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个退休女教师搭伙，她不要钱不要房，只要我答应她这一个条件

我叫老王，王建国。这名字，搁二十年前，一个胡同里能找出仨，还有一个在隔壁胡同。今年六十有二，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就是那种扔人堆里，水花都溅不起来的普通老头。老伴前年走的，闺女远嫁，一年也回不来一趟。偌大的一个两居室，白天还好，我守着我那个半死不活的小书店，听着外面车水马龙，也不觉得。可一到晚上，天一擦黑，那股子孤单就像水银，无孔不入，从门缝里，窗户缝里，一点点渗进来，直到把你整个人都泡透，泡得发凉。

我这书店，叫“闻语斋”。听着挺雅，其实就是个二手书店。开在大学城边上，本想靠着学生们的人气，挣点养老钱。结果，现在的年轻人，都抱着手机、平板，谁还看这纸质的旧书？生意嘛，饿不死，也发不了财。我守着它，更多的是守着一个念想，一个能跟人说说话的地方。

就是在这“闻语斋”，我认识了她，陈老师。

那天下午，天阴得厉害，像一块脏兮兮的抹布，把整个城市都盖住了。店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正靠在躺椅上，听着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京剧，半梦半醒。门上的风铃“叮铃”一声，很清脆。我睁开眼，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门口，正收回她那把墨绿色的长柄伞。

她看起来也就五十多岁，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虽然夹杂着银丝，但整整齐齐。穿一件浅灰色的风衣，身板挺得笔直，不像我，被岁月压得有点驼。她没说话，先是在门口的地垫上，仔仔细細地蹭了蹭鞋底，才走进来。

“老板，有《围城》吗？”她开口了，声音很轻，但很清晰，像山里的一股清泉。

我愣了一下，这年头，找《围城》的人可不多了。我从躺椅上坐起来，指了指最里面的书架，“在里头，文学类的，自己找找看。”

她道了声谢，就走过去了。我看着她的背影，莫名地觉得，这个女人，和我平时见的那些大妈不一样。她身上有种说不出的气质，像那些老电影里的女主角，有股书卷气，还有点……疏离感。

她在书架前站了很久，最后，不仅拿了本《围城》，还抽了本《我们仨》。走到柜台前，她把书轻轻放下，从一个布袋里掏出钱包。

“一共二十五。”我报了价。

她付了钱，却没有马上走。她看了看我这乱糟糟的店，又看了看我，忽然问：“老板，你这里，还招人吗？”

我一听就乐了，“我这小破店，自己都快养不活了，哪还招得起人。”

她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像水墨画，“我不是来要工钱的。”

我更好奇了，“那您图什么？”

“我退休了，一个人住，闷得慌。”她说着，目光落在我旁边那个小电饭锅上，里面是我中午吃剩的米饭。“想找个地方，能说说话，干点活，有口热饭吃就行。”

我打量着她，心里犯嘀咕。这年头，还有这种好事？不要钱的保姆？骗子吧？我这小老头，有什么好骗的？图我这几本破书？还是图我这套老房子？

我的表情估计都写在脸上了。她也不恼，只是淡淡地说：“我叫陈静，以前在中学当语文老师。这是我的退休证和身份证。”她说着，还真从包里拿出了证件，递给我看。

我接过来，手有点抖。身份证上，她叫陈静，照片比现在年轻，但能看出是同一个人。退休证上，盖着市重点中学的红章。不像假的。

“陈老师，您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一个人，女儿在国外。房子租出去了，我自己住在一个小单间里。”她收回证件，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我没什么要求，就是想找个伴，搭伙过日子。我看你这里，挺清静的，你这人，看起来也还算……老实。”

我被她最后那句“老实”给逗笑了，心里的戒备也松了动。是啊，我这辈子，也就剩下“老实”这一个优点了。

“搭伙过日子？”我重复了一遍，这词儿，有点烫嘴。

“对。”她点头，“我可以帮你做饭，收拾屋子，打理书店。我什么都不要，不要你的钱，也不图你的房。”

我彻底糊涂了，“那您图什么？”

她看着我，眼睛里像是蒙着一层雾，让人看不真切。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然后，她才一字一句地说：“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你必须陪我一起，坐在客厅里。”她盯着我的眼睛，说得异常认真，“我们可以不说话，你可以看你的书，我可以织我的毛衣。但是，我们必须待在同一个空间里。不许看电视，不许玩手机。”

