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王锡爵,你疯了吗?这是要把飞机往哪儿开?”
1986年5月3日的下午,在那万米高空的波音747驾驶舱里,副机长董光兴看着自己手腕上冰冷的手铐,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
这一天,对于台湾中华航空来说,绝对是个想都不敢想的噩梦,但对于56岁的机长王锡爵来说,这是他这辈子飞得最坚决、最没有退路的一次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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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想到,这个曾经驾驶着U-2高空侦察机、在大陆防空导弹的眼皮子底下转悠了无数圈都没被打下来的“黑猫中队”王牌飞行员,会在临退休前,搞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一个大动作。
这事儿还得从那天下午的航线说起。
那是一架代号CI334的波音747-200F型全货机,肚子里装满了从曼谷运来的新鲜水果和海鲜,原本的计划是飞往香港降落,然后再转飞台北。
这本来是一条王锡爵飞烂了的熟练航线,他是机长,旁边坐着副驾驶董光兴,后面还有个飞航工程师邱明志。
这三个人那是老搭档了,平时在驾驶舱里也就聊聊家常,谁也没觉得这趟活儿有什么特别的。
飞机飞到香港以南大约120海里的时候,王锡爵突然转过头,用一种特别随意的口气对身后的邱明志说,这会儿天气挺好,气流也稳,你去后面货舱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顺便看看那批榴莲怎么样了。
那时候的货机规矩没那么多,机组人员在长途飞行中去后面转转也是常有的事儿。
邱明志也没多想,解开安全带转身就往后面货舱去了。
就在驾驶舱门关上的那一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
王锡爵那种随意的表情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严肃和决绝。他一本正经地对副驾驶董光兴说,咱们公司最近不是一直在强调空防安全吗?择日不如撞日,咱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搞个“反劫机演习”。
董光兴一听都愣了,心想这时候搞什么演习?还没等他脑子转过弯来,王锡爵就掏出了一副早就准备好的手铐。
那时候的飞行员为了应对突发状况,包里有点特殊的“工具”倒也不算太稀奇,但稀奇的是,王锡爵直接把这手铐的一头“咔嚓”一声铐在了董光兴的手腕上,另一头死死地锁在了座椅的扶手上。
董光兴这下有点慌了,他喊着说机长你这演习玩真的啊?赶紧解开吧,马上要进香港管制区了,这玩笑开不得。
王锡爵根本没理他,直接切断了飞机的自动驾驶模式,手握操纵杆,猛地向左压了一个大坡度。
庞大的波音747像一头被惊醒的巨兽,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急促而诡异的弧线,原本应该往东北飞去香港启德机场,现在却调转机头,直愣愣地往正北方向冲去。
那个方向,是广州。
这时候,刚才去后面检查货舱的工程师邱明志回来了。
他一推门,看见副机长被铐着,飞机姿态也不对,当时整个人都僵住了。
邱明志年轻气盛,一看这架势就要冲上来抢操纵杆。
王锡爵这时候手里多了一把飞机上配备的消防斧,他没有挥舞,就是冷冷地把它放在了控制台上,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让人不敢直视的杀气。
他对那两个人说,都别乱动,我有必须要做的事,今天这飞机,必须去广州,谁拦着我就跟谁同归于尽。
驾驶舱里一下子安静得可怕,只有仪表盘上的红灯在疯狂闪烁,还有无线电里香港塔台焦急的呼叫声:“华航334,华航334,你偏离航道了!请立即修正!请回答!”
王锡爵连看都没看一眼无线电,他现在的眼里,只有几百公里外那个越来越近的大陆海岸线,那是他魂牵梦绕了三十七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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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越过海岸线的那一刻,王锡爵的手心里全是汗。
他打开了那个尘封已久的通讯频段,对着麦克风,用一种几乎颤抖的声音呼叫:“广州塔台,广州塔台,我是华航334,我请求降落白云机场。”
这一声呼叫,不仅把广州塔台的值班员吓了一跳,更是把海峡两岸维持了37年的那种死一般的沉寂,给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
02
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个想家想疯了的飞行员吗?
