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凭“变法”改写战国格局，为何最终落得“车裂”下场？

提及战国历史，绕不开“商鞅变法”——正是这场历时二十余年的改革，让偏居西北、一度被中原诸侯轻视的秦国，一跃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虎狼之国，为百年后秦始皇统一天下筑牢根基。但这位改变秦国命运的改革家，最终却落得“车裂示众”、家族被诛的悲惨结局。他的变法究竟打破了什么？又为何在成功后难逃身死的宿命？今天我们就透过史料，还原一个真实的商鞅，看懂他的改革智慧与时代悲剧。

商鞅本名“公孙鞅”，出身于卫国公族，因此也被称作“卫鞅”，后来因在秦国变法有功，被秦孝公封于“商”地（今陕西商洛一带），才得名“商鞅”。年轻时的商鞅，最推崇的是“法家”学说，曾在魏国丞相公叔痤门下做过中庶子（相当于幕僚）。公叔痤早就看出商鞅是“绝世奇才”，临终前特意叮嘱魏惠王：“要么重用商鞅，要么杀了他，千万别让他跑到别的国家去。”可魏惠王只当老丞相病糊涂了，既没重用商鞅，也没对他下杀手——这一疏忽，成了魏国后来被秦国碾压的“伏笔”。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当时的秦国，地处西部，常年与西戎作战，经济落后，文化也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连参加诸侯会盟的资格都没有。秦孝公不甘心秦国就此沉沦，向天下发布《求贤令》，许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道求贤令，像一束光，照亮了商鞅的前路。他带着李悝的《法经》（战国时期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毅然离开魏国，投奔秦国。

不过，商鞅与秦孝公的“君臣相得”，并非一蹴而就。最初见面时，商鞅先讲“帝道”（尧舜禹的治国之道），秦孝公听得直打瞌睡；再讲“王道”（周文王、周武王的仁政），秦孝公还是没兴趣；直到商鞅抛出“霸道”（以法治国、富国强兵的策略），秦孝公瞬间来了精神，两人促膝长谈数日，彻底敲定了变法的方向。这段“三说秦孝公”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商鞅的应变智慧，更暗示了秦国变法的核心——不搞虚头巴脑的道德说教，只追求实实在在的强国效果。

要变法，首先要解决“信任”问题。当时的老百姓对官府的政令早已麻木，“令不行，禁不止”是常态。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商鞅想出了“徙木立信”的办法：他在秦国都城栎阳（今陕西临潼）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当众宣布“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五十金”。围观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搬根木头而已，怎么可能给这么多钱？没人敢动。商鞅见状，把赏金提高到“百金”。终于有个年轻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当场兑现承诺，给了他一百金。这件事迅速传遍秦国，老百姓从此相信：商鞅颁布的法令，说一不二。

解决了信任问题，商鞅的变法正式拉开序幕。他的改革，几乎触及了秦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大支柱”：

第一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战国时期，粮食和人口是国家的根本，商鞅深知这一点。他规定，老百姓只要努力种地、多打粮食，或者纺织出更多布匹，就可以免除徭役（官府强制的无偿劳动）；如果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却不分家，就要征收双倍的赋税，逼着老百姓分家单过，增加劳动力；同时严厉打击商人，禁止商人贩卖粮食，提高商业税收，甚至规定商人的奴仆也要服徭役——这套政策，让秦国的农业生产力飞速提升，很快从“粮食短缺”变成“仓廪实”，为后续的战争储备了充足的粮草。

第二是“废除世卿世禄，奖励军功”。在商鞅变法前，秦国和其他诸侯国一样，实行“世卿世禄制”——贵族子弟生来就有爵位和俸禄，就算没什么本事，也能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而普通百姓就算立下再大的功劳，也很难改变命运。这种制度，不仅让贵族越来越腐朽，也让百姓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商鞅彻底打破了这套规则，他颁布“军功爵制”，规定无论出身贵贱，只要在战场上斩杀敌人的首级，就能获得相应的爵位：斩杀一个敌兵，赏爵位一级，赐田一顷、宅九亩，还能让一个仆人；斩杀的首级越多，爵位越高，待遇越好；如果是军官，带领士兵斩杀敌人达到一定数量，也能晋升爵位。反过来，如果士兵在战场上逃跑，就要受到严厉惩罚，甚至连累家人。这套“军功爵制”，让秦国百姓看到了“靠本事改变命运”的希望，军队战斗力瞬间爆发——后来秦国士兵在战场上“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奋勇杀敌，被中原诸侯称为“虎狼之师”，根源就在这里。