我愣住了。这是什么条件？陪坐一个小时？就这么简单？

“还有……”她补充道，“在这一个小时里，我会问你一个问题。任何问题，你都必须……如实回答。”

我的后背莫名地窜起一股凉意。这个问题，才是关键。我看着她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感觉自己像一只被猎人盯上的兔子。这里面，有事。绝对有事。

但那股子孤单，那股子深入骨髓的寂寞，又像一只手，在后面推我。我想象了一下，回到家，有热腾腾的饭菜，有干净整洁的屋子，还有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陪着你。哪怕只是坐着，也比对着四面墙壁要好。

“就这？”我还是不敢相信。

“就这。”她点头，斩钉截铁。

我心里天人交战。一半是警惕，一半是渴望。最后，渴望战胜了警惕。我咬了咬牙，说：“好，我答应你。”

我不知道，我答应的，究竟是一个简单的条件，还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

陈老师就这样住了进来。

她东西不多，就一个行李箱，一个布袋。我那两居室，除了我的主卧，还有一间次卧，是闺女以前住的，一直空着。她住进去，正好。

当天晚上，她就在厨房里忙活起来。我本来想帮忙，被她客气地请了出来。“你去歇着吧，油烟重。”

我只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闻着厨房里飘来的香味，听着那“刺啦刺啦”的炒菜声，心里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像……好像我老婆还在的时候。我晃了晃脑袋，想把这个念头甩出去。

不一会儿，三菜一汤就端上了桌。番茄炒蛋，颜色鲜亮；清炒豆苗，碧绿生青；红烧肉，肥而不腻，香气扑鼻。还有一个紫菜蛋花汤。都是最家常的菜，但摆盘很讲究，看起来就让人食欲大增。

“尝尝，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陈老师解下围裙，在我对面坐下。

我夹了一筷子红烧肉，入口即化，那味道，跟我老伴做的，有七分像。我心里一颤，差点没拿稳筷子。

“怎么样？”她问。

“好吃，好吃。”我含糊地应着，埋头扒饭。我不敢看她，我怕她看到我泛红的眼圈。

那顿饭，我吃了足足两大碗。吃完，我抢着要去洗碗，又被她拦住了。“我来吧，说好了，家务我包了。”

她手脚很麻利，不一会儿，厨房就收拾得干干净净，灶台擦得能照出人影。然后，她又开始收拾客厅。我那乱得像狗窝一样的客厅，被她这么一拾掇，竟然也变得有模有样起来。

我坐立不安，感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这个家，还是我的家吗？怎么一天之内，就换了个主人似的。

很快，墙上的石英钟，时针指向了八点。

“王先生，”她擦了擦手，在我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手里拿着一团毛线和两根棒针，“我们的时间到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来了。

客厅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昏黄的光晕，把我们俩笼罩在里面。她低着头，开始织毛衣，那两根棒针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我不自然地拿起手边的一份旧报纸，假装在看。

空气很安静，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这种感觉很奇妙，既尴尬，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

大概过了十分钟，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客厅里，却异常清晰。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开这个书店的？”

我松了口气。第一个问题，很普通。

“十年前了。”我放下报纸，老老实实地回答，“单位效益不好，内退了，闲着也是闲着，就开了这么个店。”

“哦。”她应了一声，没再追问。她继续织着她的毛衣，好像刚才那个问题，只是随口一问。

剩下的时间，我们真的就这么坐着，谁也没再说话。我手里的报纸，翻来覆去，上面的字一个也没看进去。我偷偷打量她，昏黄的灯光下，她的侧脸很柔和，但又透着一股倔强。她在织一件小孩的毛衣，红色的，看起来很喜庆。

九点一到，她准时停下了手里的活。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有点累了，先去睡了。”她站起来，对我点了点头，就回了自己房间。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回过神来。这就完了？我原本以为，会是什么惊天动地，或者至少是刁钻古怪的问题。结果，就这么平淡？

我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落下了一半，但另一半，却悬得更高了。她到底想干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

陈老师是个极好的“搭伙”对象。她把我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早上，我一睁眼，就能闻到厨房里飘来的粥香。我的书店，也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书架上的灰尘不见了，书籍分门别类，摆放得整整齐齐。连我那几盆半死不活的绿植，都被她养得绿意盎然。

