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者的抉择：依靠蒙古发迹的帖木儿，其后裔却与蒙古人划清界限

公元1405年，帖木儿在东征明朝的途中病逝，其一手缔造的帝国随之迅速衰落，数十年后便被其他势力取代。百余年后，他的后裔巴布尔被昔班尼的乌兹别克军队逐出中亚，被迫辗转南下，最终在印度建立了盛极一时的莫卧儿帝国。

值得注意的是，帖木儿与巴布尔这两位一脉相承的枭雄，对自身“蒙古血统”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帖木儿一生都在主动向蒙古人靠拢，极力彰显蒙古身份。而巴布尔及其后裔则始终与蒙古人划清界限，甚至对其充满排斥。这种态度的巨大反差，并非偶然，而是中亚地区民族势力兴衰、生活环境变迁与个人经历叠加的必然结果。

△帖木儿家族

帖木儿的蒙古靠拢：权力崛起的战略抉择

帖木儿生活的年代，蒙古人在中亚依然拥有举足轻重的势力。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建立的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等政权，在诸多地区拥有绝对统治权，蒙古贵族的影响力渗透到中亚社会的各个层面。

对于胸怀大志、渴望在乱世中崛起的帖木儿而言，想要凝聚力量、获取合法性，依靠蒙古人的势力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因此，主动向蒙古人靠拢，塑造自身的蒙古身份，成为帖木儿发迹过程中的核心战略。

为了拉近与蒙古人的距离，帖木儿宣称自己出身于巴鲁剌思部，该部落是已经突厥化的蒙古部落。关于巴鲁剌思部的起源，东方史学家认为其先祖，可以追溯至与成吉思汗同宗的乞颜·巴鲁剌岱，这一说法无疑为帖木儿的蒙古身份增添了正统性。

△中亚之王帖木儿

不过，史学界对帖木儿的真实出身始终存在争议，除了帖木儿命人撰写的自传《武功记》中对自身蒙古身份的强调，许多中亚学者认为他是假冒蒙古人的突厥人，西方史学家则倾向于其祖先是加入巴鲁剌思部的突厥贵族。

无论真实出身如何，帖木儿对蒙古身份的刻意塑造，足以说明当时蒙古势力在中亚的强大影响力，以及这一身份对其权力崛起的重要意义。

由于出身的争议性，帖木儿终其一生都未敢贸然称汗，在蒙古人的传统认知中，“汗”的称号只能由成吉思汗的后裔继承。

△帖木儿曾试图东征明朝

为了规避这一障碍，帖木儿采取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扶持多位成吉思汗的后裔担任傀儡汗，自己则以“埃米尔”或“伯克”的身份实际掌控政权。

不仅如此，帖木儿还通过联姻的方式巩固与蒙古贵族的联系，迎娶了成吉思汗后裔的女性，由此获得“驸马帖木儿”的称号。这一身份不仅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更帮助他拉拢了大批在中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蒙古贵族为其效力，为其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与军事基础。

可以说，帖木儿对蒙古的靠拢，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现实利益的权力博弈，蒙古身份成为他崛起路上最有力的“通行证”。

△正在写作的巴布尔

巴布尔的不同抉择：蒙古势力衰退下的身份转向

帖木儿帝国崩溃后，中亚的权力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势力逐渐衰退，突厥人开始在中亚崛起，逐步取代蒙古人成为主导力量。

这一历史变迁，直接影响了帖木儿后裔的民族认同，巴布尔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与帖木儿极力标榜蒙古身份不同，巴布尔虽拥有一半蒙古血统，却坚决以突厥人自居，主动与蒙古人划清界限。

从出身来看，巴布尔的蒙古血统源自母亲，其母为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羽奴思汗之女，这一身份让他比帖木儿更具蒙古正统血脉的合法性。

