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紫砂覆斗纽“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

此方玺印通高与见方均为 6.8 厘米，虽无明确纪年款识，却因与清乾隆朝一段重要的献玺往事紧密关联，被归入清乾隆时期宫廷典藏文物序列，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承载着清代帝王对传国玺文化的认知与宫廷收藏的独特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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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年（公元 1738 年），正值清廷着力疏浚江南河道、保障漕运畅通之际，江苏宝应县界首镇一带的河道疏浚工程正如火如荼开展。施工民夫在深挖河底淤泥、疏通淤塞河道的过程中，意外从地下掘得一方方玺，通体色泽沉穆，印面刻有古篆文字，形制规整古朴，绝非寻常民间器物。民夫当即上报现场管事人员，此事很快层层递传，引起当地地方官的高度重视 —— 在中国古代，玺印尤其是刻有特殊文字的古玺，往往被视为天命象征与权力信物，民间掘得疑似古玺，属需严谨处置的要事，断不敢私藏或怠慢。

随后，这件古玺由原任直隶延庆州知州郭浩接手核验。郭浩久任地方，兼具一定文物辨识素养，见此方玺印面文字规整、气韵古雅，深知其分量，不敢擅自处置，随即专程呈送时任江南河道总督高斌。高斌身为朝廷重臣，且深得乾隆帝信任，既负责河道要务，亦明晰宫廷对古物典藏的重视，接玺后反复察看，确认其形制、文字均符合古籍所载古玺特征，判定此事需奏报圣听，遂郑重将此方玺印进献给当朝乾隆皇帝。

乾隆帝自幼浸润典籍，深谙金石之学，又对历代传国玺的传说与记载了然于心，得玺后亲自审视核验，成为对此方玺印的首位官方鉴定者。他首先从材质入手细加甄别，历代相传的秦代传国玺，史载为蓝田美玉所制，温润莹泽，质地坚实，而此方献玺虽色泽古旧，却无玉质特有的温润质感与通透肌理，乾隆帝当即判定其并非玉质，进而结合史料记载与形制细节，明确这方玺印绝非世人千百年来追寻的秦代传国玺 —— 要知道，秦传国玺自秦代问世后，历经汉、唐、宋等朝传承，屡次遗失又屡次被 “寻获”，真伪难辨，至明清时期已成为传说中的至高权力信物，乾隆帝对此早有清晰认知，故未被 “献传国玺” 的表象所惑，鉴定过程严谨客观，尽显帝王对金石文物的精准判断力。

虽确认并非传国玺真品，但乾隆帝并未轻视此方旧器，反而对其颇为青睐。他在御览中评价此玺 “古泽可爱”，称赞其历经岁月沉淀，通体萦绕着醇厚古朴的包浆与气韵，品相完好无明显残损，实属难得的旧藏古物；再观印面文字，篆书镌刻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八字，正是秦传国玺的经典铭文，字字笔画遒劲，排布匀称，篆法古朴庄重。乾隆帝随即对照元代陶宗仪《辍耕录》中所摹录的蔡仲平本传国玺篆文，细致比对后发现，此方玺的篆法与蔡仲平本颇为契合，进一步印证了其古器身份。基于此，乾隆帝最终定论，将其视为 “完好旧器”，摒弃其 “传国玺” 的争议属性，仅作为一件颇具价值的古玩珍器收藏，特意下令将其藏于宫中别殿，妥善保管，供日后闲暇时赏玩品鉴，也成为宫廷典藏中一件承载特殊典故的金石藏品。

此后数百年间，此方玺印一直深藏清宫，历经乾隆之后诸帝，始终作为宫廷旧藏妥善传承，未曾流出宫外。直至清末民初，清王朝覆灭，紫禁城由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委员会依照规制对宫内所有文物、物品展开系统性清点、登记与封存，正是在此次清点工作中，工作人员于乾清宫西暖阁的隐秘储物处发现了此方玺印，彼时它仍保存完好，与诸多清宫旧藏一同被记录在册，明确其传承脉络与典藏位置。历经岁月更迭与时代变迁，这方承载着乾隆朝献玺、鉴玺往事的古玺，最终被妥善移交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仍静静陈列，向世人诉说着清代宫廷与古玺文化的一段特殊渊源，也为研究清代帝王的文物鉴藏理念与传国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珍贵实物佐证。

编辑：侯燕

审核：魏吕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