我的生活，像是从黑白默片，一下子变成了彩色电影。街坊邻居，书店的老主顾，都看出了我的变化。

“老王，你这气色越来越好了啊，是不是有什么喜事？”隔壁棋牌室的老李打趣我。

我只能“嘿嘿”傻笑。我怎么说？我说我找了个不要钱的保姆，条件是每天陪她干坐一小时，回答一个问题？说出去，谁信？

我的闺女也打来了视频电话。

“爸，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看起来精神多了。”闺女在视频那头说。

“是吗？可能是吃得好吧。”

“你一个人，还知道好好吃饭了？”闺女不信。

我支支吾吾，没敢说陈老师的事。我怕她担心，也怕她多想。这事，太不好解释。

而我和陈老师之间，除了每天那一个小时，交流并不多。我们像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合租客，客气，疏离，但又有一种微妙的联系。

那一个小时的“问答”，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也是最核心的纽带。

她的问题，总是那么出其不意。

“你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是哪一天？”

“你撒过最大的谎是什么？”

“如果能回到过去，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

“你有没有偷偷哭过？”

这些问题，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我记忆里一个个尘封的盒子。有些是甜的，有些是苦的，有些，是我自己都不愿意去触碰的。

我被迫着，一遍遍地，重新审视我这六十二年的人生。

我跟她讲我小时候偷邻居家地瓜，被我爸吊起来打。

我跟她讲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给我妈买了一块布料时，我妈那高兴又心疼的表情。

我跟她讲我跟我老婆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在工厂的联谊会上一见钟情，她穿着一条碎花的连衣裙，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我跟她讲闺女出生那天，我抱着那个软软的小东西，手足无措，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

我说着，她听着。她从来不评价，也不追问。她只是静静地织着她的毛衣，偶尔，“嗯”一声，表示她在听。

我感觉自己像个病人，在接受一个心理医生的治疗。每天一个小时，我把自己的灵魂，一点点地，剥开来，给她看。而她，那个医生，却始终戴着口罩，穿着白大褂，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也看不透她的内心。

我越来越好奇。她是谁？她为什么要知道这些？这些问题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我不是没试过反抗。

有一次，她问我：“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

这个问题，像一根针，精准地扎在我心口最疼的地方。我当然有后悔的事，那件事，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底二十多年，沉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当时就火了。“陈老师，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在审问我吗？每天这么问来问去，有意思吗？”

她停下了手里的棒针，抬起头，静静地看着我。

“我们说好的。”她的声音很平静，但很有力量，“你可以选择不回答。但是，我们的约定，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看着她，她那平静的眼神，像一潭深水，让我看不出任何情绪。我泄了气。我发现，我竟然……害怕她离开。

我害怕再回到那种一个人吃剩饭，对着四面墙壁的日子。我害怕那股子能把人淹没的孤单。

“我……”我张了张嘴，最后还是妥协了，“我最后悔的……是我老婆生病那会儿，我没能多陪陪她。那时候，书店生意刚起步，我一门心思扑在上面，总想着，多挣点钱，让她过好日子。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我说完，屋子里一片死寂。

我听到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人啊，总是这样。总以为时间还很多。”她说。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的回答，做出评价。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转眼，秋天到了，天气一天天凉下来。陈老师那件红色的小毛衣，也快织好了。

我渐渐习惯了她的存在，习惯了每天的晚饭，习惯了干净的屋子，甚至习惯了每天那一个小时的“拷问”。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温水煮的青蛙，在安逸中，慢慢丧失了警惕。

直到我闺女的突然袭击，打破了这份平静。

那是个周六的下午，我正在店里打盹，闺女竟然提着行李箱，推门进来了。

“爸！我回来啦！”

我吓了一跳，揉了揉眼睛，才敢相信，“你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想给你个惊喜嘛！公司派我到邻市出差，我就顺便请了几天假，回来看看你。”闺女说着，亲热地挽住我的胳膊。