但如果你知道王锡爵以前是干什么的,你就知道这事儿有多离谱了。
他可不是一般的民航机长,他是“黑猫中队”出来的狠人。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听说过“黑猫中队”,但在上世纪60年代,这四个字代表着当时世界上最危险、最神秘、死亡率最高的飞行任务。
那时候,美国人搞出了U-2高空侦察机,这玩意儿飞得特别高,能飞到2万多米,一般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根本够不着。
美国人想知道中国大陆在搞什么名堂,尤其是核武器的进展,但又不敢自己派人飞,于是就找上了台湾,让台湾出飞行员,美国出飞机,组建了第35中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黑猫中队”。
王锡爵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能进这个中队的人,那都是万一挑一的精英,身体素质、飞行技术都得是顶尖的,必须是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主儿。
但即使是这样,这活儿也是提着脑袋干的。
U-2这飞机虽然飞得高,但特别难开,翅膀特别长,像个滑翔机,在那个高度,空气稀薄得要命,速度稍微快一点就会解体,稍微慢一点就会失速掉下来,飞行员简直就是在“棺材角”里跳舞。
而且,那时候大陆的防空导弹部队也不是吃素的,著名的“543部队”用萨姆-2导弹,硬是打下来好几架U-2。
王锡爵的那些战友,陈怀生、叶常棣、李南屏、张立义,不是在空中被打成火球牺牲了,就是跳伞被俘虏了。
整个黑猫中队,能活着执行完10次任务光荣退役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王锡爵就是这只手里的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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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王锡爵飞到大西北去侦察原子弹基地。
那可是大陆防守最严密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他在雷达屏幕上亲眼看到好几个亮点冲着自己飞过来,那是导弹!
那种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战术动作可做,U-2那脆弱的小身板经不起折腾,他只能靠着那一瞬间的直觉和运气,鬼使神差地躲了过去。
落地的时候,浑身都是冷汗,连飞行服都湿透了,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你说,像这样一个在鬼门关走了十几遭、对国民党“忠诚”得不能再忠诚的王牌飞行员,怎么会突然调转枪头投奔大陆呢?
这事儿吧,还得从那个特殊的年代说起。
王锡爵是四川遂宁人,1949年的时候,他才是个20岁的小伙子。
那时候他在国民党空军幼校念书,还是个不懂事的学生娃。
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根本没给这些学生选择的机会,就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全部装上船,拉到了台湾。
王锡爵走的时候,甚至没来得及跟家里的父母说一声再见,连个头都没磕。
他以为这只是一次临时的撤退,就像以前打仗一样,过个一年半载也就回去了。
谁能想到,这一走,就是37年。
在台湾,王锡爵虽然靠着过硬的技术,从空军飞到了民航,拿了高薪,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在别人眼里,这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那个洞,从来就没填满过。
每到逢年过节,那种孤独感就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
在台湾,他们这些人被称为“外省人”。
虽然说着一样的中国话,但这三个字就像一道隐形的墙,时刻提醒着他:你的家不在这里。
特别是到了晚上,看着窗外的月亮,他总会想起四川老家的那个院子,想起父亲在灯下看书的背影。
他在梦里无数次飞回四川,可醒来一看,还是台北的天花板。
这种日子过一天两天还行,过上几十年,真能把人逼疯。
03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封家书。
80年代初,虽然两岸还是老死不相往来,但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窗口,已经有一些地下的联系渠道了。
王锡爵当时飞民航,经常飞香港,他就托人在香港想办法打听四川老家的消息。
那时候他其实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毕竟兵荒马乱这么多年,再加上后来的各种运动,家里人还在不在都是个问题。
结果你猜怎么着?
1984年的时候,他居然真的联系上了!
