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起时,我正站在厨房的流理台前,用一把小银匙挖着一颗石榴。
红宝石般的籽粒落在白瓷碗里,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推送通知显示:“您关注的‘常旅客’行程已更新。”
我点开。
陈屿,我的丈夫,明天下午三点二十五分,搭乘G721次高铁,从南京南返回本市。
行程下方,有一行小字。
“常用同行人:安冉。”
备注是:“小安。”
勺子停在半空。
石榴籽从勺沿滑落,滚到台面上,像一滴凝固的血。
我放下勺子,抽了张厨房纸,慢慢擦掉那粒籽。
纸巾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
然后我继续剥石榴。
一颗,又一颗。
碗渐渐满了。
两天前。
陈屿在客厅收拾行李箱。
黑色尼龙材质,轮子划过木地板,发出沉闷的滚动声。
“这次去多久?”我问。
声音从厨房传出来,隔着一段距离。
“二十天左右。”他答,拉上行李箱的拉链,咔哒一声锁好,“南京那个项目,前期勘测就得耗一阵子。”
“降压药带够了吗?”
“带了。”
“放在哪儿?”
“行李箱侧袋,蓝色的药盒。”
我擦干手,走出厨房。
他正蹲在行李箱边,检查充电器和转换插头。
侧袋的拉链开着,露出药盒一角。
蓝色,方形。
“我看看。”我说。
他侧身让开。
我蹲下,抽出药盒。
打开。
里面是排列整齐的白色药片,每一粒都印着小小的字母。
“够二十天吗?”我问。
“差不多。”他站起身,走向玄关柜,“不够就在当地买,一样的。”
我把药盒放回侧袋。
拉上拉链。
“天气预报说南京下周有雨,”我说,“记得带伞。”
“带了。”他指了指行李箱外层,“折叠伞。”
“嗯。”
空气安静了几秒。
只有他整理文件的窸窣声。
“那我走了。”他拉起行李箱拉杆,“公司车在楼下等。”
“好。”
他走到门口,换鞋。
弯腰时,后颈的衬衫领口微微敞开,露出一小截皮肤。
那里有一道很浅的疤痕,是多年前一次登山事故留下的。
“陈屿。”我叫住他。
他回头。
“怎么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
深褐色,眼角有细纹,是常年熬夜画图留下的痕迹。
“没什么,”我说,“路上小心。”
他点点头,拉开门。
“到了给你电话。”
门关上了。
脚步声在楼道里渐行渐远。
我站在原地,听着电梯到达的叮咚声。
然后走回客厅。
行李箱轮子在地板上留下的两道浅浅的印子,还没消失。
现在。
我端着那碗石榴籽,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
电视开着,播放着一档家庭调解节目。
声音调得很低,像背景噪音。
我拿起手机。
解锁。
打开通讯录。
找到“安冉”。
没有备注。
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手机号码。
那是半年前,陈屿公司新来的实习生。
二十三岁,建筑系刚毕业,分在他那个项目组。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一次家庭聚餐上。
陈屿提到:“组里来了个新人,叫安冉,小姑娘挺灵光,就是经验少,得多带带。”
当时我正给婆婆盛汤,随口应了句:“年轻人嘛,慢慢来。”
婆婆接过汤碗,看了陈屿一眼:“你也是,别光顾着工作,多顾顾家。”
陈屿笑笑,没接话。
后来,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安冉今天把图纸标错了,加班帮她改。”
“安冉请教结构问题,讲了一下午。”
“安冉老家是南方的,吃不惯北方面食,中午带她去吃了家粤菜馆。”
每次,我都只是听着。
偶尔问一句:“她工作上手了吗?”
“还行,进步挺快。”
就这样。
直到上个月,陈屿的手机忘在茶几上。
屏幕亮着,是微信聊天界面。
最后一条消息,来自安冉。
“陈工,今天谢谢你陪我买资料,那家书店真好。”
发送时间,晚上十一点零七分。
那天陈屿说,他在公司加班。
我拿起他的手机,指纹解锁——我们的手机互相录了对方的指纹,这是结婚时就有的习惯。
聊天记录往上翻。
不多。
大部分是工作交流。
但有几条,刺眼。
安冉:“陈工,你觉得我穿那条蓝色的裙子好看吗?”
陈屿:“挺好的。”
安冉:“真的吗?我还怕颜色太跳。”
陈屿:“不会,适合你。”
时间,两周前的周六下午。
那天陈屿说,他去图书馆查资料。
我放下手机。
屏幕暗下去。
陈屿从浴室出来,擦着头发:“看见我手机了吗?”
“在茶几上。”
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没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们背对背躺着。
谁也没说话。
电视里的调解节目进入广告时间。
我关掉电视。
客厅陷入寂静。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傍晚的灰蓝色从玻璃渗进来。
我拿起手机,打开购物软件。
搜索“维生素B族”。
找到一款白色药片,外观和降压药几乎一样。
下单。
同城快递,明天上午送达。
然后我起身,走进卧室。
打开床头柜抽屉。
里面有一个铁盒。
打开,是一叠票据、几张老照片,还有我们的结婚证。
红色封皮,有些旧了。
我翻开。
照片上的我们,都年轻。
陈屿穿着西装,头发梳得整齐,笑容有些拘谨。
我穿着白色衬衫,扎着马尾,眼睛很亮。
那是七年前。
时间真快。
我把结婚证放回去,合上铁盒。
抽屉推回原位。
第二天上午十点,快递到了。
一个小纸盒,里面是一瓶维生素B族片。
我打开瓶子,倒出几粒。
白色,圆形,大小、厚度、刻字,都和降压药极其相似。
放在掌心,对比。
几乎分辨不出差别。
我把维生素片装进一个透明的分装袋。
然后走进书房。
陈屿的行李箱还立在墙角,明天才出发。
我拉开侧袋拉链,取出那个蓝色药盒。
打开。
白色药片整齐排列。
我数了数,二十八粒。
够二十天,还有富余。
我拿出所有的降压药片,装进另一个分装袋。
然后把维生素片,一粒一粒,放进药盒的空位。
排列整齐。
盖上盖子。
放回侧袋。
拉上拉链。
做完这一切,我站在书房中央,看着那个行李箱。
黑色的,沉默的。
像一个等待出发的士兵。
陈屿是下午两点离开的。
他换好鞋,拉起行李箱。
“我走了。”
“嗯。”
“药在侧袋,我检查过了。”
“好。”
他转身。
我忽然开口:“陈屿。”
他再次回头。
“还有事?”
