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身后乔冠华

周公麾下一大将

1938年，春寒料峭，一位英挺瘦削的男子从法国回到了香港，此人正是当年的清华才子，姓乔，名冠华。此前，这位不满25岁的年轻人，在哲学王国——德国通过了博士考试。但此君不及学位到手，已回到了故国。这个年轻人谢绝了其恩师金岳霖的邀请，他没有像他的同学钱钟书一样去昆明那所顶级学府，而是留在了香港。

很快，他即成为此地首屈一指的国际问题观察家，成为风云一时的“乔木”。其国际述评，有文采，有思想，有激情，水平之高，众皆侧目，甚至引得延安的一号人物都对其颇为青睐。

这个年轻人正在巴掌大的小岛上打拼着，其实，这一切，冥其中似乎都是为着什么而来。到底为什么呢？直到1942年秋季的一天，才拨云见日。“乔木同志，你总算来了！”一双有力的大手伸了过来。打量着这位中共南方局的首席人物，乔冠华竟有几分莫名的感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初相见，给乔冠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乔此次由港赴渝穿越了“五千里路云和月”，此间曾不止一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能够来到周恩来的身边，已是大幸。周公得知乔肠胃不适，娄山关翻了车，一路鞍马劳顿，乃像长辈般嘱咐道：“你要多休息，肠胃怕是有病，要检查治疗，工作问题以后再说。”

休息期间，乔曾几次前往曾家岩，在这里，他还见到了不少人物，如董必武、郭沫若等。乔与董是初识，与郭则是重逢了——乔冠华当然记得，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几年前的东洋。

1942年，《新华日报》按照整风精神改版，周恩来指派乔冠华为编委，主编“国际述评”，总编辑是章汉夫，同时要乔主编周刊，还交代他多参加一些中共代表团外事组（主要组员为王炳南、陈家康和龚澎）的活动。

正是在重庆，乔开始大显身手。1942年11月19日，《新华日报》上有一篇叫《条条道路通往罗马、柏林、东京》的国际述评非常叫座，文章精辟地分析了二战局势，并把东条英机在日本议会上的叫嚣，比作“一座泰山上生了一个小耗子，费的力气不小，然而产生的结果，却极其可怜”。从此，“于怀”这个名字就成了该栏目的常客。在连续几年时间内，它几乎每两周就要在此出现一次。在其第二篇述评《春潮》的文末，作者忽得神来之笔：“天南地北只要有桂花的地方，桂冠都应该戴在伟大的苏联红军的头上。”在此期间，乔除了把主要精力放在国际述评上，还尽可能抽空到郊外华龙桥的《群众周刊》去做事，或者参加外事组的活动。此外，乔氏还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雪莱的诗《希望》，向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投稿。

此间，其国际述评频频轰动一时，《形势比人还强》、《人创造了形势》……1945年，美军吕宋之战揭开了战争史新的页。在胜利在望之际，乔冠华也更加妙笔生花，《迎接人们的春天》、《不能再拖》、《克里米亚道路》等先后问世。后者说：“谁也不能预言，这闸后的洪水什么时候泛滥，更不能预言这泛滥的洪水究竟会夺取哪一个闸门而出？这是一道历史的水闸；闸门的这一面是人民的力量，闸的那一面是人民的死敌，闸的上空闪耀着人民的世纪。这是一幅壮绝古今的绘画，这是一幕决定命运的斗争，那么，这斗争何时展开呢？”评论性文章能写到如此境地，非高手不能也！无怪乎左右各方都对此极其倾服。后来，乔氏夫子自道曰：“我经常想到屈原的两句话‘登九天兮抚彗星，竦长剑兮拥幼艾’。……法西斯战争，就像我们在天上拿着扫帚星扫尽了人间的污秽，举起剑来保护新的时代。……写干巴巴的文章没意思。”

短短一两年间，乔冠华就成了周公麾下得力的笔杆子。同样深受周公器重的，还有夏衍、陈家康和胡绳。他们都是《新华日报》的骨干作者。他们还一度被戏称为“四大才子”，此说一经传开，即受到周公批评：不能有帮派倾向；不能恃才傲物，要团结同志。这很快成为历史，但却在1943年上留下了淡淡的一抹痕迹。

