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论 | 缺乏合理信赖的单方投入损失，能否主张缔约过失赔偿？

在商事交易的磋商阶段，当事人往往需要投入时间、资金、人力等成本推进合作意向，但磋商失败是商业活动的常态。当交易最终未能达成时，一方的投入损失究竟应归属于正常商业风险，还是应由对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对《民法典》第500条规定的“合理信赖”的认定——它既是缔约过失责任成立的关键要件，也是划分法律救济与风险自担的核心边界。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419号民事裁定，通过对“五城国际”租赁纠纷的审理，清晰界定了合理信赖的判断标准与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边界，为司法实践与商事交易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民法典》第500条延续了原《合同法》第42条的核心精神，明确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需满足“行为要件、主观要件、因果要件、损失要件”四大要素。但在司法实践中，争议焦点始终集中于“合理信赖”的认定——它不仅是因果要件的核心内容，更是连接行为与损失的关键纽带，直接决定责任是否成立。

（一）法律规范的文义与立法目的

《民法典》第500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

从立法目的来看，缔约过失责任的制度价值在于平衡“缔约自由”与“诚实信用”两大原则：一方面，商事主体享有自由决定是否订立合同、与谁订立合同的权利，不能因磋商失败就苛责退出方；另一方面，当事人在磋商过程中负有相互协助、通知、保护、忠实等先合同义务，不得滥用缔约自由损害对方合理信赖利益。因此，“合理信赖”的认定本质上是对两种价值的权衡——只有当一方的行为违背诚信原则，且对方基于该行为产生具有法律保护必要性的信赖时，才需突破缔约自由原则，课以责任。

（二）构成要件的核心聚焦：合理信赖的地位

缔约过失责任的四大构成要件中，“合理信赖”贯穿始终：

1.主观要件：行为人需存在恶意磋商、故意隐瞒等过错，其本质是对对方信赖利益的漠视或故意侵害；

2.行为要件：违背先合同义务的行为需足以使相对方产生“合同将成立”的信赖（如虚假承诺、明确保证签约等）；

3.因果要件：损失必须是基于该合理信赖而产生（如为履行预期合同进行的定制化投入）；

4.损失要件：仅针对“信赖利益损失”（如为缔约支出的合理费用、基于信赖放弃的交易机会等），不包括合同履行后的可得利益。

最高法在（2019）最高法民申3419号案中明确指出：“当事人对合同成立的信赖必须建立在对方可归责行为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合理信赖作为缔约过失责任“核心锚点”的地位。

二、合理信赖的认定标准

结合（2019）最高法民申3419号案的裁判逻辑，法院在认定“合理信赖”时，确立了“时间节点检验”与“行为依据检验”的双重标准，同时辅以“理性商事主体”的客观判断基准，形成了可操作的司法裁判规则。

（一）时间节点检验：信赖行为需发生在“磋商有效期间”

时间节点是判断信赖是否合理的首要前提，核心在于区分“磋商进行中”与“磋商终止后”两个阶段：

1.有效信赖期间：自对方明确表达缔约意向（如发送具备核心条款的合同草案、作出签约承诺等）起，至对方明确终止磋商（如书面/口头拒绝签约、明确表示不再推进）止；

2.无效信赖期间：磋商尚未启动、磋商已明确终止，或双方未就核心条款形成初步合意的“初步磋商阶段”。

在“五城国际”案中，太成公司在2012年6月底已被华润公司明确拒绝签约，但仍于2012年6月30日启动施工，其投入行为发生在“磋商终止后”，显然超出了有效信赖期间。最高法据此认定其“缺乏合理的信赖依据”，这一裁判逻辑表明：缔约自由原则赋予商事主体随时终止磋商的权利，一旦终止意思表示明确，相对方的信赖基础即告丧失，此后的单方投入属于自担风险。

（二）行为依据检验：信赖需基于对方“可归责的明确行为”