我心里又惊又喜，但紧接着，就是一阵慌乱。陈老师！她还在家里！

“走走走，回家，回家！”我一边说着，一边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准备关店。

“爸，你急什么啊？”闺女一脸奇怪。

我哪敢说，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像揣了只兔子。这可怎么解释？

一路上，我都在琢磨着说辞。就说是远房亲戚？不行，我哪有什么远房亲戚。就说是请的保姆？那闺女肯定要问，多少钱一个月，从哪儿请的。

还没等我想好，家已经到了。

我哆哆嗦嗦地掏出钥匙，打开门。一股饭菜的香味，立刻飘了出来。

“你回来啦？”陈老师系着围裙，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到我身后的闺女，她愣了一下。

我闺女也愣住了，看看陈老师，又看看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爸，这位是……”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哦，这位是……陈老师，是……我请来帮忙的。”我硬着头皮介绍。

“阿姨好。”闺女还算有礼貌，但眼神里充满了审视和怀疑。

“你好。”陈老师对她点了点头，又缩回了厨房。

那天晚上的饭桌上，气氛诡异到了极点。

闺女一句话不说，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又时不时地，用眼角的余光，去瞟陈老师。

陈老师倒是很镇定，安静地吃着饭，仿佛没看见我闺女那些小动作。

我坐在中间，如坐针毡，一顿饭吃得我消化不良。

吃完饭，闺女把我拉进了她的房间。

“爸，你老实跟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关上门，压低了声音，像审贼一样审我，“这个女人是谁？什么叫请来帮忙的？你哪来的钱请保姆？”

“她……她不要钱。”我声音小得像蚊子。

“不要钱？”闺女的音量一下子提高了八度，“爸，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这世界上哪有不要钱的午餐？她图你什么？图你年纪大？图你不洗澡？她是不是骗子？想骗你这套房子？”

“你胡说什么呢！”我被她说得又急又气，“陈老师不是那样的人！她是个退休教师，人好得很！”

“人好？人好能不要钱白给你当保姆？爸，你别傻了！我明天就去查查她的底细！我告诉你，我可不会让我妈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下的家，被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给骗走！”

闺女说完，气冲冲地摔门而去。

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心乱如麻。我知道闺女是为我好，但她的话，也太难听了。陈老师……她是骗子吗？

我回想起她住进来的这两个多月。她每天操持家务，买菜做饭，没叫过一句累。她把我照顾得那么好，却从没提过任何物质上的要求。她图什么？真的只是为了每天晚上，那个莫名其妙的一小时，和那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吗？

我心里也动摇了。

那天晚上，八点。

我磨磨蹭蹭地走到客厅。陈老师已经坐在那里了，手里是那件快要完工的小毛衣。闺女则抱着胳膊，坐在离我们最远的那个沙发上，开着电视，声音放得很大，一副“我就要看看你们搞什么鬼”的架势。

气氛僵硬得像块冰。

陈老师没理会电视的噪音，也没看我闺女，她只是像往常一样，低着头，织着毛衣。

“今天，你想问什么？”我先开了口，声音干巴巴的。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电视里咋咋呼呼的综艺节目。

“今天不问了。”她忽然说，“你陪女儿吧。”

说完，她就收起毛线，站起身，回了自己房间。

我愣在原地，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接下来的两天，闺女在家，我和陈老师之间那奇怪的“约定”就暂停了。但家里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闺女像个侦探，时刻监视着陈老师的一举一动。陈老师则一如既往地沉默，做饭，洗衣，打扫，只是话更少了。

周一早上，闺女要去邻市了。临走前，她又把我拉到一边。

“爸，我查过了。”她神秘兮兮地说，“这个陈静，确实是市重点中学的退休老师。但是……”

“但是什么？”我的心提了起来。

“她的档案里写着，她丈夫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她有一个儿子，但在二十年前，也……出意外死了。从那以后，她就一直一个人。你说，一个无儿无女，丈夫也死了的老太太，跑到你这儿来，什么都不要，就图每天跟你说说话？这正常吗？她是不是有什么精神问题？”

闺女的话，像一颗炸弹，在我脑子里“嗡”地一声炸开了。

儿子……二十年前……意外死了？

一股寒意，从我的脚底板，瞬间窜到了天灵盖。

我突然想起，我心底那个压了二十多年的石头。那个我最后悔，最不愿提起的秘密。

也是在二十年前。

送走闺女，我一个人在书店里，坐了一整天。

我没开门，就那么呆呆地坐着，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

二十年前，秋天，一个雨夜。

我开着我那辆破旧的桑塔纳，去给一个客户送书。为了抄近路，我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叫青云路。那条路没有路灯，雨又下得大，刮雨器在眼前徒劳地摆动，根本看不清前面的路。