重庆时期的乔冠华祸福相倚。所谓祸，是曾经大病一场，几至不治。所谓福，就是因着这场大病，他终于撼动了一位女子的芳心。这女子，就是周恩来的英文秘书龚澎。为此，来渝谈判的※※※特地调侃道：“你二人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呢！”此后的27年，他们将双双出现于同一个舞台上。次年，他们的长子降世，也许他们当初都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将是自己外交事业的接班人。

1945年，延安的头号人物来到重庆时，也顺便带来了他的秘书胡乔木。这样，一个北乔木，一个南乔木，一个是※※※的贴身秘书，一个是周恩来的身边红人，今番碰在一起，问题就来了。南乔与北乔同是盐城老乡，又是清华故交，什么话都好说，唯此“乔木”之名既有诗意，又有影响，谁人甘愿拱手相让？于是，※※※要北乔恢复胡姓，让南乔恢复原名，于是，一个胡乔木、一个乔冠华，就这样区分开来了。只是乔冠华对此颇不服气，日后还对胡风夫人梅志说：“胡乔木把我原先叫的‘乔木’这名字抢去了，真叫人气恼。”当然，此时的乔冠华不可能知道，他日回师北京后，他仍然会在这位叫他“气恼”的人物麾下（新闻出版总署）。

也是在重庆时期，乔冠华与胡风之间还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那就是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胡风再次彰显了其“硬汉风格”，不意这竟成为其日后生涯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隐患。

当时的南方局，直接掌管华中、西南广大地区，也就是整个长江流域主要地区（中上游）的局势，而与领帅黄河流城（中上游）的延安遥相对应。因此，重庆、昆明、长沙、武汉、成都、桂林、香港等，儿乎都在周公的直接掌管之下。而此时几乎所有名校的科研机构和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云集于此。这就意味着，日后多半的知识精英和学部委员，都将从这里走出，从周公麾下走来，成为各界红人。比如，文学界的“郭、茅、巴、老、曹”和“马克思主义五大史家”中的四位（郭、翦、吕、侯）均在此。

外事系统的两巨星

在香港从事一段地下工作之后，乔冠华终又回到了北平。时势造英雄，新中国成立后，乔出任政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同时兼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至于主任，乃是周公。自此，年仅36岁的乔氏，登上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合台，代表这人口最多的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外交部的第一次重要活动，是1950年12月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就中国政府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问题进行讨论。此次会议真可谓冤家路窄，乔冠华与自己的老师、蒋介石代表、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黼出现在同一场合。后者从头至尾不由自主地用地道的英语发言。周恩来亲点的儒将伍修权即要求发言，得到允许后，说：“我不知道这个发言人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在国际会议上发言不用中文，他还有资格当中国人吗？”会场上哄声一片，蒋氏满脸通红。只是不知乔冠华对此情境作何感想。

第二次大动作迅即而至，那就是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在交战双方各有损伤之际，1951年6月底，周恩来亲自点将，指定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参加停战谈判。史载：赴朝前，最高领袖亲自找李、乔二人，就谈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7月初，众人临行前，周公亦反复交代：“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谈判开始后，志愿军方面分三线：一线是邓华（副司令员）、解方（参谋长），直接同美韩谈判；二线是乔冠华，负责落实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具体谈判方案；三线才是李克农。为安全起见，李克农称“队长”，乔冠华称“指导员”。此间，这乔“指导员”独住一小院，院内有一株凌霄花，故自称“凌霄馆主”。美机多次来袭，馆主反复遭险，却自“岿然不动”。倒是在半岛初秋之际，偶感凉意，馆主手书一封，致旧友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

炳南仁兄左右：开成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竞至此？……遥念周总理，长怀※※※，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对世人极所瞩目的一场停战谈判，乔馆主居然能以小小打油诗出之，实在是极尽风流倜傥之能事，颇有旧年周公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之气概。外交部堪称中央部委中最是文采飞扬的单位之一，然而，便是在此，能出乔氏之右者，亦寥寥无几。亦正是在此间，细心周到的周公安排乔夫人龚澎赴朝探亲，不久，二人便有女公子的问世，取名“松都”，意谓松山有孕，首都出生。

