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科举失利引发的百年风水大战，龙脉背后的秘密。

在万历二十八年的重阳佳节，当大明帝国上下都沉浸在登高燕饮的节日氛围中时，徽州府婺源县却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一份从南京抄回的乡试榜单显示，婺源县本籍学子在本次秋闱中全军覆没，无一人中举。 这对文风昌盛的婺源而言无异于一场地震，因为这个被誉为“朱熹故里”的科举强县，往届乡试少则产出五六名，多则七八名举人。这次挂了个零蛋回来，参加科举的又大多是有身份的秀才，家里出身好的乡绅不在少数，导致全县乡绅灰头土脸，简直无脸见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科举惨败，婺源上下最初将原因归结为考试不公。当时有消息称，应天府丞徐公申是苏州长洲人，他利用提调官职权，在送卷顺序上做了手脚，优先将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送入考官房，而将徽州等六府的考卷押后处理。 这种安排使得考官在阅卷前期精力充沛时更多关注了徐公申家乡地区的考卷，而对后面批阅的徽州考卷则草草了事。

但是，婺源人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无法把事情闹大，只好忍气吞声咽下这枚苦果。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咽下去，就整整咽下去将近一百年。

三年后的万历三十一年秋闱，婺源学子再接再厉，结果却依旧令人失望——偌大的婺源县仅有三名本籍学子中举。 次年春闱，成绩更是惨淡，只有一人位列三甲同进士。 连续两届科举的失败意味着未来二十年内，婺源在朝为官者将大幅减少，这个地方的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会随之削弱。明朝的乡绅知道，自己管辖的地盘往中央送了多少官员进去，以后才会有多少代言人，自己的乡土利益才会得到更大的保证。

在一切常规解释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县学生员程世法提出了一个猜想，是不是婺源的风水被人搞了破坏？

明代社会普遍笃信风水，尤其徽州地区对此更为痴迷。婺源人向来以其龙脉格局为傲，境内大鄣山被誉为“诸山祖源”，从擂鼓峰延伸出来的山脉被风水师形容为“进龙”格局，主青云直上。 而这条龙脉的枢纽所在，正是船槽岭一带，这里有文笔峰、砚池、日月双峰等象征文运的地理标志。

程世法抽空自费进山搞了一次调查后，恍然大悟。原来，船槽岭一带的山区早就不是山清水秀的龙脉宝地了，而是乌烟瘴气的采石区。大量农民在此开采优质的石灰岩烧制石灰，形成了一大产业。因此这批农民被当地人称为“灰户”。石灰产业在明代需求极大，广泛应用于建筑、消毒、印染、造纸等各行各业。 船槽岭一带的石灰岩品质优良，加上附近有丰富的植被作为燃料，地理位置又靠近交通枢纽，使得这里的石灰产业蓬勃发展。 对于婺源这个“多山少地，垦殖率不到两成”的地区而言，许多农民依靠烧灰谋生。

程世法痛心疾首，他认为龙脉以山石为骨，以土为肉，以草木为皮毛。灰户们凿石挖土、伐木焚林的行为，无异于是在龙身上一块块剜肉。此消息一出，婺源的乡绅集体大哗。

万历三十二年春，一份由五十五人联名的请愿书被送到了婺源知县谭昌言的案头。 署名者中包括三十四位曾在朝中为官的乡宦，如兵部左侍郎汪应蛟、户部右侍郎游应乾等高级官员。 这些乡宦虽然已经致仕还乡，但在地方上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和人脉资源，堪称婺源实际上的统治者。 他们请求知县下令禁止灰户开山采石，以保护龙脉。

谭昌言有点懵，作为地方官，他肯定不敢得罪这批乡土大佬，但是找“灰户”收税又是本地创收的一大来源，这怎么玩？若贸然禁止，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石灰开采还牵扯到皇帝的利益。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下令派遣太监前往全国各地征收矿税，这些税款直接进入皇帝的小金库，与朝廷财政无关。 船槽岭的灰税也正是始于此时，且采用的是“包税”制，由包税人向税监承包一定税额，超额部分归己所有。

婺源县可以下令禁止开采，却无权免除灰税。即使灰户停止开采，理论上仍需要缴纳矿税，这肯定会引起造反啊！

谭昌言没办法，最后搞出一个“官赎”方案，由官府出面赎买灰户的私地，将船槽岭变为公地，从而名正言顺地实施禁采。 赎买资金名义上来自官员俸禄捐赠，实则大部分由士绅承担。 这样，士绅出资保护了龙脉，灰户获得补偿失去营生但得到实利，官府则未出分文便将大片山地收归国有。

争论暂时平息，万历三十四年，婺源县将禁采令镌刻于石碑，立于船槽岭进山处，以示震慑。禁令虽立，但利益驱动下，灰户们很快又重操旧业。 此后近半个世纪，婺源龙脉问题随着每任知县的态度变化而反复。

不久以后，谭昌言因父亲去世离职丁忧后，接任的知县对保龙态度不一。

万历三十八年，新任知县赵昌期到任，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措施，全面排查、登记建档、属地管理、举报有奖。 在这一系列强力执法下，灰户们暂时收敛，龙脉得到短暂安宁。

然而万历四十一年赵昌期离任后，接任的冯知县管理松懈，群众也不再举报，灰户们又“闷声发大财”。 这种反复态势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七年，新任知县金德义到任后，县学士子们改变策略，在呈文中强调龙脉破坏将影响所有在婺源任职官员的前程。 这一说法触动了金知县，于是他开展了力度空前的整治，调集力量直接拿人，将灰窑一扫而空。

天启元年秋闱，婺源中举三人，之后两届也分别有一人和二人中举。到崇祯元年会试，婺源甚至有四人中试，与历史最高纪录持平。 消息传回，婺源学子士绅无不欢欣鼓舞，认为保龙大业终于结出硕果。

明代矿业由官府经营，尤其是金银矿，严禁民间开采。政府屡次申明矿禁，违者往往处以极刑。 矿工们要么忍受苛捐杂税为官府服务，要么冒着生命风险私开矿场。嘉靖年间，朝廷和官员竞相从矿业中牟利，压榨更甚以往，导致许多矿工无法承受，逃入深山据险开矿，以此谋生。

婺源的灰户们其实也面临类似困境。他们多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多山少地”的婺源，垦殖率不足两成，靠农业难以维持生计。 而当时利润较高的行业如茶叶、木材、徽墨等又被大族垄断，普通百姓只能从事烧灰这类辛苦行业。 对他们而言，保护龙脉固然重要，但生存才是当务之急。

一位灰户李大山曾直言：“咱们小民不懂什么龙脉不龙脉的。只知道不采石，家里就揭不开锅。您说这是大罪，那饿死就不是罪了？”

婺源龙脉之争并未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而结束，婺源士绅前后经历六任知县仍未能彻底解决的龙脉问题。这场争端一直持续到清朝乾隆年间，跨越近一百多年，才慢慢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