就在一个拐弯处，我感觉车身猛地一震，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

我心里一慌，踩了刹车。我不敢下车。外面一片漆黑，雨声“哗哗”地响，像鬼哭一样。我浑身都在发抖。我告诉自己，可能是撞到了垃圾桶，或者路边的石头。对，肯定是这样。

我犹豫了几秒钟，最后，鬼使神差地，我一脚油门，冲进了雨幕里。

我逃了。

我一路开回家，魂不守舍。第二天，我从报纸的角落里，看到了一则简短的新闻。

“昨夜，青云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年轻男子当场死亡，肇事车辆逃逸，警方正在调查中……”

那则新闻，像一个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我害怕，我恐惧，我夜夜做噩梦。我等了很久，等警察来敲我的门。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条路太偏，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这件事，就这么石沉大海了。

我以为，这个秘密，会跟着我一起，烂在棺材里。

可是现在……陈老师，她那个二十年前意外死亡的儿子……

会是他吗？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不可能，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可是，她那些奇怪的问题，她对我过去的刨根问底，难道，都只是巧合？

我不敢想下去。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陈老师已经做好了饭。我们俩默默地吃着，谁也没说话。

吃完饭，八点。

我们像往常一样，坐在客厅里。

她还是织着那件小毛衣，只剩下最后收尾了。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

我等了很久，她都没有开口。我的手心里全是汗。我在等，等她宣判。

终于，她放下了手里的毛衣，抬起头，那双总是蒙着雾的眼睛，今天，却异常清亮，像两把锋利的刀，要刺进我的心里。

“王建国，”她第一次，叫了我的全名，“二十年前，九月十六号，一个下雨的晚上，你在哪里？”

来了。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全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瞬间，都凝固了。

九月十六六号。我记得那个日子。那天，是我儿子的生日。

我看着她，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的眼圈，慢慢地红了。

“那天，也是我儿子的生日。”她的声音，也开始发抖，“他那天，刚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高兴得不得了。晚上，他同学叫他出去庆祝。我让他别去，雨下得那么大。他不听，他说，‘妈，我很快就回来’。”

她停顿了一下，一颗眼泪，从眼角滑落，滴在她那件已经织好的，鲜红的小毛衣上。

“他再也没回来。”

“我找了你二十年，王建国。”

“当年，警察什么也没查到。现场只留下了一块……汽车前灯的碎片。还有，我儿子手里，攥着的一颗纽扣。”

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小心翼翼包着的东西。她打开手帕，里面是一颗黄铜色的，带着锈迹的纽扣。

“我找遍了全市所有的修车厂。终于，有一个老师傅告诉我，这种碎片，属于一款很老的桑塔纳。这种纽扣，是九十年代，一种工装外套上才有的。”

“我像个疯子一样，满世界地找。开老款桑塔纳的，穿过那种工装的……我找了二十年。”

“直到两个月前，我在你的书店里，看到你。你靠在躺椅上，身上盖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上面，少了一颗纽扣。”

我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我低头，看向自己身上。那件旧工装，已经被我当成了盖毯。胸口的位置，确实，有一个空着的线孔。

“我不敢确定。我怕，我又找错了。”她泪如雨下，“所以，我才想出了这个办法。我要住到你家里，我要了解你。我要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要知道，那个害死我儿子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恶魔。”

“我每天问你问题，我在你的过去里，寻找蛛丝马迹。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你说你老实，你说你胆小。你说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没有在你老婆生病的时候，好好陪她。”

“你不是恶魔。”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挣扎，“你只是个……懦夫。”

“懦夫”两个字，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再也撑不住了。

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对不起……”

“对不起……陈老师……对不起……”

我泣不成声，把头深深地埋在地板上。二十多年的愧疚，恐惧，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我像个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可以忏悔的地方。

客厅里，只剩下我压抑的哭声，和她无声的眼泪。

那件红色的小毛衣，静静地躺在沙发上，像一团燃烧的火焰，也像一滩凝固的鲜血。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等我抬起头的时候，陈老师已经不在沙发上了。她回了房间，关上了门。

