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陈！帮个忙！”张伟满头大汗地把鸟笼塞进我怀里，“出差一周，回来包三千红包！”那晚给鹦鹉添食时，它突然用女人的声音尖叫：“救命！”我
浑身发冷，赶紧去物业打听，才知道对门夫妻前几天吵得惊天动地，妻子喊着要报警，之后便再没人见过她。
更蹊跷的是，张伟家那块他炫耀过的昂贵地毯莫名消失了。
我犹豫再三去了派出所，民警却摆摆手：“大爷，鸟说话不能当证据。”直到第三天夜里，鹦鹉突然叼出个沾满灰的东西放在茶几上——我抹开灰尘那瞬间，血液都冻住了。
“老陈！陈叔！帮个忙！”
隔壁邻居张伟一手拖着深灰色的行李箱，一手提着个精致的金属鸟笼，满头大汗地堵在我家门口。他的衬衫领口湿了一片，头发有些乱。
“公司临时安排我去新加坡出差，走得特别急。家里这只鸟没人照看。您帮我照看一周，回来我一定好好谢您，包个三千的红包！”
我看着鸟笼里那只绿得发亮的鹦鹉。它站在横杆上，歪着头看我，眼睛黑亮。鸟笼很干净，食槽和水罐都是新的。
我刚想张口问些细节，张伟已经把鸟笼和一大包鸟食塞进我怀里。鸟食袋子沉甸甸的，压得我手臂一沉。
“太谢谢了陈叔！我赶九点的飞机，回来请您吃饭！”
他说完这话，转身掏出钥匙开了自家的门，从里面提出个小手提包，然后“砰”地关上门，拖着行李箱就冲向电梯。
电梯门合上的声音在楼道里回响。
我站在自家门口，怀里抱着鸟笼和鸟食，愣了好一会儿。
张伟是我对门的邻居，三十五六岁，在一家电子公司做销售经理。他搬来这小区也就两年多，平时见面总是客客气气地打招呼。他妻子叫林静，比他要小几岁，平时不爱说话，碰见了也就是点点头。两口子看起来感情不错，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我今年六十五，退休五年了。老伴三年前生病走了，女儿在外地成了家，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我一个人住这套八十平的老房子，日子过得规律但也冷清。
回到屋里，我把鸟笼放在客厅靠窗的桌子上。鹦鹉在笼子里跳了跳，爪子抓住横杆，又歪头看我。
“你叫什么？”我问它。
它不吭声。
鸟笼里有个小牌子，上面刻着两个字：豆豆。
“哦，叫豆豆。”我自言自语。
袋子里除了鸟食，还有一小袋瓜子，几块切好的苹果，一张打印的纸条。纸条上写着喂食的时间和注意事项，字迹有些潦草，像是匆忙写下的。
“一天两次，早晚各一勺鸟食，水要常换。豆豆喜欢吃瓜子，但别给太多。谢谢陈叔。——张伟”
我照着纸条上的说明，给食槽里加了一勺鸟食，又换了新鲜的水。鹦鹉低头啄了几粒，然后就不吃了。
天黑下来后，我开了客厅的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里播着本地的天气，说明天有雨。
鹦鹉在笼子里很安静，偶尔用嘴梳理一下羽毛。
看了半小时电视，我起身去给鹦鹉加食。白天它吃得少，我想着晚上再添一点。
我刚走到笼子前，鹦鹉突然抬起头，那双黑豆似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然后它张开嘴，发出一种尖锐、急促的声音。
“救命！”
我手一抖，手里的鸟食勺掉在地上，塑料勺子在瓷砖上弹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站在原地，心脏突突地跳。
“你说什么？”我凑近笼子，声音有些发颤。
鹦鹉闭上嘴，又开始梳理羽毛，仿佛刚才那两个字从未出现过。
我站了足足一分钟，才弯腰捡起勺子。手有些抖。
是我听错了吗？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了？
可那声音太清楚了。是个女人的声音，尖细，急促，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
我摇摇头，把鸟食放回袋子，关了客厅的灯，走进卧室。
躺在床上，我却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反复回响着那两个字。
救命。
一只鹦鹉，怎么会说这个词？它从哪里学来的？
张伟家的情况在我脑子里转。他出差，他妻子呢？怎么没见着人？往常张伟出门，林静都会送到电梯口。今天只有张伟一个人，慌慌张张的。
越想越不对劲。
我坐起来，开了床头灯，看了眼手机。晚上十点四十七分。
我披上外套，又走回客厅。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鸟笼上投下一片银白。鹦鹉在笼子里站着，一动不动，像睡着了。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柱照在它身上。
它被惊动了，睁开眼睛，在横杆上挪了挪爪子。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
过了几秒钟，它突然张开嘴，又发出那种声音。
“救命！救命啊！”
这次是连续两声，比刚才更急促，更清晰。
我后背的冷汗一下子就出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了小区物业办公室。
物业的孙姐正在整理文件，看见我进来，笑着打招呼：“陈师傅，这么早啊。有事？”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她一支。
孙姐摆摆手：“戒了戒了。您自己抽。”
我点上烟，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在晨光里缓缓上升。
