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第一“背锅”首辅高拱：他赢了蒙古，却败给了自己人

他是嘉靖、隆庆两朝最重要的政治操盘手之一，却在权力巅峰被一夜逐出京城，晚年潦倒，死后险遭开棺戮尸。

隆庆六年六月，司礼监太监带着圣旨来到高拱的面前，宣读的每一个字都如冰锥刺心：

“着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这位当朝首辅、隆庆皇帝最信任的老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被剥夺一切权力。更屈辱的是，传旨太监限定他即刻离京，连家当都来不及收拾。

高拱瘫倒在地，老泪纵横。他想起三年前，也是在这个院子，隆庆皇帝握着他的手说：“天下事，尽付先生。”而今，皇帝尸骨未寒，他就从权力的云端跌落深渊。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正德七年生于河南开封府新郑县。高家是当地望族，祖父高魁曾任工部主事，父亲高尚贤是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

高拱自幼聪慧异常。五岁能对对联，八岁熟读四书。嘉靖五年，约十三岁的他考中秀才。而后蹉跎了近十六个年头，二十八岁考中举人，二十九岁才考中进士。

嘉靖三十一年，年近四十的高拱被选入裕王府，担任侍讲学士。时年十五岁的裕王朱载坖，虽是嘉靖帝在世的长子，却因父亲迷信道教、权臣操纵以及同岁弟弟景王朱载圳的竞争，其皇储地位及及可危，处境孤苦。

要知道裕王当时的处境，极其艰难和危险。

他虽是嘉靖帝在世的最年长皇子，但他还有一个弟弟，正是这位同岁的弟弟景王朱载圳，构成了对他皇储地位的直接威胁。

危机根源分析：首先，嘉靖帝笃信道教，因“二龙不相见”之说，长期避见皇子，所以父子亲情淡漠。

其次是首辅严嵩为固宠，在裕王、景王之间首鼠两端，甚至更倾向于支持景王，导致裕王的待遇（如岁赐）被故意拖延克扣。

而景王及其背后的势力，一直在谋求夺嫡。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拱入裕王府担任讲官，完全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政治选择。

风险：站队一个可能倒台的皇子，会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

回报：一旦裕王最终继位，他们便是潜邸旧臣，有“帝师”之谊，将获得无可比拟的政治信任和飞黄腾达的机会。

历史证明了高拱的眼光和勇气。他在裕邸的几年，尽心教导，并成为裕王在艰难时期最信赖的顾问和精神支柱。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日后在隆庆朝迅速升任首辅、推行“隆庆新政”的绝对政治资本。

在危机四伏的裕王府，高拱不仅教经史，更传授治国之道，培养裕王的政治判断力。

当裕王因父皇冷落而惶恐时，高拱坚定地说：“殿下为皇长子，天下归心，只需谨守孝道，静待天命。”

他还引荐张居正等有才之士入裕王府，形成政治班底。

这几年，高拱与裕王建立了亦师亦父的感情。隆庆帝后来回忆：“朕在藩邸时，唯高先生知朕心。”

嘉靖四十五年，时任首辅的徐阶，举荐五十四岁的高拱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开始参与中枢决策。然，两人很快产生矛盾。

矛盾的核心是政见与性格冲突：

徐阶推崇“以柔克刚”，高拱主张“雷厉风行”。

徐阶重视南方士绅利益，高拱代表北方务实派。

徐阶广结言官，高拱鄙视清谈。

嘉靖帝驾崩时，徐阶独自起草遗诏，未与其他阁臣商议。高拱当众质问：“遗诏关乎国本，徐公独断，置我等于何地？”两人关系彻底破裂。

隆庆元年，在徐阶策划下，言官弹劾高拱“专横跋扈”。高拱愤而辞职，回到新郑老家。这是他第一次被逐出权力中心。

隆庆三年，在隆庆帝坚持下，五十七岁的高拱复出，以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再次入阁。

明代中后期，吏部为六部之首，掌管官员任免（即“铨政”）。高拱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兼掌吏部，意味着他同时掌握了决策权（内阁）和人事权（吏部），权势远超一般阁臣，为后续改革铺平了道路。

