，他积极参加了开封学联的工作，在校内同国民党特务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丁兆一与这些进步青年自发地组织起来，利用一切机会和不同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组织广大师生阅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把各学校的课堂变成宣传抗日的基地。每日一半时间给学生讲时事。

许多师生自动到街头巷尾演讲，鼓动群众抗日。有的学生在丁兆一等指导下，排演抗日节目，到处演出，围观者甚多。

在一次宣传中，有个叫王子禄的坏人，在街上公开说抗日必败，散布只有投日，中国才有出路的汉奸言论。丁兆一等人当即与他展开辩论，围观群众绝大多数站在学生一边。王子禄理屈词穷，企图逃跑，群众十分气愤，高喊“打倒汉奸”等口号，一拥而上，把王扭送到警察局。

1938年春，由共产党领导的光明话剧团从开封来到沈丘槐店，丁兆一积极帮助剧团找演出场地和贴标语，使剧团顺利演出许多抗日节目。

4月，剧团领导人林亮、杜达二人介绍丁兆一、赵卓如和白麟阁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的一天晚上，林亮同志宣布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丁兆一担任支部书记。不久，又发展李端、孙裕民二人入党。沈丘县抗日时期第一个地下党支部从此建立。

此时正值开封失守，日军沿杞县、太康一线南下，槐店人心惶惶。丁兆一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上级党组织下达的“组织各阶层民众，共同抗敌，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指示精神，确定党支部当时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由进步青年学生为主的宣传团体和成立各阶层人士参加的抗敌自卫团。

党支部在颖滨中学组成50多人的前锋话剧团，决定由白麟阁任团长，进步教师李恒初任副团长，到沈丘和项城两县城乡巡回演出。剧团培养了不少青年干部，后来不少人成为党的高级干部。

5月，经过各方联络，积极筹备，在槐店东门外召开了2000多人参加的抗日自卫团成立大会，丁兆一直接负责办公室的工作。

6月，豫东特委决定调丁兆一去豫南特委工作。

1939年“竹沟事变”发生，事变前丁兆一带领30多名老弱妇孺撤离竹沟，晓宿夜行，经过艰难曲折到达豫东特委所在地“三岗”，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转移任务。后奉命回沈丘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这时，沈丘地下党组织作了大量工作，办起了抗敌人员训练班，已吸收程兰谷、李俊、郑明五等同志入党。县委刚刚建立，丁兆一返沈丘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是贾达夫。这是沈丘县自1928年有党的活动以来建立的第一个县委。

因为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水已泛滥至沈丘沙北广大地区，日军暂未南侵，沈丘暂处偏安。但地主阶级产生动摇，国民党开始反共，连续制造平江惨案、竹沟事件，沈丘地方上反动分子勒令解散我前锋话剧团，停办我抗敌人员训练班，知识分子中少数人也开始动摇。县委决定丁兆一去沈丘城内整顿民先队。

因为形势严峻，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沈丘县委确定采取“隐蔽精干，保存实力，把工作转入地下，深入细致地抓好党组织的发展和建设工作”的方针。丁兆一根据分工，负责城东工作，建立了东杨集支部和王老家支部，发展党员30多人。

县委不久转移到东杨集，丁兆一又去开辟城南工作。经过一年多努力，他建立农村支部10多个，党员发展到120多人。

不久，地委召集沈丘、太和、临泉三县县委书记会议。为了加强界首镇的工作，决定由三县分管改由沈丘县委统一管理，任务是掌握敌人动态，保证豫皖苏解放区与河南地下党联系的安全。具体工作由丁兆一负责，县委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界首。

界首是敌占区到大后方的交通要道，人口已猛增至几十万。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以界首属于“重建区”要夺界首，桂系李品仙以界首属于安徽要抢界首，奉系何柱国以驻军为名要独霸界首，三方互相排挤，争夺不休。

界首已成当时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咽喉要地，做好界首党的地下工作，异常重要。县委决定抽调程兰谷、王子超、董仲珊、王子斌、刘顺德，项城抽调刘芳洲，地委调来马建中、王振江、马翔九等同志加强界首工作。