“孙姐，我问个事。”我说，“咱们这栋楼，最近有没有哪家装修的？动静挺大那种。”
孙姐想了想：“没有啊。装修都得在我们这儿报备，最近三个月都没有申请的。”
她顿了顿，看着我的脸色，压低声音：“陈师傅，您是不是听到什么动静了？”
我弹了弹烟灰：“也不是。就是对门小张家，昨晚我好像听见他们家有响声。”
“哦，小张啊。”孙姐露出恍然的表情，“他们两口子前些天是吵了一架，挺厉害的。”
我心里一紧：“吵架？什么时候的事？”
“上周三晚上吧。”孙姐回忆着，“我那天值班，接到楼下住户投诉，说楼上动静太大。我上去敲了门，是小张开的门，脸色很难看。我说你们注意点影响，他说知道了，就把门关了。”
“后来呢？”
“后来就没声了。”孙姐说，“不过我在门口听见他老婆在哭，说什么‘你放手’、‘我要报警’之类的。小张吼了一句‘你闭嘴’，然后就安静了。”
她停了一下，补充道：“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老婆出门。买菜啊，倒垃圾啊，都没见着。我还以为她回娘家了呢。”
我手里的烟燃到了尽头，烫了一下手指。我赶紧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
“他老婆娘家是哪的，你知道吗？”
“听口音像是江浙那边的，具体不清楚。”孙姐说，“小张是北方人。”
我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乱糟糟的。
吵架。动手。报警。
鹦鹉的那声“救命”。
这些碎片在我脑子里拼凑，拼出一个我不敢细想的画面。
从物业办公室出来，我没回家，直接去了公交站。
坐了四站路，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接待室里有几个民警在忙碌。一个年轻民警抬头看我：“大爷，您有什么事？”
我走过去，把鸟笼的事、鹦鹉说话的事、还有从孙姐那里听来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
年轻民警一边听一边记，听到鹦鹉说话那段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神色。
“大爷，您是说，一只鹦鹉说了‘救命’，您就怀疑邻居杀人了？”
“不是，还有别的。”我急了，“他们夫妻吵架，他妻子说要报警，然后人就失踪了。这难道不奇怪吗？”
民警放下笔，语气尽量温和：“大爷，我理解您的担心。但是一只鸟说的话，在法律上不能作为证据。它可能是看电视学的，也可能是以前听到过什么声音模仿的。”
“可是人不见了啊！”我声音大了些。
“您邻居不是说出差了吗？他妻子也可能是回娘家了，或者去朋友家了。”民警说，“我们不能因为一只鸟叫了两声，就去调查一个公民，这是不符合程序的。”
“那要是真出事了怎么办？”
“这样吧。”民警说，“您先回去，再观察观察。如果发现更确切的疑点，比如闻到奇怪的味道，或者看到什么可疑的东西，您再来告诉我们。”
我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看他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知道再说也没用。
我站起身，慢慢走出派出所。
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我心里却一阵发冷。
他们不信。
没有人会相信一只鸟的话。
回到家，我一进门就盯着那只鹦鹉。
它站在笼子里，歪着头看我，眼睛亮晶晶的。
“豆豆。”我叫它的名字。
它跳了一下，没出声。
我拿出瓜子，剥了几颗放在食槽里。它低头啄起来，吃得很香。
我坐在它对面，看着它吃。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我问它。
它不理我，继续吃瓜子。
我叹了口气，起身去厨房做饭。切菜的时候，脑子里还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吃过午饭，我睡了个午觉。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
客厅里很安静。我走到鸟笼前，发现食槽空了，水罐里的水也少了一半。
我给它添了食，换了水。
它突然扑腾起翅膀，在笼子里来回走动，爪子抓在金属笼子上，发出“嗒嗒”的声音。
然后它停下来，对着我，发出尖锐的声音。
“地板！”
我一愣。
它又说：“别碰我！”
接着又是一声：“救命！”
这三句话，断断续续，但连在一起，让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地板？什么地板？
我突然想起来，两个月前，张伟在电梯里遇见我，还特意跟我说，他刚买了块进口的手工地毯，意大利产的，花了不少钱。
“铺在客厅里，踩着特别舒服。”他当时这么说。
我走到阳台，从储物柜里翻出女儿以前给我买的望远镜。老房子楼间距近，从我家阳台斜着看，能看到张伟家客厅的一角。
我举起望远镜，调整焦距。
张伟家的客厅拉着纱帘，但没拉严实，留了一条缝。
透过那条缝，我能看见客厅的一部分。
我记得那块地毯是暗红色的，带花纹，铺在茶几下面。
现在，那个位置是空的。
深色的木地板上，什么也没有。
地毯不见了。
我放下望远镜，手心里全是汗。
晚上七点多，我的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没有显示归属地。
我犹豫了几秒，接了。
“喂？陈叔吗？我是张伟。”