第三是“严刑峻法，推行连坐”。为了保证变法顺利推行，商鞅制定了极其严苛的法律，并且强调“法不阿贵”——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触犯法律，一律严惩。他规定，老百姓要互相监督，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其他几家如果不告发，就要一起受罚（即“连坐制”）；如果主动告发，就能获得和斩杀敌人一样的奖励；如果隐藏罪犯，就要受到和投降敌人一样的惩罚。甚至连“弃灰于道”（把垃圾扔在路上）这样的小事，都要被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有一次，秦孝公的太子驷（后来的秦惠文王）触犯了法律，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虽然不能直接惩罚太子，但却严惩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公子虔被割掉鼻子，公孙贾被脸上刺字）。这件事让秦国上下都知道，商鞅的法律没人能例外，变法的推行也因此没了阻碍。

经过二十多年的变法，秦国彻底脱胎换骨。经济上，粮食储备充足，百姓生活富裕；军事上，军队战斗力碾压六国，先后攻占了魏国的河西之地（今陕西、山西、河南之间的黄河西岸地区）等战略要地，从“弱国”变成了“强国”；政治上，中央集权大大加强，贵族的势力被严重削弱，政令能够顺畅地推行到全国。公元前343年，周天子派人赏赐秦孝公“伯”（诸侯之长）的称号，中原诸侯纷纷前来祝贺——秦国终于摆脱了“蛮夷”的标签，成为天下瞩目的强国。

可就在商鞅的变法取得巨大成功时，危机也悄悄降临。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文王。当年被商鞅严惩的公子虔等人，趁机向秦惠文王进谗言，说商鞅“欲反”（想要谋反）。秦惠文王本就对商鞅当年惩罚自己的老师心存不满，再加上商鞅在秦国的威望太高，甚至超过了国君（老百姓只知道商鞅的法令，不知道国君），他担心商鞅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于是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得知消息后，连夜逃离咸阳。他逃到秦国边境的一家客栈，想住店时，客栈老板却告诉他：“商鞅的法令规定，住店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如果没有，店主就要被连坐。我不敢收留你。”商鞅这才意识到，自己制定的法律，最终却困住了自己（这就是“作法自毙”的由来）。他没办法，只好逃往魏国。可魏国因为当年商鞅率军攻占了河西之地，对他恨之入骨，不仅拒绝收留他，还把他送回了秦国。

走投无路的商鞅，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商邑，发动邑兵反抗。但他的力量根本无法与秦国的正规军抗衡，很快就被秦军打败，商鞅本人也被活捉。秦惠文王为了平息贵族的怨气，同时巩固自己的统治，下令将商鞅“车裂”（五马分尸）示众，并且诛灭了商鞅的全家。一代改革家，最终以这样惨烈的方式落幕。

商鞅死了，但他的变法却没有被废除。秦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却深知变法对秦国的重要性，继续推行商鞅制定的法令。后来的历代秦王，也都沿用商鞅的制度，最终在秦始皇时期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可以说，商鞅虽然身死，但他的“法”却支撑着秦国走完了统一天下的道路。

回顾商鞅的一生，他是天生的改革家，有魄力、有智慧，敢于打破旧制度，用严苛的手段推动秦国走向强大；但他也是时代的悲剧人物，他的严刑峻法虽然让变法成功，却也得罪了太多的贵族，再加上他不懂“功高盖主”的忌讳，最终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

不过，无论如何，商鞅的变法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它不仅让秦国统一了天下，更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基础——后来的“依法治国”思想，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商鞅的影子。正如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然卒定秦之法，功不可没。”商鞅或许不是一个“好人”，但他绝对是一个改变历史的“伟人”。

直到今天，我们再看商鞅的故事，依然能从中得到启示：改革需要勇气和智慧，更需要懂得平衡各方利益；而任何一项制度的推行，既要考虑当下的效果，也要兼顾长远的影响。商鞅用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复杂而珍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反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