1954年，谈判斗争终告结束。乔氏回国，奔赴新征程，即两次重量级会议：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

及至“文革”，在此“由大乱达到大治”的时代，“乔老爷”以其罕见的才华和机遇开始了极其辉煌的外交生涯。

据载，“文革”初期，外交部一度颇为宁静。只是在那年的9月9日，外事口的革命遽尔升级。造反派大显神威。乔顿成两派重点揪斗对象，每天要向造反派写“思想汇报”，还要把自己的“检讨”写成大字报贴出去。曾有一段，乔被抄了家，还被造反派支使到大街上，卖报纸去了。

“外事无小事”，1968年底，国际风云变幻，乔冠华即恢复工作，投身于紧张的外交事务活动中。1971年，中国的外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开始了与美国的蜜月期。

这年美总统特使基辛格再度访华。乔冠华再次出马，与“老朋友”（两人同是博士）接触，此次进展很顺利。10月26日，基辛格准备启程回国，周恩来破例用英语高兴地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乔陪同基辛格乘红旗轿车去机场，途中，他故意问：“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眼下联大正在对此进行表决！”博士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进不了联大！”乔哈哈大笑。其实，乔在去国宾馆的途中，即从周公处获悉了“最新最好”的消息。

即日，姬鹏飞就收到了联合国的电报，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下午，周恩来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王海容走进来说：※※※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

在此次会谈中，最高领袖说：我们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乔老爷懂几门外语，能写文章，口才又不错，团长非他莫属。

乔冠华刚刚饱尝丧妻之痛，又得钦点之喜，于是受命率团。出发前一天，即11月8日晚，※※※又召见了有关人士反复指导。周恩来则提醒了一句：中国代表要穿中山装，不要穿西服，你们可是代表中国啊！

会上，乔冠华与前苏联代表马立克言语交锋。马攻击中、美在裁军问题上“搞一部奇妙的消极主义的二重唱”，说“中国领导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狭隘目标，把一切颠倒过来”云云。马氏出此恶言，惊愕了许多亚非拉代表。乔氏不慌不忙站起来，走上讲坛，开始了其气壮河山的发言：“究竟是谁在和美帝国主义一唱一和呢？中国的北边，苏联大量武装力量包括火箭部队，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东边，美国在日本和冲绳保持许多军事基地、核基地。这算不算是一种二重唱？……苏联领导认为，只有美苏两家说了才算，这不是二重唱是什么？”“苏联代表对别人说苏联不是超级大国，可是他们的发言却活灵活现表示出一副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的超级大国的嘴脸。”“苏联代表大概在他们的小天地里当老子当惯了，他们认为，不管他们说什么，别人就得听，否则就是反苏。尊敬的苏联代表们你们错了。这不是反苏联，这是反对你们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反对你们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中国人民就是不买你们的账。你们的指挥棒已经不灵了，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发言甫毕，掌声雷动。

马被驳斥得语无伦次，上台后亦只是疯狂地挥着臂膀，已在台下的乔冠华哈哈大笑，把马惊得目瞪口呆。一位记者抓拍了这一场景，从此，一张名为《乔的笑》的照片开始流布于世界摄影史上。

从联合国回来，乔又忙于准备迎接尼克松的活动，之后是联合公报的磋商工作。为了这中美《上海公报》，乔冠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此公报也成为世界 外交史、国际关系史上的经典文献。

同年，乔冠华参与了中日建交谈判。此后一路顺遂，有惊而无险。1973年，乔当选为“十大”中央委员，同年，单身3年的乔氏俘虏了另一位女子的心。花甲之年又新郎，无限风光乔冠华。次年，乔氏要求出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领导说：“你知道的太多，不宜出任驻美大使。”乔氏即刻接掌外交部。

小乔生前身后名

然而，这一切，也正应了那句话：物极必反，月满则亏。

1975年前后，周公病情日重，乔氏与之见面的机会亦越发少了。加之种种变故，他内心有了某种不安。1976年1月8日上午，北京医院出现一阵特别的骚动。不久，乔冠华即知道，那位一直对他关怀有加的领导已经阴阳永隔了，于是，在那一月中旬寒风凛冽的北京，在大门洞开的大殿里，已劳累了一周的乔冠华，坚持为周恩来守灵三天，终因疲劳过度，兼以风寒，发高烧住进了医院。

