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98年，贯高谋反：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公元前200年冬，汉朝皇帝刘邦的銮驾驶入赵国境内。

刚从白登之围的狼狈中脱身，这位开国君主满肚子火气，把女婿赵王张敖当成了发泄对象。

面对亲自端茶送水、屈膝行礼的张敖，刘邦叉开双腿踞坐于上，张口便骂，言辞粗鄙得如同市井泼皮，全然不顾帝王体面，更忘了张敖的妻子正是自己的亲生女儿鲁元公主。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在场的赵国国相贯高。

这位年过六旬的老者，是张敖父亲张耳的旧部，骨子里浸透着战国游士“士可杀不可辱”的傲气。

看着主公受此奇耻大辱，贯高气得浑身发抖，转头就和赵午等十余名老臣密谋：

“我们的君王怎么能如此懦弱！天下豪杰并起时，有能者方能为王，如今陛下对主公无礼至此，不如我们替主公除掉他！”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场“弑君阴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透明感”。

张敖听闻后吓得魂飞魄散，当场咬破手指发誓，直言自己的一切都是刘邦所赐，绝不能恩将仇报。

按理说，主公明确反对，阴谋本该就此作罢，可贯高这群人却脑回路清奇，居然商议出“事成归王，事败自担”的荒唐方案——仿佛刺杀皇帝是过家家，还能预设责任划分。

更离谱的是刺杀计划的执行。

公元前199年，刘邦再次途经赵国，贯高等人提前在柏人县的驿站夹墙中埋伏了刺客，就等刘邦留宿时动手。

可当刘邦询问县名得知是“柏人”时，随口一句“柏人者，迫于人也”，觉得不吉利便转身离去，让这场精心策划的刺杀落了空。

如此关键的行动，全靠对方的迷信避祸，简直是历史上最“靠运气”的失败刺杀。

如果说刺杀过程已经足够槽点满满，那后续的发展更是让人跌破眼镜。

公元前198年，贯高的仇家居然知道了这个“绝密计划”，直接上书向刘邦告密。

消息传来，赵国群臣瞬间乱作一团，赵午等十余人居然争相要自杀殉“义”。

关键时刻还是贯高保持了“清醒”，怒骂道：“你们死了，谁来证明赵王没有参与谋反？”随后主动束手就擒，和张敖一起被押往长安。

到了长安狱中，贯高的表现堪称“矛盾体”天花板。

面对狱吏的审讯，他一口咬定“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为了维护张敖，硬是扛下了数千鞭笞，身上被铁器刺得体无完肤，连可击之处都没有，却始终不改口。

这份忠诚和韧性确实让人佩服，可细想之下全是漏洞：一群大臣密谋弑君，作为一国之君的张敖真能完全不知情？贯高所谓的“保护主公”

更像是把张敖架在火上烤——天下哪有臣子瞒着君王策划弑君，还能让君王全身而退的道理？

更讽刺的是刘邦的态度转变。

一开始听闻谋反，他怒不可遏，连吕后为女婿求情都被他怒斥：“要是张敖得了天下，还缺你女儿这样的女人吗？”可当听说贯高宁死不攀咬张敖后，刘邦反倒称赞他是“壮士”，还特意派贯高的同乡泄公去狱中探望。

面对泄公的询问，贯高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金句”：“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爱王过于吾亲哉？”

这话听着感人至深，可仔细琢磨就会发现逻辑不通——既然知道会连累三族，当初为何还要执意发动必败无疑的刺杀？这哪里是忠义，分明是不负责任的鲁莽。

最终，刘邦采信了贯高的供词，赦免了张敖，将其废为宣平侯，转而封自己的爱子如意为赵王。

而贯高在得知张敖被释放后，居然又突然“幡然醒悟”，说自己身为臣子有弑君之名，无颜再侍奉刘邦，随后自刎而死。

这波操作直接让人看不懂：既然要死，当初何必忍受酷刑为张敖辩白？既然要辩白，为何又在目的达成后自杀？

难道所谓的忠义，就是用三族的性命和自己的死，来成全一场毫无意义的阴谋？

复盘这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全程都充斥着让人想吐槽的槽点。

贯高一群人抱着所谓的“忠义”，无视主公意愿，策划了一场漏洞百出的刺杀，既没有保密意识，也没有应变能力，全凭一时意气用事；

刘邦则前倨后恭，一会儿暴躁易怒要灭族，一会儿又欣赏刺客的“忠义”，态度转变比翻书还快；

张敖更是懦弱无能，面对岳父的羞辱只能忍气吞声，面对臣子的谋反居然毫无察觉，最后靠臣子的酷刑自证才得以保命，堪称最憋屈的诸侯王。

这场发生在汉初的政治闹剧，看似是忠义与背叛的较量，实则是一群人的集体糊涂。

刘邦借着这场谋反案，顺利削弱了异姓王的势力，可谓“渔翁得利”。

而最无辜的，当属那些因这场荒唐阴谋而丧命的人，他们的牺牲，终究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可笑又可悲的注脚。

看完这场闹剧，你是不是也想吐槽这些人的迷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