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与国民党一较高下，蒋介石态度，如何决定三青团被"玩死"命运？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47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暨三青团二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实行“党团统一组织”（简称“党团合并”），三青团组织就此宣告结束。

这是蒋介石国民党在当时为缓和内部矛盾、集中力量进行反共内战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

1、陈立夫的建议

作为解决日趋严重的党团矛盾的一项重要组织措施，其设想起源于“党政革新运动”，酝酿于三青团二全大会之后，提出于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最后确立于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之后。

追溯党团合并的起源，不能不涉及当时国民党内发起的“革新运动”。

在1946年2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后，以CC集团部分中上层干部为核心发起了一场“党政革新运动”。持续一年多的革新运动本身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结果，但在它的宣传鼓动下，实行“党政革新”的要求开始为国民党领导层所接受，并被当作挽救国民党危机的灵丹妙药而付诸实施。

国民党中央为此成立了“检讨小组会议”，负责研拟所谓的革新方案。该小组于1947年1月提出了包括党团关系在内的《本党改革设计》，主张“党与团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求一合理解决”，并提出了下述三种方案，提供国民党最高层选择。

第一，“团属于国家元首，为国家建立建设干部之训练组织，完全不作政治活动”；第二，“团属于党，为本党对于在校学生一种政治补充教育之训练组织”；第三，“团属于党，为本党对于农工商以外二十五岁以下青年一种党的教育之训练组织”。

报告还指出：“第一案较近理想，第二案较近人情，第三案较近现实。如择一切实执行，其效果或较现状为佳。”

党团关系的根本调整，已经作为整个党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提上了国民党的议事日程。

在1946年9月庐山召开的三青团二全大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委陈立夫在党务报告中毫不隐讳地指出：“党团关系不睦的情况很普遍，特别表现在工运、学运以及对民意机关和民众团体领导上。”

他对三青团进行了一番指责之后，提出主张说：“团是根据党章成立的，应该服从党的领导。为了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最好撤消青年团，在国民党中央成立青年部，统一领导青年运动。”

陈立夫的攻击和建议，引起在场一些三青团骨干很大的反感。

四川支团干事长陈介生在发言中回击说：“重庆市党部对工运和学运等就是领导不起。”

言辞颇为激烈。中央干事、组织处副处长汤如炎在与重庆支团书记陈开国谈到陈立夫所提出“撤消三青团，成立青年部”的问题，表示坚决反对。中央干事会副书记长刘健群、袁守谦及中央常务干事贺衷寒等，也反对党团合并，空气闹得十分紧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三青团二全大会上蒋介石与三青团的关系发生了重要转折。如果说在此以前，蒋介石对三青团虽不无批评，但仍以“新生力量”视之，颇表欣赏和同情，那么现在他却发现三青团的发展走到了“革命歧路”，并且具有“极端危险”的性质，因而代之以深深的忧虑。

蒋介石似乎感到三青团与国民党一样，也到了需要彻底改革的地步。因此二全大会一结束，他就指示中央团部“要彻底整理团务”，并警告说：“决不可让青年团一天一天的走向毁灭的道路。”

1947年1月，蒋介石在对中央团部的讲话中，严厉批评三青团在激化党团矛盾方面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老实说，我们之所以造成今天这样恶劣的形势，完全是由于我们各级团部自己心理上和动作上的错误，我们视青年团作为夺取权位的阶梯，我们利用青年团来打击别人，造成门户之见。”

蒋介石态度的这种变化，成为后来取消三青团、实行党团合并的先声。

2、党团合并的方案

1947年3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将党务改革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会议提出：

“现当结束训政，迈进宪政时代，本党应谋根本改造，以适应新时代之革命任务，党团关系亦应谋根本解决之道。”

在会上，国民党山东省主任委员庞镜塘以个人名义向全会提出议案：“明令撤消三青团，对全体团员进行鉴别，改为预备党员；对各级团干部，则斟酌情况调同级党部工作。”

联署人有王耀武、方觉慧、王星舟、骆美奂、罗霞天、洪陆东、苗培成、方治、张强等30余人。据称这是第一个公开要求实行党团合并的正式提案。

此案既经提交中央秘书处，便立即引起三青团中央团部某些负责人的极大不满，遂召集各级团干部400余人，研究抵制办法。首先推中央团部副书记长袁守谦商诸庞镜塘，请其将原案撤回，谓各级党团人事纠纷，可由党团双方协商处理。

庞镜塘回答说：

“党团冲突是一个有关制度的问题，三青团自成系统，把国民党看成是它反对的对象，随时都在想方设法取而代之。所以各地方团部总在鼓动团员同党闹对立，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进行破坏，以致对外的力量就此抵消。与其这样两相倾轧，还不如合并为一个组织，免得互相攻讦。这个提案既经提出，就不能随便收回，你们有力量就否决它吧！”