高拱复出后，经过约半年的权力博弈与整合，于隆庆四年七月，取代李春芳，正式成为内阁首辅。当时的内阁首辅是李春芳（徐阶已于隆庆二年致仕退休）。

在短短三年首辅任内，高拱推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

吏治改革

推行“考课法”：官员三年一考，政绩优异者破格提拔，庸碌者立即罢黜。

打破“资格论”：他主张“用人唯才，不拘资格”，提拔了一批年轻官员。

惩治腐败：查处贪污官员百余人，追回赃款数十万两。

边防整顿

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加强北边防务。

和张居正共同推动“俺答封贡”：隆庆四年，促成蒙古俺答汗归顺，结束近二百年的明蒙战争，开放边境互市

财政改革

清理皇室庄田，将侵占的民田归还原主。

改革漕运，减少损耗，年省漕粮二十万石。

这些政策成效显著。《明史》记载：“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隆庆朝的短暂中兴，高拱功不可没。

高拱娶妻张氏，是开封士绅之女。夫妻感情深厚，但张氏体弱，未生育子女。高拱纳妾刘氏，生有一子高务观。

他对儿子教育极严。高务观六岁时，高拱亲自教他读书，规定“每日诵经三百字，错一字，罚站一刻”。这种严厉，既有望子成龙的期待，也反映了他对完美的追求。

在高拱的政治生涯中，家人极少享受特权。其弟高捷任知府，因考核不佳，高拱主动将其降职调任，说：“吾为宰辅，当为百官先。”

他的生活相当简朴。作为首辅，年俸一千石，但他将大部分用于资助族中子弟读书。新郑高氏在他执政期间出了七名举人、三名进士，却无人因他的关系获得官职。

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是明代政治史上最复杂的篇章之一。

蜜月期：两人同在裕王府任职，志趣相投。高拱长张居正约十二岁，视其为弟。张居正也钦佩高拱的才学，曾写诗赞他：“先生器识冠时髦，经济文章一世豪。”

裂痕期：高拱第一次罢官时，张居正未全力相救。高拱复出后，两人在内阁共事，权力摩擦加剧。高拱性格外露，张居正深藏不露，矛盾日益加深。

决裂期：隆庆帝病重时，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阁臣受托孤之任。隆庆帝临终前握着高拱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但仅仅三天后，张居正联合司礼监太监冯保，发动政变将高拱逐出朝廷。

政变的关键在于“王大臣案”。

隆庆六年，万历皇帝（时年十岁）刚刚即位。一名叫王大臣（一说名章龙）的失业军人，身穿内官服饰，混入皇宫，在乾清宫附近被抓获。这属于严重的宫禁安全事件。

此时朝局极度敏感：年幼的万历帝，由其生母李太后垂帘听政。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与李太后关系密切）大权在握。

首辅高拱因先帝（隆庆）托孤，试图压制冯保、驱逐宦官干政，与冯保矛盾白热化。次辅张居正则与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

冯保抓住此案，企图将其制造成诛杀高拱的利器。他指使亲信对王大臣进行诱导性审讯，让王大臣谎称是“受高拱指使，入宫行刺皇帝”。冯保计划以此“弑君”大逆罪，将高拱及其家族满门抄斩。

然，高拱及其门生故吏极力辩诬，称此案漏洞百出。

而此时张居正的角色：作为冯保的盟友，张居正最初默许了冯保的行动。但随着事态扩大，他意识到若按此发展，将引发朝廷彻底分裂，且自己也难逃干系。更重要的是，退休在家的前首辅徐阶也写信提醒张居正此案的危险性。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案件本身的荒谬性面前，李太后（慈圣太后）最终干预，要求“彻查，但不可牵连”。

在太后和阁臣的压力下，此案被迅速低调处理：王大臣被秘密处决（据传在行刑前被灌下哑药，以防其当众翻供）。

高拱虽然未被定罪，但经此一案，其政治声誉遭受毁灭性打击，被视为“有嫌疑”的罪臣。这为随后（隆庆六年六月）冯保与张居正联合，以更正式的理由（“专权擅政”）将他驱逐出京、勒令回籍闲住铺平了道路。

冯保与张居正，清除了最大的政敌高拱，彻底掌握了内外大权，开启了此后十年的“冯保-张居正”联合执政时期。

经历了这场劫难，高拱的健康急剧恶化。他回到新郑后，闭门著书，写成《病榻遗言》，详述自己被逐经过，指控张居正与冯保勾结。这本书成为后来清算张居正的重要证据。

万历六年七月，六十六岁的高拱在新郑家中病逝。临终前，他对儿子说：“吾一生为国，无愧于心。唯恨不能见大明中兴。”

由于张居正当政，朝廷最初只给予普通祭葬。直至崇祯三年，在朝臣的请求下，明朝才为高拱彻底平反，追赠太师，谥号“文襄”，肯定了他的历史贡献。

故事分享结束，祝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