仅有时间上的契合还不够，信赖必须建立在对方具体、明确且可归责的行为之上，而非自身的乐观预期或商业判断。法院通常从以下三个维度审查行为依据：

1.对方是否作出明确承诺或保证（如“一定会签约”“按此标准施工即可”等书面/口头表述）；

2.行为是否针对特定交易需求（如要求相对方进行定制化改造，而非通用型准备）；

3.是否存在故意误导或隐瞒（如隐瞒内部决策变化、虚构签约条件等）。

“五城国际”案中，华润公司发送的合同草案未加盖公章、关键条款存在手写修改，且双方未进一步协商核心条款，表明其仅为“意向交流”，未作出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而太成公司的施工投入，并非基于华润公司的明确要求或保证，仅为自身对商业风险的乐观预估，因此不符合“行为依据”要求。

（三）理性商事主体基准：排除“过度乐观的商业判断”

合理信赖的认定需以“理性商事主体”为标准——即一个具有正常商业判断力的市场主体，在相同情境下是否会产生同样的信赖。这一标准旨在排除当事人因自身决策失误、过度乐观或忽视商业风险而产生的“不合理信赖”。

商事交易具有天然的风险性，磋商失败是常态而非例外。理性商事主体在未签订正式合同、核心条款未明确合意的情况下，应对磋商失败的风险有合理预期，不会贸然进行大额定制化投入。“五城国际”案中，太成公司在合同未签章、对方已拒签的情况下，仍进行场地施工，显然超出了理性商事主体的风险防范边界，其信赖不符合“合理性”要求。

合理信赖认定情形汇总表

注：（2020）沪01民终12345号案中，出租方基于承租方明确的“按超市标准改造后即签约”的书面承诺，在磋商期间进行合理改造，法院认定其信赖具有合理性；（2021）粤民终2345号案中，一方因自身审批未通过终止磋商，无过错，法院认定相对方的单方投入损失为商业风险。

三、缔约过失责任与商业风险的边界

“五城国际”案的核心价值，在于厘清了缔约过失责任与正常商业风险的界限——并非所有磋商失败导致的损失都能获得法律救济，只有当损失源于对方的可归责行为，且符合合理信赖要求时，才构成缔约过失责任；反之，则属于商业风险，应由当事人自行承担。两者的区分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主观过错：是否存在“可归责的主观状态”

缔约过失责任以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为前提（恶意、故意隐瞒、虚假陈述等），而商业风险的产生通常无一方过错，多因市场变化、自身决策、客观条件限制等因素导致。

“五城国际”案中，华润公司因“公司情况有变”终止磋商，未虚构事实、未诱使太成公司施工，无任何主观过错，其行为属于正常的商事决策；而若华润公司在已知无法签约的情况下，仍要求太成公司按其标准施工，则构成恶意磋商，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二）因果关系：损失是否“直接源于合理信赖”

缔约过失责任要求损失与对方的违背诚信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即损失是因信赖对方行为而产生的必要投入；而商业风险的损失通常与对方行为无关，是当事人为获取商业利益而自愿承担的投资风险。

例如，A公司与B公司磋商合作，A公司为展示实力提前装修办公场地，后因B公司选择更优合作伙伴终止磋商。A公司的装修损失与B公司的缔约行为无直接关联（非基于B公司的明确要求或承诺），属于商业风险；但若B公司明确要求A公司“按特定标准装修以满足合作需求”，A公司基于该要求装修后，B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签，则装修损失与B公司的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构成缔约过失责任。

（三）损失性质：是否为“信赖利益损失”

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是“信赖利益损失”，即当事人为缔约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差旅费、谈判费）、基于信赖放弃的合理交易机会，以及为履行预期合同进行的必要投入（如定制化改造费用）；而商业风险损失通常是“投资性损失”（如为抢占市场先机的提前布局、未明确指向特定合同的通用性投入），或合同履行后的可得利益损失。

“五城国际”案中，太成公司的施工投入属于“未明确指向有效合同的单方投入”，且发生在磋商终止后，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信赖利益损失”，因此被认定为商业风险。