是年6月，“四人帮”大批乔冠华。乔冠华参加联大会议回来，乃觉一切均已流年暗换。及至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外交部贴出了大量揭批“四人帮”的大字报，内中就有大字报直接点了乔氏之名。那张《红都女皇是怎样出笼的？》尤其触目惊心。10月17日，刚回国的乔冠华对此不以为意：“打倒‘四人帮’是大事，我个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又说：“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然而不久，有关方面在王洪文家中搜出了一份名单，一切都说不清楚了。

那是一份组阁名单，是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订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

按此名单，原只是中央委员的乔冠华，即将越级直升政治局委员，幅度不可谓不大。名单一出，情势遽变，乔“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专案组的审查。11月11日，乔冠华会见了蒙古新任驻华大使，具体商谈有关递交国书事宜。这是乔冠华最后一次外事活动，亦是其外交生涯的终点。赶巧的是，从部长任上退下的乔冠华，果真到了一个新的岗位——对外友协。而按照上述名单，这个单位应该是在其妻章含之治下的。

所有人都闹不明白：乔冠华怎么会这样呢？于公，周公是其领导，是国家砥柱；于私，周公是其保护者，是其良师益友。他能从一个新闻工作者成长为外交明星，周公倾注了多大的心血！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的恩人呢！然而，铁证如此，今复何言！

自此，乔氏仕途翻车，缠绵病榻，终于不治。乔氏门庭冷落之后，当年的旧友才开始先后来探望：夏衍、冯亦代郑安娜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然而，各方的敌手亦开始趁势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令乔氏不堪招架。幸赖邓小平等同志的关心，乔氏尚能老有所养、病有所医。1983年9月21日下午，一位领导代表中央到医院探望乔冠华，章含之凑在他耳边说：“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央讲，是不是都说说？”乔冠华只是笑着对那位老战友说：“谢谢你来看我。”然后侧过头来，对章含之说：“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

两日后，《人民日报》第四版发布了一则电讯：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乔冠华同志因患肺癌，于今日上午10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讣告全文即是如此。四十余字。

乔氏多年的同事章文晋周颖夫妇与乔甚熟。周颖（时任驻加拿大政务参赞）回忆乔冠华1975年春的那段话时，仍记得他曾说：江青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称赞重用；当前“文革”的形势你也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接着，乔习惯性地哈哈大笑起来。

纵览史乘，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与人性确实有其幽暗的一面。以道德主义来苛责官人尤其是以“无耻之尤”来酷评文人，固不足取。但我们还是要尊重历史，直面人性。即便是名人伟人，仍是人，是人就自有人的局限。乔氏晚年仕途之坎坷，除了性格上的原因，大概还有人格上的原因罢？

“末代名媛”及其他

自古才子便多情。乔冠华是官人，但亦是诗人文人。情之所钟，尤在此辈。

乔氏一生与三位女子结缘，其初恋情人是钢琴家姚锦新。姚氏今已非阳人，但其弟姚依林却是日后的风云人物。姚与乔同庚，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外文系（乔高一级）。当时清华每年招生不过二百余人，女生只有一二十人，姚更是以其卓越的英语口才和钢琴造诣而掳获无数青年的心神。如此校花，乔冠华没有理由不知其名。但历史却常常爱开玩笑：二人同校三年，彼此终是不识。等真正认识的时候，是在1940年的香港。乔、姚上演“倾城之恋”，却相恋无果。姚氏放洋，嫁给了原北大高材生、日后成为美国著名学者的陈世骧。只是婚后二人并不幸福，待姚后来回国时，乔氏早已贵为外事口的红人了。

成为乔氏原配的是他的第二位恋人——龚澎。说来也巧，乔毕业的那一年，龚也考入了与清华一墙之隔的燕京大学。龚澎虽然身在燕园，但和她当年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中，就有个叫姚依林的清华高才生。龚的首位丈夫刘文华和乔一样，也是留德青年。日后，刘成了朱德的秘书，她自己则成了周公的秘书。龚澎的姐姐龚普生、姐夫章汉夫，日后亦是乔的老同事。

