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阿宇，为了我，你真的要和爸妈决裂吗？” 出租屋的烛光下，蒂娜攥着我的手，指尖泛白。
我 25 岁从师范毕业，拒绝父母安排的安稳工作，执意报名援非支教，在坦桑尼亚的小村落遇见了她。
她是无父无母的孤女，勤劳善良，跟着我学中文、念唐诗，在我患疟疾时徒步五小时背我就医。
我不顾家人反对，顶着亲戚的嘲讽，毅然决定娶她，甚至为了护她，当着所有亲友的面摔碎酒瓶，带着她搬出家门。
城中村的出租屋简陋逼仄，没有宾客祝福，只有两根红蜡烛见证我们的婚礼。
可夜深人静时，蒂娜却从旧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层层缠绕的油布包裹，眼神复杂地说有秘密瞒我。
当最后一层油布被揭开，昏黄的烛光下，包裹里的东西让我瞬间僵在原地，我从未想过，眼前的女孩竟藏着这样的过往……
飞机降落在达累斯萨拉姆国际机场时，一股热浪透过舱门涌进来。我提着简单的行李走下舷梯，看着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心里既紧张又有些兴奋。
我叫陈宇，二十五岁，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留在本市当个中学老师，娶个本地媳妇，安稳过一生。可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躁动，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报名参加援非支教项目时，母亲哭了一整夜。父亲把筷子摔在桌上：“你去那种地方干什么？传染病、战乱，你不要命了？”可我最终还是来了。也许我只是想证明，我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来接我的是当地教育局的一位官员，他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我要去的地方叫姆万扎村，在坦桑尼亚西北部，靠近维多利亚湖。接下来的路程颠簸得让人想吐——八个小时的破旧大巴，三个小时的越野车，最后一段路只能靠步行。
到达村子时已是傍晚。几十间土坯房散落在猴面包树周围，炊烟袅袅升起。孩子们光着脚跑来跑去，好奇地打量我这个外来者。
学校只有一间屋子，墙是用泥巴糊的，黑板是涂黑的木板。十二个孩子，年龄参差不齐，挤在三张长木凳上。我的任务是教他们基础英语和数学。
第一天上课，我紧张得手心出汗。孩子们的眼睛亮晶晶的，跟着我念“A、B、C”。下课铃声是我带来的一只旧闹钟。
第三天下午，有个女孩站在教室门口。她大概二十出头，穿着褪色的碎花裙，头发编成许多细辫子。
“我叫蒂娜，”她用英语说，带着浓重的口音，“村里让我来帮忙。”
我后来知道，蒂娜二十四岁，在镇上读完高中，父母早逝，现在在孤儿院帮忙，偶尔来学校做助教。她会说一些英语，但不太流利。
“我想学中文。”她说。
于是每天课后，我会多留一小时教她。蒂娜学得很快，一个月后已经能说简单的句子。她最喜欢我带来的那本《唐诗三百首》，虽然看不懂字，但喜欢听我念。
“床前明月光，”她跟着读，发音别扭但认真，“疑是地上霜。”
“意思是，床前有明亮的月光，看起来像地上的霜。”我解释。
她想了想：“我们这里的月光也很亮，但不会像霜。因为太热了。”
我们都笑了。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突然觉得发冷。以为是感冒，吃了药躺下休息。到晚上，高烧烧起来了，浑身打颤，盖两床毯子还是冷。蒂娜来送晚饭时发现了，摸了摸我的额头，转身就跑出去。
再回来时，她带着村里的老人。老人看了看，摇头：“疟疾。”
最近的诊所在二十公里外。没有车，连摩托车都坏了。蒂娜蹲下来，把我的手搭在她肩上。
“我背你。”
“不行，我太重了……”
“别说话。”
我比她高一个头，骨架也大。她踉跄了一下，站稳，开始走。天黑透了，手电筒的光在土路上摇晃。我趴在她背上，能感觉到她的汗水浸湿了衣服。
走了大概五个小时，中间歇了三次。最后一次歇脚时，她把我放在一棵猴面包树下，自己瘫坐在地上喘气。夜空很干净，星星密密麻麻。
“你看，”她指着天空，“和你们那儿一样吗？”
我烧得迷迷糊糊：“不一样……没这么多。”
“我听说，人死了会变成星星。”她说，“我爸爸妈妈，也许就在上面看着我。”