于是，三青团中央团部纠集了成百人，声言要对庞镜塘动武，进行威胁。另一方面，又请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陈诚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向庞镜塘劝说，撤回原案，以平众怒。庞镜塘拒不接受。蒋介石为此亲自召见庞镜塘。

蒋介石说：

“在目前大敌当前，团结对外的意义下，你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提得太突然，也难怪他们不能同意。这件事总是要办的，让他们多考虑考虑吧。…论人才，本党是占绝对优势的，但是各自为政把力量都分散了，所以对外斗争，很多地方遭到失败。…建立三青团是吸取俄国人的经验，要好好研究，多提改进的办法。党团合并问题，对于将来的青运工作，关系很大，可以从长考虑。”

这样一来，庞镜塘在大会上没有多加争辩，只是在提案被否决之后，声明保留其意见了事。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彻底改革党务案》强调指出国民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演变至现阶段之本党，无论从党的本身或从党与政治及社会之关系上观察，皆已暴露其严重病态”，“若不从速彻底改革，无待外力之压迫，亦必自趋崩溃”。提出要彻底澄清党团关系，称“今日之党团关系，若即若离，含混不清，党团在表面上虽未严格分离，实际上早已自成体系，省级以下之党团摩擦日益显著，如不速谋澄清，长此以往，实为本党自杀政策”。

这表明，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终于认识到：党团冲突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危及整个国民党政权存在的地步，如不予以根本解决，党团必将同归于尽。同时，它把党团摩擦的原因归结为党团组织“自成体系”，表示要从组织上采取措施，显示了将党团合并、融为一体的基本设想。

另外，据说会前中央团部亦拟订了三项方案。

第一方案：党团合并改组（即党团统一改造），内分三点：“甲、仿总理历次改组国民党之精神，将现有之党团一律解散，彻底合并改组。
乙、保持党团原有基础，保留其优秀健全份子，不良者彻底予以淘汰（清党清团）。
丙、党团合并改组后，主义与领袖不变，而另立新党名义发布新政纲政策。”
第二方案：青年团改组为独立政党（在国民党之外），党魁由蒋主席或由蒋主席指派妥人充任。
第三方案：党团继续分立，分工合作，加强联系。

以上三个方案由书记长陈诚提交中央常务干事会，经过缜密讨论，认为第二、第三案不宜，而决议采用第一方案即党团合并改组案。3月15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幕，由陈诚联合梁寒操等42个中央委员，将《党团统一改组》案提出。但大会决定将此案连同党方三个提案，都加以保留暂时搁置。

3、三青团的自我挽救

党团组织的矛盾和冲突主要发生于地方。党团组织在地方上针锋相对，无孔不入；各地党团负责人普遍互相倾轧，无所不用其极。国民党各级党部对此感受最深，怨言也最大。

他们认为三青团各级团部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并加以猛烈抨击。如三青团山东省支团部主任刘翔、书记长刘孝义，原先都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担任了团的职务后，他们便利用在各学校各团体中办训练班的机会攻击国民党，并逐渐发展到运用政治力量来打击国民党。

由于山东省政府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个厅的厅长都是支团部干事会的干事(支团部主任刘翔兼任民政厅厅长、干事李泰华兼教育厅厅长、丁基实兼建设厅厅长、赵次勋兼财政厅厅长，还兼任省党部委员)，照国民党的规定，省政府的一切措施，都要通过省党部所召集的党政联席会议的决定，才能提到省政务会议讨论。

既然省政府的各厅长都是支团部干事，他们便把出席联席会议所得到的情况，带回干事会密谋对策。然后又到政务会议上提出异议，推翻成案。

特别是在人事、经济等方面，凡是联席会议决定的任免事项，或是增减经济开支，如不符合他们的意愿，每每指示各厅长在政务会议上重具理由，加以否决。

他们对于党部的各级负责人更是肆意攻击，甚至通过军统的关系，向蒋介石打小报告，造成重重矛盾，最后发展到党部的一切措施和个人行动，都成为团部所攻击的目标，这使一些党政干部感到忍无可忍，异常愤恨，遂多次集会，筹谋对策，决定向国民党中央公开报告，以寻求彻底解决。

此时各级党部都向上级反映：

“青年团创立以来，党团之间，竟似鸿沟，显然成对立壁垒，自成系统，不受党部领导，致意见纷歧，系统纷乱，力量分散，县以下各级党团间，甚或互相攻击诋毁，言之殊堪痛心。长此以往，良用危殆。”

并纷纷提出各种提案和建议，坚决要求撒销三青团，统一党团组织。

如国民党湖南省执行委员会就提出：

“党团组织分立以后，系统各别，职责难分，于是党与团之间，党员与团员之间，无形流于摩擦和对立，本党革命力量，不仅未能增强，反而日益抵销分散，适足于破坏革命、危害国家者，以可乘之机。为使革命力量集中，建国大业迅速完成，尤须改组本党，统一党团组织。”