电话那头声音很杂，有广播声，有人说话声，像是在机场或者车站。
“小张啊，你到了？”
“到了到了，刚下飞机。”张伟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喘，“这边事情多，挺忙的。陈叔，豆豆怎么样了？它……没乱叫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特意问鹦鹉有没有“乱叫”。
“挺好的，就是不怎么爱叫。”我说，“对了，你出差，小林没跟你一起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哦，她啊……我们前些天不是闹了点矛盾嘛，她生气，回苏州老家了。等我把这边事情忙完，就去接她。”
苏州？孙姐明明说林静是江浙口音，但具体哪里不知道。张伟说得这么肯定，反而可疑。
“行，那你忙。”我没再多问，“家里你放心。”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手机还握在手里。
他在撒谎。
我几乎可以确定。
林静出事了。
第二天，我去了小区后面的废品回收站。
老李头正在整理纸板，看见我，擦了把汗：“老陈，卖废品？”
“不是，找你帮个忙。”我掏出三百块钱塞给他。
老李头愣了下：“这是干啥？”
“你帮我留意一下，最近有没有人往垃圾场扔大件的东西，特别是用塑料布包着的大地毯。”我说，“要是看见了，或者听说了，告诉我一声。”
老李头接过钱，点点头：“成，我天天在这片转悠，有消息就告诉你。”
离开回收站，我又去了派出所。
这次我没去接待室，直接去了后面的办公楼。打听了一下，刑侦队的队长姓周，正在开会。
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等。
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会议室门开了，几个人走出来。中间那个四十多岁，平头，身材结实，眼神很锐利。旁边的人叫他“周队”。
我赶紧站起来走过去。
“周队长，您好，我是陈建国，前天来报过案，关于鹦鹉的那个。”
周队长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想起来了。
“大爷，那个案子……”
“周队长，您听我说完。”我打断他，语速很快地把所有疑点都说了一遍：吵架，妻子失踪，地毯不见，张伟撒谎，还有鹦鹉说的那些话。
周队长听得很认真，没有打断我。
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会儿。
“陈师傅，您说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他说，“您把您邻居和他妻子的具体信息给我，我们先在系统里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失踪人口记录。”
“但是，没有直接证据之前，我们确实不能随便搜查公民住宅。这是规定，请您理解。”
“我理解。”我说，“可是万一呢？万一真出事了，晚一天就多一天风险。”
周队长的表情严肃起来：“这样，您留个联系方式，我们有进展会通知您。您自己也注意安全，不要擅自行动。”
我留下电话，离开了派出所。
虽然还是没有立案，但周队长的态度让我觉得，他们开始重视了。
接下来的两天，一切如常。
我每天给鹦鹉喂食换水，它偶尔叫两声自己的名字“豆豆”，或者说几句“你好”“再见”，再没说那些吓人的话。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也许一切真的只是巧合。
第三天下午，老李头给我打来电话。
“老陈，你让我打听的事，有消息了。”
我精神一振：“怎么说？”
“不是我看见的。”老李头说，“是我一个朋友，他在城西的垃圾处理场干活。他说大概四五天前，晚上十点多，有辆银色面包车开进去，卸了个用黑色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大卷，直接推进填埋区了。”
“车牌号看见了吗？”
“天黑，没看清。就说车是银色的，挺旧的那种面包车。”
银色的面包车。
张伟的车就是一辆银色的旧面包车，平时用来拉货的。
线索连上了。
我的心跳开始加快。
晚上，我给鹦鹉的食槽里加满食物。它今天特别活泼，在笼子里跳来跳去，不停地叫“豆豆！豆豆！”
我没在意，以为它只是心情好。
我去厨房倒了杯水，回来时，发现鸟笼的门开了。
鹦鹉不见了。
我心里一紧，赶紧四处找。
客厅不大，我找了一圈，最后在电视柜和墙壁的缝隙里，看见了它。
它正用嘴啄着一个什么东西，努力想把它拖出来。
“你怎么跑那儿去了。”
我伸手把它抱出来。它在我手里扑腾了两下，然后挣脱，飞到茶几上。
它张开嘴，把刚才叼着的东西吐在茶几上。
那是个小小的、沾满灰尘的东西。
我好奇地凑过去，想看看是什么。
等我用手把上面的灰尘拂去，看清了那东西的本来面目时，我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僵在了原地！
我的瞳孔猛地收缩，呼吸都停滞了。
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板疯狂地窜上头顶！
我踉跄着向后退了两步，一屁股撞在了沙发上，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和骇然。
怎么会……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