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工程副总裁迈克尔·尼科尔斯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布消息。他说计划在2026年将所有运行在约550公里高度的卫星降至约480公里。这个计划涉及约4400颗卫星。
尼科尔斯解释说,太阳活动正在减弱。近地轨道大气密度下降。失效卫星依靠大气阻力自然脱轨的时间会延长。在550公里高度的卫星如果失控,可能需要4年以上才能自然再入大气层。在480公里高度只需要数月。降低运行高度能让卫星在发生故障时更快脱轨。
他说降低轨道也让星链卫星系统远离日益拥挤的500至600公里轨道带。这可以减少风险。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主动的、负责任的技术调整。但是,就在这份声明发布的前几天,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说了一个事实。星链卫星曾两次危险抵近中国空间站。这迫使中国空间站紧急规避。这对中国航天员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对比。一边是主动降轨的安全承诺,另一边是危险抵近的安全威胁。
一、降轨背后的技术逻辑与安全考量
要理解星链的降轨决定,需要了解近地轨道的基本物理特性。
地球大气层随着高度增加逐渐稀薄。在近地轨道区域,存在微弱的大气阻力。这种阻力会逐渐消耗卫星的轨道能量。最终卫星再入大气层烧毁。
大气密度受太阳活动周期影响。在太阳活动极大期,大气密度增加。在太阳活动极小期,大气密度降低。卫星的轨道寿命相应延长。
当前太阳活动正从峰值向极小期过渡。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内,近地轨道的大气密度将持续下降。对于星链这样拥有近万颗卫星的巨型星座来说,轨道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失效卫星在太空停留的时间更长。碰撞风险累积的时间窗口更宽。
从技术角度看,将卫星从550公里降至480公里,确实能显著缩短失效卫星的脱轨时间。高度降低70公里,大气密度约增加一个数量级。卫星的轨道寿命可以从数年缩短至数月。
然而,技术逻辑的合理性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大规模调整的全部动机。
二、拥挤的轨道带与中国的安全关切
就在星链宣布降轨计划的同时,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的发言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
中国代表说,星链在轨卫星超1万颗。星链曾两次危险抵近中国空间站。这迫使中国空间站紧急规避。这对中国航天员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对星链卫星的安全问题提出关切。中国空间站运行在约390-400公里的轨道高度。星链卫星从550公里降至480公里,虽然与中国空间站的轨道仍有约80公里的高度差。但考虑到卫星轨道控制的误差范围、轨道倾角的差异以及可能的机动变轨能力,这种高度调整实际上改变了两个航天器之间的相对运动关系。
更值得关注的是,尼科尔斯在声明中特别提到远离日益拥挤的500至600公里轨道带。这一表述暗示,星链正在主动避开某个特定的拥挤区域。
根据欧洲空间局的监测数据,500-600公里高度区间确实是当前低地球轨道最拥挤的区域之一。这里聚集了大量商业卫星。也是许多国家遥感卫星、气象卫星的常用轨道。星链的降轨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为自身寻找一个相对清净的运行空间。
但问题在于:当星链的4400颗卫星从550公里降至480公里,它们是否会与运行在相近高度的其他航天器产生新的冲突?这个新的轨道层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拥挤带?
三、碎片威胁与监管真空
2025年12月,一颗星链卫星出现故障。轨道高度迅速下降4000米并产生碎片。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球航天界的广泛关注。
卫星在轨解体产生碎片,是太空环境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根据NASA的统计,目前地球轨道上可追踪的太空碎片超过2.7万件。尺寸大于1厘米的碎片估计超过100万件。这些碎片以每秒数公里的速度飞行。即使是一颗微小的螺丝钉,其撞击能量也相当于一颗手榴弹。
中国代表在发言中特别指出:近期一颗星链卫星解体,产生100多枚碎片。这严重威胁缺乏控轨能力的发展中国家航天器。
这一表述点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太空安全的不平等性。
拥有先进轨道监测和机动规避能力的航天大国,尚能应对日益增长的碰撞风险。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卫星往往缺乏精确的轨道控制能力。一旦遭遇碎片威胁或卫星抵近,几乎没有有效的应对手段。
更复杂的是,当前的国际太空法律体系在应对商业卫星星座的爆炸式增长时,显得力不从心。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确立了太空探索的基本原则。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面对星链这样由私人公司运营、规模远超任何国家卫星系统的商业星座,现有的法律框架暴露出明显的滞后性。
中国代表说,个别国家大量利用商业航天实体,提供军事侦察、战场通讯等服务。甚至直接介入他国武装冲突。这模糊了外空领域军民界限,并造成追责难题。这对《外空条约》和国家责任法构成挑战。
四、商业利益与安全责任的平衡
就在星链宣布降轨计划的同时,另一个消息也在资本市场引发震动。SpaceX正在筹备IPO,目标估值高达1.5万亿美元。若此目标达成,其市值将与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相当。甚至有望挑战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1.7万亿美元上市纪录。
这一估值背后,是星链项目巨大的商业潜力。根据SpaceX的规划,星链最终将部署约4.2万颗卫星。为全球提供高速互联网服务。目前,星链在轨卫星已超过9300颗。用户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
商业成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一家私人公司的卫星数量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卫星总和时,谁来确保太空安全?谁来承担监管责任?
尼科尔斯在声明中表示:正与美国监管机构以及其他航天器运营方等进行协调。以避免在此次计划的卫星轨道下降过程中出现空间交通冲突。
这一表述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协调是在计划实施过程中进行的,而不是在星座部署之初。星链的先发射、后协调模式,反映了当前商业航天监管的被动性。
更令人担忧的是,根据中国代表的披露,在非洲萨赫勒、南亚及东南亚地区,星链被暴恐分子、分离势力以及电诈集团大量使用。这带来监管和执法难题。
这意味着,星链的技术不仅带来了太空物理安全的问题,还涉及地面上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当卫星互联网服务被用于非法活动时,责任如何界定?监管如何实施?
五、太空治理的未来挑战
星链的降轨决定,看似是一个技术调整,实则折射出当前太空治理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首先,是技术发展速度与法律监管滞后的矛盾。商业航天公司以惊人的速度部署卫星星座。而国际太空法律体系的更新却需要漫长的多边谈判和协商。
其次,是商业利益与公共安全的平衡。太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但当私人公司在太空部署数万颗卫星时,如何确保这些活动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
第三,是军民两用技术的监管难题。星链卫星既提供民用互联网服务,也被用于军事通信和侦察。这种模糊性使得传统的军控和裁军机制难以适用。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呼吁:相关国家切实遵守《外空条约》义务。对本国商业航天活动加强监管。
这一呼吁的核心在于国家责任原则。根据《外层空间条约》,国家对其国内的太空活动负有国际责任。无论这些活动是由政府机构还是私人实体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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