龚澎美若天人。重庆时期，甚至在她成为“乔龚氏”之后，还有无数美国青年为其折腰。日后，龚澎以其一流的外文水平成为外事系统的首席发言人，无论其才华、性情还是容貌，都是睥睨群侪的当家花且。

惜乎龚澎英年早逝，让正值壮年的乔老爷独身空房。第二位夫人章含之随之出场。值得一说的也是这位章夫人。结婚那年乔初晋花甲，章三十有八。为了这段忘年之恋，乔冠华豁出去了。乔、章联姻的结果，在乔，是父子反目、同事纠葛，他甚至对邓颖超大姐也颇为不满了。

于今观之，在乔的三位恋人中，章大概既不是最有才的，亦不算最貌美的，但却是最有名的。原因无他，章氏有一个煊赫异常的家世，更有一支足可生花的妙笔。这位中国作协会员，在淡出一线之后，二十年如一日地追忆逝水年华，以回忆性文字而引世人瞩目，《我与乔冠华》、《那随风飘去的岁月》、《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先后问世，为其营造了美丽的光环，尤其是《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更给作者带来了罕见的盛誉。乔、章的忘年之恋亦被演绎成了“梁祝”的现代转世。日后数十年所有关于此事的文字，都是依着这口径来发挥的。以至于不少素来洞悉高层内情的名手也说此“红颜知己”“以梨花带泪之笔”为乔“辩诬、雪冤”。其实，内中本就无“诬”，又何以言“辩”？

正是因着这支生花妙笔，章氏以“末世名媛”而见重当下。然而历史证明，往往生前越是大红大紫的人物，身后便越是容易爆出冷门。多少披着神圣光环的人物，在被请下圣坛之后，终不免失其“神”性，而露出“人”的本相。

2008年1月，差不多正是乔冠华由欧洲回国的七十年之后，章氏终于没有跨过那一道“厚厚的大红门”。之后，一篇叫做《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的长文在香港《大公报》面世。此文一出，即起轰动。此文虽有始无终，但却揭开了冰山一角。作者洪君彦和乔氏元配龚澎一样出身燕京。由洪文，吾侪所看到的章含之和世人所熟知的著名公众人物章含之，显然有太大的反差。“知人论世”又何其难也！

其实，这一切，又何止到“盖棺”之时才知道。细读其此前种种文字，尤其是《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那欲言又止、闪烁其词的语态，似不难窥见作者的种种难言之隐。在《风雨情》中，作者承认：在周公最无助时，她“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至于到底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那大概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夫妻自是同命鸟。乔冠华又何尝不是如此。据载：“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之后，一场政治灾难终于发生了。一直延伸到第二年（1974）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把乔冠华卷了进去。”“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会议上，乔冠华被那汹涌而至的浊浪冲得晕头转向，他说了违心的话，揭发批判周恩来在中美、中日建交谈判中所谓右倾错误。……1975年秋，乔冠华去305医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借此机会，他向周恩来剖析当年自己的懦弱，承认自己在那次会议上的发言是错误的。……周恩来非常宽容地说：‘这不能怪你，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他得到了周恩来的谅解。”此事大致不差，只是不免有避重就轻之嫌：1974年上的乔老爷早已年过花甲，阅人无数，“经风雨、见世面”多矣，对人事纷争和宦海沉浮早已体会良深，何以会“浊浪”甫至就“晕头转向”呢？虽然有句话叫势所难免“情有可原”，但另有句话叫“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越是在大风大浪里，越是在细微处，越是能见出世道人心。

而今，死者长已矣，后人又何言？对于历史，我们应有“了解之同情”，有温情与敬意；但也应还历史以真实，还名流以人性，而不能任意拔高、曲意溢美。以为“一为名流巨公，便万事皆好”，那恐怕也太离谱了。

一切都已成往事。往事虽非烟尘，但我们终将向前看。将历史再度定格在1938年，那位踌躇满志的娃娃博士，在走下海轮的一刹那，眺望北天。那时，他确曾沐浴在南国的春风里。

原载：《历史学家茶座》总第13辑

作者：刘超、马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