我不知该说什么。
诊所是个白色小房子，只有一个医生。打了针，吃了药，我昏睡过去。醒来时是第三天早上，蒂娜趴在床边睡着了。桌上放着水碗和剥好的香蕉。
医生进来换药，用英语说：“你女朋友守了三天，没怎么合眼。”
我没纠正。
病好后，我们之间有些东西不一样了。还是教课，还是学中文，但黄昏时分会一起散步。蒂娜告诉我村里的故事：哪棵猴面包树最老，雨季什么时候来，怎么从脚印判断动物。
一次散步时，她忽然说：“陈老师，我有时候想，如果你没来，我现在在做什么。”
“可能在镇上找份工作。”
“也许。”她停下脚步，“但我更喜欢现在。”
我牵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小，掌心有茧。
支教第二年，蒂娜已经能用中文背好几首诗。她最喜欢李白的《静夜思》，说虽然非洲的月亮和中国的一样，但看月亮的心情不同。
“你想过去中国吗？”一次吃饭时我问。
蒂娜抬头看我：“可以吗？”
“可以。”我说，“我想带你回去。”
蒂娜低头扒着玉米糊，很久才说：“我怕。”
“怕什么？”
“怕……不适合。怕你家里人不同意。”
我握住她的手：“有我在。”
支教结束前三个月，我开始办手续。结婚证明，护照，签证，一堆文件。蒂娜的材料不全，孤儿院的记录不全，出生证明是手写的。我跑了四趟大使馆，终于把材料凑齐。
临走那天，村里来了很多人。孩子们抱着蒂娜的腿哭，老人们送来玉米和木雕。蒂娜抱着一个叫小玛丽的女孩，轻声说：“我会写信，寄照片。”
长途飞行，蒂娜一直握着我的手。起飞时她闭着眼，降落时才睁开。
出海关时是凌晨三点。我的父母来了，站在接机的人群里。母亲张秀芬穿着她最好的那件外套，父亲陈建国板着脸。
我推着行李车出来，蒂娜跟在旁边。她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和长裤，头发扎成马尾。
母亲的目光落在蒂娜身上，停顿了一下，然后移开。父亲只是点点头。
“爸，妈，这是蒂娜。”我说。
母亲勉强笑了笑：“路上辛苦了。”
去停车场的路上，谁也没说话。上车后，母亲坐副驾，从后视镜里看了好几次。蒂娜靠着车窗看外面的高楼，眼睛睁得很大。
“这么多楼。”她小声用英语说。
“嗯，上海就是这样。”我用英语回答。
母亲咳嗽了一声。我意识到她听不懂英语，改说中文：“蒂娜说楼很多。”
“哦。”母亲说。
到家是凌晨四点。老式居民楼，六层，没电梯。我家在五楼，两室一厅。蒂娜被安排在我的房间，我睡沙发。
第二天早上，我被争吵声吵醒。
“她洗澡怎么洗这么久？”是母亲的声音。
“可能不习惯。”我说。
“不习惯？水费不要钱？洗了快半小时了！”
卫生间的门开了，蒂娜走出来。她头发湿着，穿着我的旧T恤当睡衣。看到厨房里的张秀芬，她小声说：“阿姨早。”
张秀芬嗯了一声，转身去煎蛋。
吃饭时，蒂娜只吃了半碗粥。张秀芬说：“多吃点，这么瘦。”
“我饱了，谢谢阿姨。”
“嫌我做的不好吃？”
“不是……”
我打断：“妈，她真的饱了。在非洲我们吃得少。”
张秀芬没再说话，但收拾碗筷时声音很响。
接下来的日子，蒂娜努力适应。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扫地，擦桌子，做早饭。但总做不对。粥煮得太稠，买菜不会讨价还价，垃圾分类分错。
第三周，母亲带回来一叠表格。
“我去问了，她这个学历，找不到正经工作。有个超市在招理货员，一个月两千八，包一顿饭。”
我看着表格：“她英语不错，可以做翻译。”
“翻译？”张秀芬笑了，“谁要非洲翻译？人家都要欧美留学回来的。”
蒂娜从厨房出来，手在围裙上擦擦：“阿姨，我愿意去超市。”
“你看，人家自己愿意。”张秀芬把表格推过来，“填一下，明天去面试。”
超市工作很累，每天站十小时。蒂娜下班回来，脚都是肿的。但她从来不抱怨，还是抢着做家务。
一个月后，张秀芬辞掉了钟点工。
“反正蒂娜在家，打扫打扫就行。一个月省好几百呢。”
我忍不住了：“妈，她是您儿媳，不是保姆。”
“儿媳？”张秀芬声音高起来，“婚礼办了吗？酒席请了吗？亲戚朋友见过了吗？偷偷摸摸带回来，谁知道怎么回事！”
蒂拉拉住了我的手：“没关系，我愿意做。”
父亲陈建国生日那天，在酒店摆了三桌。亲戚都来了，大伯、姑姑、表哥表姐。蒂娜穿了条素色裙子，是我给她买的，坐在我旁边。
酒过三巡，大伯举着杯子过来：“小宇，听说你媳妇是非洲的？”
“嗯，坦桑尼亚。”
“那里是不是很穷啊？听说人都住草棚？”