不仅联系上了,还收到了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
信上说,他的老父亲王伯涛还活着,已经80多岁了,身体不太好,但脑子还清楚,天天念叨着这个当了“飞贼”的儿子。
看着照片上那个满脸皱纹、老得不成样子的父亲,王锡爵一个大男人,躲在香港的酒店房间里,哭得像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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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就发疯一样想回家。
他安排了在大陆的弟弟们到香港见面,想让弟弟们把老父亲也带到香港来见一面。
可惜,老人家年纪太大了,身体也垮了,经不起长途折腾,根本来不了。
那次在香港,王锡爵抱着两个弟弟痛哭流涕,他抓着弟弟的手问:咱们爹还能撑多久?
弟弟流着泪摇头说,不知道,也就是这两年的事了,爹说死之前要是见不到你,他闭不上眼,死不瞑目。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在王锡爵的心上,比当年飞U-2被导弹瞄准还要疼。
回到台湾后,王锡爵整个人都变了。
他表面上还是那个沉稳的机长,但心里那团火已经烧得他坐立不安。
当时的台湾,蒋经国虽然已经在搞经济建设了,但在两岸关系上,还是死守着那个著名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这“三不”就像三座大山,死死地压在所有想回家的老兵头上。
别说回家了,就是通个信、打个电话,要是被发现了,那都是“通匪”的罪名。
王锡爵绝望了。
他知道,走正常渠道,这辈子是别想见到活着的父亲了。
等两岸政策开放?谁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父亲等得起吗?
他等不起,一天都等不起了。
那一阵子,王锡爵飞得特别勤,但他心里琢磨的不是飞行计划,而是怎么“跑路”。
他也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知道这事儿风险太大了。
如果飞客机,上面几百号乘客,万一出点什么事,那是造孽,而且人多眼杂,不好控制。
所以他特意申请调去飞货机。
货机好啊,人少,就三个机组人员,只要搞定了另外两个,这事儿就有戏。
他甚至连家里人都没敢告诉。
他在台湾有老婆孩子,如果这事儿提前漏了风声,全家都得完蛋。
他只能一个人扛着这个秘密,像个孤狼一样,在深夜里一遍遍推演着行动的每一个细节。
直到1986年5月3日,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觉得时机成熟了。
04
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的那一刻,王锡爵觉得自己的腿都是软的。
舱门打开,下面的地勤人员都看傻了。
一架刷着“中华航空”标志的大飞机,居然停在了广州?
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啊!
王锡爵走下舷梯,看着围上来的大陆官员,他说的第一句话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带着哭腔喊了一句:“我要回家!我要见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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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一出,立马成了世界级的大新闻。
台北那边直接炸了锅。
蒋经国听到消息的时候,估计血压都上来了。
一架波音747货机,加上几百万美元的货物,这还在其次,最要命的是,这是“投诚”啊!
而且还是个前“黑猫中队”的王牌飞行员带头“投诚”!
这对台湾当局的打击太大了,脸都被打肿了。
国民党那边的宣传机器一开始还想捂盖子,说王锡爵是被劫持的,是被迫降落的。
但这种话骗骗老百姓还行,骗自己人就难了。
王锡爵在广州接受采访的画面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他那句“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让台湾所有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了。
飞机上有三个人,王锡爵是铁了心要留下,但副驾驶董光兴和机械师邱明志不想留啊,人家的家小都在台湾呢。
这时候,尴尬的问题来了:这飞机和另外两个人,怎么送回去?
按照台湾以前的“三不政策”,是绝对不能跟大陆官方接触的。
以前遇到这种事,都是找个“第三者”,比如国际红十字会,或者香港的什么机构,在中间传话,双方不见面,把人交接了就算了。
这次台湾一开始也想这么干,想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去广州把人和飞机领回来。
但这次,北京方面的态度非常坚决:不行。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家务事,凭什么让外国人插手?