明确主张“三民主义青年团应即撤销，其业务并入党部办理”。

国民党浏阳县执委会也坦陈：党团“彼此分立，系统不明，以致省以下各级组织，渐为派系观念、官僚主义所腐蚀，党团摩擦已成公开的秘密，甚至不顾党国党德，不择手段，互相攻击，致使同志力量分散，组织松懈”。

提出“值兹党政革新、宪政实施之前夕，本党有捍卫主义、保卫国家之特殊任务，因此党团宜合而为一，以加强本党组织，集中革命力量”。并要求将此提案在全党进行公决。

撤销三青团，统一党团组织，实行党团一体化已经成为国民党全党上下的一致要求，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三青团感到形势于己不利，因而急于寻找对策。中央团部多次召集会议，对此交换意见，认为中央党部检讨小组提出的《党与团问题》一案，“关系本团性质及党团关系至大”，表示“不能同意中央党部检讨小组为解决党与团问题所建议之三案”，“并请不必将该案提交本党中常会或三中全会讨论”。

中央团部趁各支、区团负责人来宁（南京）列席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之机，于1947年3月25~27日连续召开团务座谈会，交换革新团务意见，商讨对策。并推定胡轨、崔载阳、余拯三人根据会议讨论意见，草拟了题为《团的改进》的书面报告草案，试图澄清有关看法，提出若干建议，以供中央团部讨论决定。

胡轨等人在报告中提出，处于当前不利形势之下，三青团要以自己的前途和将来为重，“应该以大部分的力量充实自己，准备将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特性，珍重我们的前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与人争一日之长短，这才是百年大计！这才是千秋事业！”

《团的改进》报告回顾了党团关系的形成过程和特点，承认：

“团与党的关系，原甚微妙，这微妙关系又原只要大家深切了解，彼此即可各尽其用，相得益彰；惜党团同志，莫名其‘妙’，致此微妙关系不能发生妙用，而且大家天天在闹麻烦，这真冤枉也哉！”

报告认为维持党团之间的微妙关系很有必要，并竭力为之辩护：

“原来决定团党如此微妙的关系，绝非偶然”，因为“党本身的生殖机能很差，新陈代谢的作用很少，无法产生或吸收新血轮与新细胞，青年团于是以如此的形势应运而生，以适应此一迫切需要！”在文件起草者看来，党团关系的微妙性就在于，它“既非单纯的父兄子弟的伦理关系，亦非单纯的骨肉血脉的生理关系，而是两种关系同时具备，其微妙自非任何关系所可比拟的了！”

报告否定了使三青团成为普通社团的意见，称“老老实实属于教育文化系统，如童子军，或以普通社团出现，如励志社和青年会，这虽不失为一种省事省力的想法，但此种想法与时无补，与己无益，因为不论在教育文化立场上或普通社会观点上恐均无此必要，一般青年亦无此兴趣”。

报告再次强调了三青团的重要性，并猛烈抨击了取消三青团、将其归并于国民党的主张。

文件称现在有人主张团“索性属了国民党，省得彼此别扭”。“但旧招牌已失信用，没有生意可做！如属于党而能有办法，则当初青年团之产生就没有其时代的意义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文件主张在党团关系问题上，应该仍然保持现状：“我们还是只有发挥与党原有的微妙关系，以团保证党的青春，以党扶助团的发展，惟在应付现局的策略上，团应加强其独立性，党在青年面前应尽可能退隐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团的改进》报告是三青团的一份自我辩护状，它重弹老调，一再强调三青团的重要性，企图求助于历史来为现实辩护，为三青团的存在权利辩护，但只能是徒劳无益之举。

书记长陈诚审阅该报告后表示：

“社会上的问题很多，环境上的阻力很大，如本团不加考虑，将因阻碍而遭挫折。”并称“本团同志，应顾及当前国内外形势，体念领袖用心之苦，不可只为一部分人之同情，而影响到整个国家政策，我们如不明白整个局势，不明白领袖的运用，对于现实不满意，尽量攻击，以能求一时的痛快，也许因此而断送了革命的前途”。他最后批示：该报告“不应发表，如发表者应转呈团长请示应否发表”。

蒋介石也批评了报告的观点，他在报告上批示：“团与党的关系决不是微妙，而是很明朗的。就是团应该是党的团，而不是与党不即不离，不分不合的。这种想法是错的。”

《团的改进》报告最终被束之高阁。从这一文件的命运可以看出，形势已今非昔比，在国民党政权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任何维持党团关系现状的企图，任何使三青团得以苟延残喘的做法，都意味着继续激化党团矛盾，因而再也不可能获得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层的同情和支持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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