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挠改革、砸缸救人、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算是一个奸臣吗？

北宋的司马光小时候砸了一个缸，救了一个孩童，为我等所知。他长大后一直是北宋的名臣，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编撰了编年体史书巨著《资治通鉴》，二就是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一辈子都和王安石的新党变法派斗了个你死我活。甚至在宋神宗死后立马全盘推翻王安石新政，连王安石主政时期发动对西夏战争夺取的土地都要提建议，要“归还”西夏，打算不要了！

这样的司马光，算是一个奸臣吗？

按我们今天对奸臣的理解来，司马光也是够不上奸臣的。假如要给奸臣一个标准的话，以秦桧为标准有点苛刻了，毕竟这位简直是奸臣中的奸臣，但以蔡京为标准大约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曾经有人吐槽过如果司马光处在南宋初年的话，指不定就跟秦桧一样热衷于割地了，然而这终究是调侃，真过去也只是赵鼎之流而已。至于在为人处世上，也没有同蔡京那般首鼠两端，一味迎奉，毫无操守。所以说，司马光从主观上，一没有勾结外敌，二没有易帜变节，三没有贪污享乐，他也不过是阻碍了历史的进程，怎么就成奸臣了？

其实司马光幼时的砸缸，是司马家的自我炒作。宋史记载：司马光七岁就能闻讲《左氏春秋》，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左氏春秋》乃是赫赫有名的权谋之书，里面的权谋内容数不胜数，七岁的司马光如此对权谋感兴趣，难免不会生造出砸缸的“智取”的故事来。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据说当时北宋的人都把这事画成画作流传，谁导演的？可能一目了然了。另外，司马光总是吹嘘自己是西晋皇族后代，但是连家谱都拿不出来，当年就无法证明自己，也是可疑。

翻遍《宋史》，平定荆湖的章惇进了奸臣传，领着西军打赢了西夏的吕惠卿进了奸臣传，顶着司马光试图保住变法成果的曾布、蔡确进了奸臣传，除了王安石的新党大佬通通进了奸臣传。换别的朝代，这种奸臣秉政的时期，应该都是民不聊生、丧师失地，可这帮“奸臣”秉政偏偏对西夏转入战略反攻，政府财政充足。历史就是这么荒诞。打算把熙河开边辛辛苦苦打下来的领土送给西夏的司马光，说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文彦博没进奸臣传！文彦博，是司马光旧党的重要成员，支持司马光退回神宗熙丰时所占城、寨、州、军的主张，是个大绥靖派。同时，文彦博又是青天包大人的挚友兼儿女亲家，他要进了奸臣传你让后世演义怎么写？

宋初历史上也有很多评价极差的人，比如王钦若、丁谓，都没进奸臣传。新党的蔡京主政时期，搞了海上之盟造成国家覆灭，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好大喜功，贪图不世之功，主动结连女真开衅契丹，造成的兵祸。整个新党那些为了富国强兵而采取的各种进取政策，让本来安安静静过日子的国家打了鸡血，国家覆灭之后，南宋自然要进行官方认定。所以新党成员里，除了几个道德无亏的，剩下的全员奸臣。

司马光在庆历新政失败，反攻倒算时，是非常无情无义的。像蔡确、曾布，都赶到广西、海南这种超偏远的地方，这些地方宋代时根本没有开垦出来。当初王安石上台时，对旧党的人员仅仅是排斥到洛阳等地罢了。可见，司马光比王安石更加心狠手辣，非要把人整死不可。

司马光从学识、个人品行与动机来看可以说是世人楷模，但作为政治家缺乏政治才能从根本上说称得上是“无德”的。从这一点来看一个“误国”是跑不了的。

司马光极端保守，反对一切改革，庆历改革他也不支持。他自己提出的改革主张也不支持。极端和平，西夏契丹谁骂我我忍，谁打我我还忍，谁骂他们不能忍要骂谁，谁打他们更不能忍必须打谁。极端顽固，必须是孔孟思想不能变，千百年陈规陋习不能变，谁变就是妖孽，谁有新思想谁就大逆不道。

司马光分不清主次矛盾，搞不清北宋国防太差，外战拉胯，(历史已经证明了北宋亡于金朝)，不是他那整天惦记的祖宗之法可不可变。那么此时他最该干的事是什么呢，肯定是解决主要矛盾啊，帮北宋续命啊。但问题是他解决了吗，没有，他选择躺平摆烂，普通人摆烂没关系，但是他是大宋宰相，在那个位置选择不变法，坐视大宋继续衰落，就是在犯罪。无论再怎么念经，事实就是从他当上宰相开始算，四十二年后靖康之耻就发生了，这艘大船马上就要沉。晚清洋务派真得想搞洋务吗？那是被太平天国逼得不行了，只能玩一下新政，好歹也帮大清多活了五十年。而司马光，连这表面的装样子都不肯，最后神州陆沉。

在古代，奸臣通常指的是那些背离君主、祸国殃民、贪污腐败、结党营私、陷害忠良等行为者。以此标准来衡量，司马光的一生似乎并不符合奸臣的特征。但以他的能力来说，才而不德，主动为恶，只能是奸臣。卖地求和，固步自封，加剧党争，自私自利。所有的治国选项全部都选错的人，这还不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