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有游客在绵阳市博物馆遇到一件奇特的事情。在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敦上面,竟然刻有“李世民”这三个字。若说穿越剧的奇特构思,这比编剧所设想的还要更为厉害,战国时期的人提前知道八百年之后唐朝皇帝的名字?消息一经传出,网络上立刻就像炸开了锅一样。有人以开玩笑的口吻称这是史上最早的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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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件事情说破了也不神秘。博物馆很快出来进行澄清,这个青铜敦是临时从荆州博物馆借来进行展出的。它出土于江陵李家台4号墓。上面刻的字并不是古人所刻,而是文物出土之后,在民间收藏家之间辗转流传的时候被人后来刻上去的。等到博物馆正式进行归档收藏的时候,那行字已经紧紧地留在器物的表面了。
这么看着,文物在进入博物馆之前,所经历的情况并不简单。这青铜敦是春秋战国时期用来盛放黍稷的食器,是楚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它从墓葬被发掘出土之后,有可能首先被古董商经手,还在不同藏家的手中流转过。有人猜测刻字的人或许想要借助李世民的名号来提高文物的价值,要不然就是单纯地留下一个标记。在民国时期就有古董商在青铜器上仿刻铭文,就连专家都曾经出现过看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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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的伤痛并非罕见。例如安邑下官锺,它原本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器物,先后被刻上了魏、韩、秦三个国家的铭文,如同变成了列国势力变化的记事本一般。还有那对莲鹤方壶,在1923年出土之后经历了战乱而向南迁移,曾经一度分别收藏在北京和河南,壶身到现在仍然保留着修复的痕迹。文物一旦离开了原来的环境,自身的命运就不由自己掌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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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问,既然知道是后世刻上去的,博物馆为何不进行修复?问题便出在这里。博物馆对待历史痕迹往往十分谨慎,即便那是错误的痕迹。修复师杜安曾表示,清理文物的时候,需要去除有害的锈,同时也要保留承载历史信息的无害锈。刻字虽然是后世添加的,但已经成为了文物流传经历的一部分。要是强行将其抹去,反而好像是抹去了一段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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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关键的是,博物馆对于借展的文物一般只能够保持原来的样子。绵阳博物馆此次能够快速地回应争议,也算是尽到了相应的责任。与某些因为鉴定出现失误而购入赝品的案例相比(例如上世纪90年代那一批骗过全国专家的北魏陶俑),至少这件青铜敦的真假是不存在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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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觉得刻字这件事情本身是比较有意思的。为什么偏偏是李世民?或许是因为唐太宗的名气比较大,比较适合为器物增添光彩。从古代的时候就有借助历史名人来让文物更具有价值的心理状态。唐代官方曾经仿制三代时期的青铜器,宋代民间造假的作坊还不少。甚至有些唐宋时候的仿制品流传到了现在,它们自己也变成了珍贵的文物。
记得有学者曾经说过,当文物造假最为严重的时候,往往是收藏热潮出现的时候。在民国时期苏州、潍坊的青铜仿造作坊能够骗过顶尖的藏家,而现在利用高科技进行做旧的方法则更让人难以防范。但是像这种直白刻名的情况,反而具有一种草莽的气息,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它的来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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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青铜敦有着它的来历。它产自战国时期的楚地,在湖北被出土,还到四川进行过巡展。它上面刻着唐代统治者的名字。如同安邑下官锺从魏国流转到韩国,最终被秦人缴获并使用。又好像途为盉因为吴楚战争更换了地方。这些器物穿越时空的行程,将文化权力的更替更为直观地呈现出来,比任何教科书都要好。
现在博物馆打算使用玻璃展柜以及恒温系统来为文物营造安稳的存放之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很多刻痕、修补,甚至还有误读,难道不也是另外一种真实?就拿莲鹤方壶盖顶立着的鹤的双翼来说,它一方面承载着春秋时期的审美方面的突破,另一方面也记录着百年来的辗转动荡以及修复的情况。
这么一思考,那一行显眼的李世民刻字,便成为了这个青铜敦的独特标识。它使我们明白:文物并非是静止不动的标本,而是有众多人触碰过的鲜活历史。并且完美无缺的原始状态,或许原本就是极难出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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