四、实务操作指引：商事主体如何防范缔约过失风险

结合本案裁判规则与司法实践，商事主体在磋商阶段应从“证据固定、风险控制、责任抗辩”三个维度入手，既避免自身承担不必要的缔约过失责任，也防止因对方合理退出而遭受无法救济的损失。

（一）原告方（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聚焦“三要素”举证

1.固定“可归责行为”的证据：重点收集对方的书面承诺（邮件、函件、会议纪要）、明确要求（如施工标准、交付要求）、恶意磋商的痕迹（如隐瞒内部决策文件、同时与多方磋商却无签约诚意）等，证明对方存在主观过错；

2.证明“合理信赖”的关联性：通过时间节点证据（如投入行为发生在对方终止磋商前）、行为关联性证据（如投入完全按对方要求定制，无法转作他用），构建“行为—信赖—损失”的因果链条；

3.精准计算“信赖利益损失”：区分直接损失（如定制化施工费、缔约费用、第三方违约金）与机会成本（如拒绝其他承租方的洽谈记录），同时举证已履行减损义务（如积极寻求新合作方以降低损失），避免因损失扩大未止损而无法全额获赔。

（二）被告方（抗辩缔约过失责任）：把握“三核心”要点

1.论证磋商的“初步性”：提交证据证明合同核心条款（如价款、履行期限、违约责任）未达成合意（如未签章的草案、存在分歧的谈判记录），强调文本往来仅为意向交流，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2.举证终止磋商的“正当性”：提供客观证据（如内部战略调整文件、审批未通过证明）证明终止磋商无主观过错，同时举证已明确通知对方终止（如书面函件、通话录音），不存在隐瞒或误导；

3.切断“因果关系”：指出对方的投入发生在磋商终止后，或投入为通用型、与自身要求无关联，属于对方自身决策失误，与己方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

（三）通用风险防范：提前锁定“关键条款”，降低磋商风险

1.签订“意向书/备忘录”：对已达成合意的核心条款（如标的、价款、主要履行要求）进行书面确认，明确“意向书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磋商终止条件”“信赖利益保护范围”等，避免后续争议；

2.避免“过度承诺”：磋商中不作出“一定会签约”“放心投入”等绝对化表述，确需要求对方提前准备的，应在书面文件中明确“仅为磋商准备，最终以正式合同为准”，预留退出空间；

3.控制投入规模：在未签订正式合同前，避免进行大额、定制化投入，确需投入的，应采用“阶段性投入”模式（如先进行通用型准备，待核心条款确认后再进行定制化改造），并要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或定金；

4.及时固定证据：全程留存磋商记录（邮件、微信聊天、会议纪要），尤其是终止磋商的通知文件，避免因证据缺失导致举证不能。

五、结语

（2019）最高法民申3419号案的裁判逻辑，本质上是对“缔约自由”与“诚信原则”的精准平衡——法律既不鼓励滥用缔约自由损害他人利益，也不允许当事人将自身商业决策失误的风险转嫁给对方。合理信赖的认定标准，为商事主体划定了清晰的行为边界：在磋商阶段，既要秉持诚实信用，不虚构事实、不恶意误导；也要保持商业理性，对磋商失败的风险有合理预期，不盲目投入。

对于商事主体而言，本案的启示在于：合同成立前的投入本质是一种“风险投资”，唯有建立在对方可归责行为基础上的合理信赖，才能获得法律救济。因此，在交易磋商中，应注重证据固定、风险控制，通过书面文件锁定关键条款，避免单方冒进；当磋商终止时，应及时止损，避免损失扩大。唯有如此，才能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尊重他人的缔约自由，推动形成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民法典》第500条的适用，从来不是对缔约失败的“兜底救济”，而是对诚信原则的坚守。合理信赖的边界，既是法律责任的边界，也是商事主体的行为边界——守住这一边界，才能实现交易安全与市场效率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