丁兆一在领导同志们与敌人斗争的过程中，头脑清醒，部署得当，派马建中和刘顺德二人利用关系打入敌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了解敌人动态，及时采取对策。他单线直接指导这些同志的工作，在险恶环境下使党的工作顺利开展。

他特别注意党组织的建设，先后在敌十五集团军中发展党员5人，吸收30多人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

1940年秋，国民党汤、李、何三方争夺界首领导权的角逐愈趋激烈，各不相让。为了利用敌人矛盾，分化敌人，打击敌人，当汤恩伯与李品仙等商讨成立所谓“重建区”（重建区包括安徽41个县，河南39个县，总头目是汤恩伯），准备向豫皖苏边区进攻时，丁兆一决定散发《重建区是什么东西？》的传单。

传单以敌人掘黄河堤和贩毒走私的确凿事实，揭露他们的阴谋。列举的罪行主要对准汤恩伯的31集团军，有意不提何柱国的15集团军。何柱国看到传单，告诉王岩青（民主人士）说：“共产党有眼光，是非分明。”李品仙表示沉默，暗地幸灾乐祸。

汤恩伯看到传单后暴跳如雷，声言要追查泄露情报者，从而引起敌人之间的相互猜疑。由于我党通过内线对敌情了若指掌，而敌人对我一无所知，天天要捉拿“奸党”但一无所获。特务们对其主子交不了差，捉了11个小贩枪毙示众。

为彻底揭露敌人，我地下党又发出传单《谁是真正的走私犯？》，把31集团军高级军官走私贩毒的罪恶事实公诸于世，斗得敌人捉襟见肘，丑态百出。汤恩伯在一次军官会议上哀叹，说人家共产党在政治上处处走在我们前头，在重兵驻守的界首，传单竟出现在咱们办公桌上。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丁兆一又指示印发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和残杀自己同胞的滔天罪行，使广大人民认识到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虚伪面目。

是年，丁兆一接到上级指示要接送一位党的负责同志过界首到解放区去，约定时间将到，“中统”却已封河。丁兆一冒险找到打入敌人内部的马建中商定计策。

马建中接受任务后，找到一个好色的军统特务，投其所好地说：“沙河南某处很好玩。”特务立即要他与之同往。马建中故意埋怨说：“人家已经封河，你凭啥能过去！”军统特务声言非过河不可，一到河边，又是亮证件，又是发脾气，经一阵吵嚷终于带着马建中过了河。

他乘特务进妓院的机会与来人接了头。随后，他又到妓院和军统特务说：“我的老表从大后方来找他的亲戚马参谋长（马润身，马建中的堂兄，在旧军队当过团长，和敌警备司令相识，被任命为司令部参谋长），咱们过不了河多丢人。”

军统特务听后很生气地说：“有我的，我连这姑娘也带过去。”到河边果然遭中统阻拦，马建中调和着说：“都是朋友，何必为公事伤和气，封老百姓，还能封自己人？”结果顺利地返回河北，完成了接送任务，而敌人却被蒙在鼓里。

丁兆一在与敌人开展斗争的同时，并没放松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计划一旦形势恶化，随时可以展开游击战。

丁兆一对党忠诚，胆大心细，领导有方，在30年代、40年代，为发展壮大沈丘党组织，为解放沈丘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2年，丁兆一奉调离沈，历任立煌县联络员、黄安县委民运部长、麻东县委书记、武湖县委宣传部长、罗礼县县长、鄂东地委秘书长、陂安南县甲山、河口区委书记、礼山县委组织部长、地区派沈丘县土改队长、豫皖苏干校政教主任、开封民教馆长。

工作上他不计名利得失，均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任湖北省教育厅工农教育处副处长期间，为发展工农教育，组织编著了许多教材，举办训练班，为各地、县培养了大批骨干。

在抓地区医院工作中，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努力钻研掌握了中医“理、法、方、药”理论和针灸疗法，用所得医术救治了许多疑难杂症患者，嬴得了群众的好评和信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对全区医学科研、教育和中医药工作的发展和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丁兆一离休。他在年老多病情况下，坚持学习医学科学，大胆改革创新，致力于青少年近视眼防治的研究，解除了不少青少年近视疾苦。

1988年11月，丁兆一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