要谈,就双方自己坐下来谈。
中国民航局直接发话了:让华航派人来,咱们找个地方,面对面把这事儿办了。
这一招太绝了。
直接把球踢到了蒋经国脚下。
谈?那就打破了“三不政策”,等于承认了大陆的对等地位。
不谈?那飞机和两个人就回不来,台湾民众的唾沫星子能把华航淹死。
当时的台湾社会已经开始有点松动了,老百姓对“三不政策”早就不满到了极点,大家都看着呢,看政府怎么收场。
蒋经国毕竟是个有政治智慧的人,他在权衡了几天之后,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
最终,他默许了华航去谈。
于是,在香港那个风景优美的深水湾乡村俱乐部,出现了一幕历史性的画面。
一边是“中华航空公司”的代表,一边是“中国民航”的代表。
虽然双方都挂着“民航”公司的牌子,说是商业谈判,但这背后的含义,谁都懂。
这是两岸隔绝了37年后,第一次面对面、手握手地坐在一起。
谈判桌上,大家喝着茶,虽然也有争执,比如移交地点是在广州还是香港,谁去开飞机等等,但气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剑拔弩张。
据说,当时大陆方面的代表特别客气,一口一个“台湾朋友”,把华航的代表搞得都不好意思发火。
经过四轮的喝茶聊天,最后达成了协议:
这被称为“两航会谈”。
双方约定在香港启德机场进行交接。
5月23日,那架波音747货机从广州飞抵香港,董光兴和邱明志也回到了台湾。
这场震惊世界的“劫机”风波,最终以一种这种奇妙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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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在那架货机飞回台湾的同时,王锡爵坐上了飞往北京的民航客机。
在北京首都机场,一个坐着轮椅的老人早就在那等着了。
那就是王锡爵87岁的老父亲王伯涛。
当时那一幕,真的,在场的所有记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
王锡爵一看到那个轮椅上的身影,那个曾经挺拔如松、现在却缩成一团的老人,他再也控制不住了。
这个开过U-2、闯过导弹阵、劫过波音747的硬汉,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他跪着挪到了父亲的轮椅前,把头埋在父亲那双干枯的膝盖里,嚎啕大哭。
“爸……不孝儿回来了……”
王伯涛老泪纵横,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摸着儿子的头,嘴里只会重复一句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这一跪,跪断了37年的乡愁。
这一哭,哭醒了海峡对岸无数个破碎的家庭。
王锡爵回家了,他在北京定居下来,后来还当了民航华北局的副局长,继续搞他的老本行,为大陆的民航事业出力。
他的老婆后来也辗转从台湾来到了北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但这个故事的意义,远不止是一家人的团聚。
王锡爵这一“劫”,就像是个引信,彻底引爆了台湾老兵返乡运动的火药桶。
既然连王锡爵这样的“叛徒”都能回家,都能受到礼遇,那我们这些普通老兵为什么不行?
台湾岛内的呼声越来越高,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兵们穿着写着“想家”的白衬衫,走上街头,在行政院门口哭诉。
那场面,连铁石心肠的人看了都受不了。
就在王锡爵回家的第二年,也就是1987年,蒋经国终于宣布: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
那一刻,封锁了38年的台湾海峡,终于被亲情的泪水冲垮了。
数不清的台湾老兵,背着大包小包,那是给家里人攒了一辈子的“三大件”,像潮水一样涌向大陆。
他们在机场哭,在码头哭,在老家的坟头上哭。
那是积攒了整整一代人的眼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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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爵当年在黑猫中队的战友张立义,因为任务失败在大陆被俘,释放后台湾不让回,在海外漂泊多年。
直到王锡爵这一“劫”之后几年,政策松动,张立义这些人才终于得以回到台湾,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妻子。
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从英俊少年变成了白发老翁。
一九八六年5月3日,王锡爵驾驶着波音747冲向大陆的那一刻,所有的规则,都为了亲情让了路。
那年他56岁,留给历史的,是一个决绝的背影。
还有就是他在广州机场那句带着哭腔的嘶吼:“我想回家!”——这句话,比任何政治宣言都重。
游子最怕的不是路远,是明明家就在海峡对面,却要用一辈子去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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