我一个人，跪在冰冷的地板上，直到双腿麻木，失去了知觉。

那一夜，我没睡。

我坐在客厅的黑暗里，像一尊雕像。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二十年前那个雨夜，和刚刚陈老师说的每一句话。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走进我的房间，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积满灰尘的箱子。箱子里，是我老婆的遗物。我在箱底，翻出了一个铁盒子。

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张泛黄的存折，和一封信。

这是我老婆去世前，交给我的。她说，这是她背着我，攒下的体己钱，不多，就五万块。她说，万一以后，家里有什么急用……

我拿着这个铁盒子，走到陈老师的房门前。

我敲了敲门。

“陈老师，是我，王建国。”

里面没有声音。

我把铁盒子，轻轻地放在了她的门口。

“陈老师，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钱，赔偿不了您的痛苦，也换不回您儿子的命。这里面，是我和我老婆一辈子的积蓄。密码是……您儿子的生日，九月十六号。”

“我……要去自首了。”

“我对不起您，也对不起我这身皮囊。我当了二十年的懦夫，今天，我想做回一个人。”

说完，我对着那扇紧闭的门，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我转身，走出了这个我住了大半辈子的家。

走出楼道，清晨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有点刺眼。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很冷，但我的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踏实。

我朝着警察局的方向，一步一步地走去。

我不知道我走了多久。身后，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王建国！”

是陈老师的声音。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

她跑得气喘吁吁，手里，拿着那个铁盒子。

“你回来。”她说，声音沙哑，眼睛又红又肿。

“陈老师，我……”

“我让你回来！”她打断我，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

我们俩，就在清晨无人的大街上，这么对峙着。

最后，我还是跟着她，回去了。

回到家，她把铁盒子塞回我的手里。

“我不要你的钱。”她说，“我儿子，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那……您要我怎么样？”我无助地看着她。

她沉默了。

她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看了很久很久。

“我恨了你二十年。”她悠悠地说，“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象，找到你以后，要怎么报复你。让你身败名裂，让你也尝尝失去亲人的痛苦。”

“可是，这两个月……”她的声音，变得复杂起来，“我看着你，守着那个小书店，笨拙地照顾自己。我听你讲你的过去，你的喜怒哀乐……我发现，你和我一样，也只是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普通人。”

“我儿子如果还活着，也该像你闺女那么大了。他那么善良，他一定……不希望看到我，变成一个被仇恨填满的怪物。”

“回去吧。”她指了指警察局的方向，“你去，或者不去，我儿子都回不来了。我这二十年的执念，也该放下了。”

“但是，王建国，”她突然又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我，“你欠我们母子的，这辈子，下辈子，都还不清。”

我点头，泪流满面，“我知道。”

“所以，”她深吸一口气，像是做了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那个条件，要改一改了。”

我愣住了，“什么？”

“以后，每天晚上，还是八点到九点。你不用再回答我的问题了。”

“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讲你书店里那些书的故事，讲你见过的那些人的故事……随便什么都好。”

“我要你，用你的余生，来代替我儿子，陪着我这个孤老婆子。一直到……我们俩，有一个人先走。”

“这个条件，你……答应吗？”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布满血丝的眼睛，和一夜之间，仿佛又苍老了十岁的脸。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答应。”

从那天起，我们的“搭伙”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她不再问我问题。每天晚上八点，换我给她讲故事。我肚子里那点墨水，都快被掏干了。我给她讲《红楼梦》里的爱恨情仇，讲《水浒传》里的兄弟义气，讲来店里买书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客人。

她就静静地听着，织着毛衣。她又起了一个头，这次，是蓝色的。

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好像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她还是每天做饭，洗衣，打扫。我还是守着我的书店。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彻底不一样了。

我们之间，没有了秘密，却多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我们不再是简单的“搭伙”人，我们成了一种……更复杂的关系。我们是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家属，我们是彼此的枷锁，也是彼此的救赎。

我们像是两只在寒冬里，不得不靠在一起取暖的刺猬。靠得太近，会刺伤对方；离得太远，又会感到寒冷。

就这样，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个尴尬而又温暖的距离，在这个空荡荡的屋子里，互相陪伴着，度过余生。

我知道，这或许，就是我最好的结局。也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