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术扎根中国大地

（来源：中国改革报）

转自：中国改革报

□ 本报评论员 张守营

做研究，尤其是经济学研究，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顶尖期刊上发表文章，还是为了真正解决国家发展遇到的实际问题？最近，一项关于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不少启发。它揭示了美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时，背后有一套稳定的“证据”来源——他们高度依赖学术界，尤其是顶尖经济学期刊上的研究成果。

这让我们思考：在中国，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怎样才能结合得更好？

他山之石：政策背后的“学术清单”

美国的这份报告有个特点：它像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每年都会在末尾详细列出引用了哪些期刊、哪些学者的文章。研究发现，无论总统是谁，政府倚重的核心学术期刊圈子相当稳定，比如《美国经济评论》等，始终是政策思想的“加油站”。

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看文章，更看“人”。经济学界有一张无形的合作网络，有些学者像关键的“桥梁”，他们的研究横跨劳动、教育、税收等多个领域，能把不同领域的知识串联起来，为复杂的政策问题提供综合性的见解。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不仅需要单一领域的深度研究，更需要能够整合不同知识的“通才型”研究。

我们的土壤：问题从土地里“长”出来

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独一无二，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必须从我们自己脚下这片土地里“长”出来。好的研究，应当是“穿透式”的——它能穿透表面现象，直抵中国经济的肌理。

比如，我们研究经济增长，就不能只套用国外的模型，而要深入理解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如何互动，理解“全国一盘棋”下的资源调配。我们研究产业升级，就要扎到“专精特新”企业的车间里去，弄明白它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谈论“共同富裕”，就需要到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去细致地考察收入流动的真实渠道。

这些真问题、深问题，才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富矿”。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我们遇到了什么难题”，而不是“哪个模型或方法最新潮”。

双向奔赴：拆掉学界与政策之间的“墙”

理想的状态是，学界与政策界实现“双向奔赴”。

一方面，学者需要“接地气”。这意味着研究不仅要追求理论高度，更要追求现实的“温度”。可以鼓励更多学者到政府部门挂职锻炼，亲身参与政策调研和起草过程。我们的高校和智库，可以更主动地围绕国家战略设置研究课题，比如“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如何量化评估、“双碳”目标如何平稳实现等。学者们也应该致力于用扎实的研究，提炼出像“新质生产力”“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样源自中国实践并能解释中国实践的核心概念。

另一方面，政策制定可以更“敞开门”。政府在谋划重大政策时，可以系统性地吸纳不同领域学者的意见，建立常态化的专家咨询和论证机制。在可能的情况下，一些重要的政策文件或规划，也可以借鉴“引用清单”的思路，增加政策论证的透明度和科学性。更重要的是，要共同建设和用好我们自己的微观大数据，如工商、税收、电力等数据，让政策评估不再是“概略瞄准”，而是“精准研判”，形成“政策出台－跟踪评估－动态调整”的完整闭环。

归根结底：做“有用的学问”

归根结底，评判研究价值的标准，不能只在学术殿堂里，更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广阔天地间。一篇研究，如果既能增进我们对中国经济规律的认识，又能为破解一个实际难题提供哪怕一小块拼图，它的价值就是实在的。

让学术深耕于中国实践的沃土，让政策汲取于扎实研究的清泉。当学者与政策制定者怀着同样的问题意识，望向同一个远方时，那种“穿透式”的好研究自然会不断涌现，真正为我们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福祉，贡献出独特的智慧与力量。这条路需要耐心，也需要制度设计的匠心，它值得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