但巴布尔所处的生活环境，早已与帖木儿时代大相径庭。他的封地费尔干纳，当时主要居住着说察合台语的突厥人和说波斯语的塔吉克人，蒙古人在当地的影响力已大幅弱化。

△巴布尔是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

长期浸润在突厥文化环境中，让巴布尔的文化认同逐渐向突厥靠拢。在他看来，只有那些说蒙古语的游牧民，比如自己的舅舅和表弟们，才是真正的蒙古人，而自己则属于突厥族群。

蒙古势力的衰退，不仅体现在政治与军事层面，更体现在文化与宗教领域。当时中亚的大多数蒙古人，已完成了突厥化与伊斯兰化，传统的《成吉思汗法典》已经被取代，蒙古人的文化标识不断淡化，突厥文化则日益兴盛。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标榜突厥身份显然比蒙古身份更能获得当地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巴布尔对突厥身份的选择，本质上是顺应中亚民族融合与文化变迁趋势的结果，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相较于帖木儿借助蒙古身份获取权力，巴布尔的突厥认同，是对新的历史环境的主动适配。

背叛与排斥：巴布尔对蒙兀儿人的彻底失望

如果说蒙古势力的衰退与文化环境的变迁，是巴布尔排斥蒙古人的客观原因，那么蒙兀儿人多次背叛带来的切身体验，则让他对蒙古人产生了发自内心的鄙视与反感，彻底断绝了对蒙古身份的认同。

在当时的中亚地区，曾将东察合台汗国的游牧民称呼为蒙兀儿人，河中地区的居民则自称察合台人。在巴布尔的自传《巴布尔回忆录》中，他提及蒙兀儿人时，语气始终充满鄙夷与反感，并且曾直言蒙兀儿人“好乱成性”，而这些负面评价的背后，是一次次刻骨铭心的背叛经历。

早在中亚征战期间，巴布尔军队中的蒙兀儿人就曾多次背叛他，而真正让他对蒙兀儿人彻底失望的，是与死敌昔班尼汗作战时的一次惨痛经历。

当时，巴布尔与昔班尼汗的军队激战正酣，形势岌岌可危，他的舅舅特意派遣蒙兀儿军队前来援助。

△战场上的巴布尔

然而，这些蒙兀儿士兵见巴布尔即将战败，非但没有出手相助，反而趁火打劫，开始抢劫巴布尔的士兵，甚至残杀了大量己方人员。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径，让巴布尔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也彻底寒了他的心。

在《巴布尔回忆录》中，巴布尔气愤地写道：“这些蒙兀儿人天性如此，胜利了，他们就抢夺战利品，失败了，他们就对自己的人进行抢劫，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

多次的背叛经历，让巴布尔深刻认识到蒙兀儿人的游牧习性与自身的统治需求格格不入，他需要的是忠诚可靠的追随者，而不是见利忘义、反复无常的掠夺者。这种切身体验，进一步强化了他对蒙兀儿人的排斥心理，也让他更加坚定地与蒙古人划清界限。

巴布尔对蒙兀儿人的排斥，并非单纯的个人恩怨，更蕴含着对统治秩序的追求。作为一名立志建立稳定政权的统治者，巴布尔无法容忍蒙兀儿人这种游牧部落的掠夺习性与无纪律性。

△莫卧儿帝国的宫廷

而巴布尔在在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后，则依然延续了对蒙古人的排斥态度，进一步推动了政权的突厥化与波斯化，让莫卧儿帝国成为一个具有鲜明定居文化特质的政权。

帖木儿与巴布尔对蒙古血统的不同态度，是中亚历史发展的生动缩影。帖木儿对蒙古的靠拢，是特定历史阶段权力博弈的需要，彰显了蒙古势力在中亚的巅峰影响力。而巴布尔对蒙古的排斥，则是蒙古势力衰退，波斯和突厥文化崛起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也与他个人的惨痛经历密不可分。

从靠拢到割裂，这一身份认同的转变，不仅反映了帖木儿家族两代枭雄的战略抉择，更折射出十四至十六世纪中亚地区民族、文化与权力格局的剧烈变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民族认同始终与时代发展、势力兴衰紧密相连，帖木儿与巴布尔的不同抉择，正是这一历史规律的鲜活见证。

参考资料：《巴布尔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