桌上安静下来。蒂娜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
我说：“有城市也有农村，和我们一样。”
“怎么会一样？”表姐插话，“你看电视上那些，瘦得皮包骨……”
“电视是电视。”我声音冷下来。
张秀芬打圆场：“好了好了，吃菜吃菜。蒂娜，给你爸夹个虾。”
蒂娜站起来，夹了一只虾放到陈建国碗里。陈建国点点头，没说话。
但大伯喝多了，不肯停：“小宇，不是大伯说你。找个外国人也就算了，找个黑人，以后孩子怎么办？混血儿，在学校要被欺负的。我同事家孩子就是混血，天天打架。”
蒂娜站了起来：“我去下洗手间。”
我要跟去，被母亲按住了：“让她去。”
蒂娜离开后，桌上更热闹了。七嘴八舌，都是“为你好”“不懂事”“将来要后悔”。我闷头喝酒。
蒂娜回来时，眼睛有点红。她刚坐下，表姐就凑过来：“蒂娜，你们那边结婚要彩礼吗？听说要很多牛？”
“我们……我们部落以前是要牛，但现在很多人不要了。”蒂娜小声说。
“对了，你会不会那种巫术啊？电视上非洲巫师会诅咒人。”
有人笑了。
蒂娜站起来，椅子腿刮过地板，声音刺耳。她想走，被桌布绊了一下，整个人摔在地上。盘子碎了，菜汤洒了她一身。
没人扶她。笑声停了，但也没人动。
我看着母亲，母亲转开了脸。看着父亲，父亲在喝酒。
我站起来，走到桌前，拿起酒瓶。是喝了一半的白酒，玻璃瓶，很重。
“陈宇！”母亲尖叫。
我把瓶子砸在地上。碎片和酒液溅开，所有人都往后躲。
“从今天起，”我一字一句地说，“蒂娜是我妻子。谁再欺负她，别怪我不客气。”
我扶起蒂娜，脱下外套披在她身上。走到门口，回头说：“我银行卡里有二十万，密码是妈的生日。钱留下，人我们带走。”
走出酒店，夜风很凉。蒂娜在发抖。
“对不起。”她说。
“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你。”我搂紧她。
我们叫了出租车，回父母家拿行李。张秀芬坐在客厅里，眼睛红肿。
“你真要走？”她问。
“妈，我没办法。”
“为了她，连爸妈都不要了？”
我看着母亲：“是你们不要我。我要蒂娜，你们不接受她，就是不接受我。”
陈建国从卧室出来，手里拿着银行卡：“钱拿走。我们不要你的钱。”
“爸……”
“拿走！”他把卡扔在地上，“走了就别回来。”
我捡起卡，拉着蒂娜进房间收拾东西。我们的东西不多，两个行李箱就装完了。出门时，张秀芬坐在沙发上哭。陈建国背对着我们。
“爸，妈，保重。”我说。
门关上了。楼梯里很暗，蒂娜紧紧抓着我的手。
当晚，我们搬进了一个临时找的城中村出租屋。不到二十平米，没有暖气，墙皮有些脱落，窗外是嘈杂的马路。但这对于此刻的我们来说，却是最安全的港湾。
蒂娜的手包扎好了，她坐在那张有些摇晃的旧床上，看着我忙前忙后地收拾行李，眼泪止不住地流。
“阿宇，为了我，值得吗？你失去了一切……”
我停下手中的活，走过去蹲在她面前，轻轻吻去她的泪水：“傻瓜，我没有失去一切。我只是丢掉了一些枷锁，但我拥有了全世界。”
我从行李箱里翻出两根原本打算结婚用的红蜡烛，点燃，立在简陋的床头柜上。烛光摇曳，给这个寒冷的小屋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蒂娜，虽然没有宾客，没有酒席，也没有父母的祝福。但天地为证，我想今天娶你为妻。你愿意吗？”
蒂娜泣不成声，用力地点头：“我愿意！我愿意！”
我们在烛光下喝了交杯酒，完成了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婚礼。夜深了，外面的喧嚣逐渐平息。
蒂娜坐在床边，看着我，眼神变得格外深邃和复杂。她似乎在做什么激烈的心理斗争。
“阿宇。”她突然开口，声音有些颤抖，“谢谢你今天为我做的一切。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保护过我。我……其实一直有一件事瞒着你。”
我愣了一下，笑着摸摸她的头：“怎么了？是不是其实你很能吃，怕养不起？”
蒂娜没有笑。她深吸一口气，弯下腰，从那个一直被我妈嫌弃“脏兮兮”、扔在墙角的旧帆布包的最底层，费力地掏出了一个包裹。
那是一个用厚厚的油布层层缠绕的包裹，沉甸甸的，看起来很有年代感。
随着最后的一层油布被揭开，在昏黄的烛光下，包裹里的东西露出了真容。
我的瞳孔瞬间放大，呼吸猛地一滞，整个人像是被雷击中了一样，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