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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背景下,鲁迅找来好友茅盾,进行了一场对话,鲁迅问茅盾是否认识毛润之和朱德,接着追问:“毛润之与你相较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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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回答简单而深刻:他坦言不认识朱德,但曾与毛润之在广州共事过,他评价毛润之“学识渊博”且“很幽默”。
而在比较两人时,他摇头表示“无法相提并论”,称自己“只是一个作家,而毛润之则是一个救世主”,那么问题来了,鲁迅为何突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矛盾所谓的“救世主”,又是如何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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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年份,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被毛主席指挥的红军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成功粉碎,这一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上海等大城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找到好友茅盾,询问他对毛主席的看法,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了鲁迅对时局的敏感和对变革力量的探索精神。
鲁迅对毛主席的关注并非偶然,早在十多年前,鲁迅就从好友蔡元培那里听说过这位年轻的管理员。
蔡元培多次向鲁迅提起,北大图书馆有个叫毛润之的管理员很有才华,将来能成为国家栋梁。
但在当时,鲁迅可能只把毛主席看作一个有潜力的青年知识分子,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27年,鲁迅在报纸上看到蒋介石悬赏重金捉拿毛主席的消息。
对于长期思考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而言,红军的胜利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茅盾的回答则基于他与毛主席的直接接触,这使得他的评价更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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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之所以能够对毛主席做出如此评价,源于他在广州时期与毛泽东的共同工作经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大革命浪潮高涨,广州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
毛主席当时负责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他在这一岗位上展现出的见识和实干能力给茅盾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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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时期的共事到1931年的评价,茅盾对毛主席的观察跨越了数年时间,这段时间正是毛泽东从革命理论家向实践领袖转变的关键期。
毛主席特别强调鲁迅“骨头最硬,没有一点儿奴颜和媚骨”,这种相互推重,印证了毛主席后来所说的“我和鲁迅心相通”,两位从未谋面的思想家,在精神层面上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这种呼应不仅仅停留在口头赞扬上,还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对来访的同志说:“一定要去阅读啊!仅仅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是不够的,还需要去阅读鲁迅的书籍。”
他认为不读鲁迅的书籍,就不明白什么是国民性,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这种评价,显示了毛主席对鲁迅思想价值的深刻认识。
茅盾的评价并非孤立的历史片段,而是有后续的发展和印证,1936年10月鲁迅去世时,冯雪峰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中专门添加了毛主席的名字。
当时毛泽东已经率领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他对鲁迅的敬重与日俱增,毛主席喜爱阅读鲁迅的作品,据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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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鲁迅的重视也体现在行动上,1938年4月10日,在他的支持下,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
在筹备会议上,毛主席指出,艺术是宣传抗日、动员百姓的有利武器,培训抗战的艺术人才是我党当时刻不容缓的工作。
晚年毛主席的床边仍放着一本厚厚的《鲁迅全集》,1976年9月9日他逝世时,这本书仍在身边,而鲁迅早在1931年就通过茅盾的描述,对那位他从未谋面的湖南革命者产生了特殊关注。
茅盾那句“救世主”的评价,在历史的回响中显得既不夸张也不轻浮,反而成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变革力量的一种敏锐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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