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与赵忠祥齐名，一生未恋爱未婚育，却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1980年中秋夜，北京首都体育馆的舞台上，一个身穿白纱裙的姑娘轻轻开口：“朋友，80年代的风流属于谁？ 属于你，属于我，属于今天的新老一辈。 ”就是这么一句简单又亲切的开场白，像一道闪电划破了沉寂多年的文艺舞台。 当晚，她不仅让苏小明、朱明瑛等歌手一夜成名，更让自己——阚丽君，成为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 从那天起，“报幕员”这个冷冰冰的称呼，彻底被“主持人”取代。

你可能很难想象，在这之前，报幕员都是板着脸、照本宣科地念节目单，像完成任务一样。 而阚丽君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一切。 她不仅报幕，还讲故事、聊背景，甚至模仿非洲土话逗乐观众。 那一晚，掌声和笑声像潮水一样涌来，观众们连眨眼都觉得可惜，生怕错过她的每一次串场。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位曾经红遍大江南北、连续三年主持春晚的“顶流”，却在事业巅峰时选择转身，接手一个濒临倒闭的基金会，成了无数孩子口中的“阚妈妈”。 66岁未婚未育的她，笑着说：“我的孩子遍布天下。 ”

阚丽君出生在哈尔滨，这座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城市，处处洋溢着艺术气息。 小时候，她就是个“天生搞艺术的好料”——唱歌、跳舞、朗诵，样样拿手。 邻居们总说，这姑娘骨子里透着一股挡不住的艺术气质。

她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后来转业到工厂当厂长。 虽然家庭条件不错，但阚丽君的成功绝不是靠运气。 每天练功到深夜，甚至看电影回家后还要补完当天的训练，这种坚持从童年就开始了。 母亲给她请了舞蹈老师，她硬是靠着“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劲儿，把每个动作磨到极致。

15岁那年，她陪朋友参加哈尔滨曲艺团的招生考试，结果自己反被团长一眼看中。 之后又被送到北京培训，在回哈尔滨的火车上，偶然被部队文工团领导相中，担任了一场外事晚会的报幕员。 命运就这样一次次把她推向更大的舞台。

1980年，《北京晚报》要办一场“新星音乐会”，策划人沙青和铁池为了找一个“不一样”的报幕员，跑遍了北京的院团。 直到在民族文化宫看演出时，铁池偶然发现了坐在旁边的阚丽君。 她那种独特的气质，让铁池当场激动地喊来沙青：“就是她了！ ”

但阚丽君心里清楚，光靠运气远远不够。 以前的报幕员都是严肃地念稿子，她却偷偷琢磨新招——在南方演出时，她学方言、加互动，甚至把节目背景编成小故事。 上台前，她还拉着记者沙青一遍遍练台词，就为了打破那种“机械冰冷”的报幕模式。

音乐会上，她真的没按稿子念。 介绍朱明瑛的非洲歌曲时，她即兴模仿了几句土话，全场瞬间笑成一片。 演出结束后，《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纷纷发文，称她为“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 一夜之间，她成了比赵忠祥还红的“顶流”。

成名后的阚丽君，日子并不好过。 虽然观众爱她，但单位里有些人看不惯她的“活泼”。 有领导批评她“走路步子太大，不够端庄”，甚至故意不给她排班。 同事也在背后议论，说她的风格“登不上大雅之堂”。

但阚丽君偏偏不服输。 她每天清晨六点就去练功房对着镜子调整仪态，走路时都在练发音。 为了弥补文化课，她考上人大新闻系函授班，自费跑遍各地看演出，硬是把主持变成了“综合艺术”。

她的努力没有白费——从春晚到香港回归庆典，从《同一首歌》到外事演出，她成了国家级活动的“御用主持人”。 1997年香港回归之夜，她在工人体育场面对数万观众，那句“百年沧桑，历史巨变”让无数人泪目。

2014年，阚丽君的人生突然转向。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老会长突然离世，留下一个“烂摊子”：账上没钱、员工离散。 朋友都劝她别接，但她想起老会长的遗愿，最终还是咬牙答应了。

刚接手时，她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 为了筹钱，她放下身段四处求人，甚至自掏腰包垫付工资。 最难的时候，她笑着自嘲：“以前是‘央视名嘴’，现在成了‘阚求人’。 ”

但她没退缩。 她发起“艺教工程”，带着团队跑遍安徽金寨、陕西延川等老区，给贫困孩子开艺术课堂。 没有老师，她就拉来艺术家朋友义务教学；没有资金，她拿起画笔，和名家合作拍卖作品。 一幅《红梅颂》在人民大会堂展出，拍卖款全数捐出。

阚丽君最在乎的，是那些“被忽略的孩子”。 在一次山区公益晚会上，有个心智障碍的孩子想表演架子鼓，工作人员觉得效果不好想取消。 阚丽君却坚持：“这不是专业比赛，是给他们一缕阳光。 ”最终孩子上台后，母亲的眼神让她至今难忘——那里面有感激，更有希望。

她策划的《致敬英雄》节目，让黄继光的家人现场诵读家训，台下观众泪流满面。 她说：“英雄精神是种子，要种进孩子心里。 ”这些年，基金会帮扶了400多名孤贫儿童，有的孩子学了刺绣，有的登上舞台。 阚丽君说：“艺术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 ”

阚丽君66岁仍未婚未育，有人说这是“遗憾”，她却摇头。 年轻时，她追求“一眼定生死”的爱情，曾因对方一个不雅动作果断结束缘分。 如今，她笑着调侃：“我的标准太高，但宁可单身也不将就。 ”

她把所有的母爱都给了基金会的孩子。 每次公益活动，孩子们给她系上红领巾，她都觉得“比拿奖还幸福”。 曾有人问她是否孤独，她指着满屋子的画作和照片说：“这些孩子，就是我的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