我看着他的眼睛。
想从里面看出点什么。
但只有平静,和一丝赶时间的匆忙。
“没什么,”我说,“按时吃药。”
“知道。”
门关上了。
这一次,我没有听电梯的声音。
直接走回卧室,躺在床上。
天花板是白色的,有一盏吸顶灯,圆形,像个月亮。
我们刚搬进来时,一起选的。
陈屿说:“简单点好,不容易看腻。”
我说:“那就这个吧。”
安装那天,他站在梯子上,我扶着梯子。
灯装好了,他下来,拍拍手上的灰。
“试试。”
我按开关。
灯亮了,温暖的白光洒下来。
他站在光里,对我笑。
“好看。”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陈屿走后的第一天,没有电话。
只有一条微信。
“到了,项目驻地信号不太好,晚点联系。”
我回了一个“好”字。
第二天,依旧没有电话。
微信上零星几条。
“勘测点在山里,今天走了很多路。”
“图纸出了点问题,要修改。”
“晚饭吃了泡面,这里的食堂已经关了。”
每条,我都回。
“注意安全。”
“别太累。”
“泡面没营养,买点别的吃。”
他回得简短。
“嗯。”
“好。”
“知道了。”
像完成任务。
第三天晚上十一点,他的电话终于打来了。
背景音很安静,偶尔有车辆驶过的声音。
“刚回酒店,”他的声音带着疲惫,“这几天太忙了。”
“降压药按时吃了吗?”我问。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吃了。”
“每天两次,别忘了。”
“知道。”
沉默。
能听见他轻微的呼吸声。
“你那边怎么样?”他问。
“老样子。”
“妈昨天打电话,说腰疼又犯了,你有空去看看。”
“好,我明天去。”
“辛苦你了。”
“应该的。”
又是沉默。
“那……早点休息。”他说。
“你也是。”
电话挂断。
我握着手机,坐在黑暗里。
屏幕的光渐渐暗下去。
第四天,我去婆婆家。
婆婆住在老城区,一套八十年代的单位房。
楼道昏暗,墙壁斑驳。
敲门。
门开了。
婆婆系着围裙,手上沾着面粉。
“来啦?快进来。”
屋里飘着炖汤的香气。
“在做包子?”我问。
“是啊,你爸昨天说想吃白菜馅的。”婆婆在围裙上擦擦手,“你先坐,我马上好。”
公公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见我进来,点点头。
“小屿出差了?”
“嗯,二十天。”
“年轻人,忙点好。”公公放下报纸,“就是别把身体累垮了。”
“他带了药。”
“那就好。”
婆婆从厨房端出一盘刚蒸好的包子,热气腾腾。
“尝尝,刚出锅的。”
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
白菜清爽,肉馅鲜香。
“好吃。”
婆婆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
“好吃就多吃点,一会儿带些回去,冻在冰箱,想吃的时候蒸一下就行。”
“好。”
吃完包子,婆婆拉着我坐下。
“小屿这次出差,是不是又得熬夜?”她问。
“可能吧,项目紧。”
“你得多提醒他,别仗着年轻就不当回事。”婆婆叹气,“他爸当年就是,加班加出高血压,现在天天吃药。”
“我知道。”
婆婆看着我,欲言又止。
“你们……没什么事吧?”她小心地问。
“没事啊,”我笑笑,“挺好的。”
“那就好。”婆婆拍拍我的手,“夫妻之间,有话好好说,别憋着。”
“嗯。”
坐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
婆婆装了一袋包子,又塞给我一瓶自己腌的酱菜。
“拿着,晚上拌面吃。”
“谢谢妈。”
“谢什么,一家人。”
走到门口,婆婆又叫住我。
“对了,小屿是不是有个女同事,叫安冉的?”
我脚步一顿。
“怎么了?”
“上次他来,接了个电话,我听见是个女孩子的声音,叫他‘陈工’,挺客气的。”婆婆说,“我就是随口问问,没别的意思。”
“是项目组的实习生,”我说,“他带的新人。”
“哦,实习生啊。”婆婆点点头,“那挺好,年轻人互相帮助。”
我笑了笑,没说话。
下楼。
走出单元门,阳光刺眼。
我眯起眼睛,站了一会儿。
然后拿出手机,给陈屿发了条微信。
“妈做了包子,让我带给你,等你回来吃。”
他很快回复。
“好。”
接下来的日子,平静如水。
我每天上班,下班,偶尔去婆婆家。
陈屿的微信时断时续。
有时一天几条,有时两三天没有消息。
内容永远是工作。
“今天跑现场,鞋都湿了。”
“图纸终于过了。”
“甲方难缠,方案改了五遍。”
我每次都回。
“注意身体。”
“恭喜。”
“辛苦了。”
像两个礼貌的陌生人。
第十天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归属地,南京。
接起。
“喂?”
“请问是苏静女士吗?”一个年轻的女声,带着南方口音的柔软。
“我是,您哪位?”
“我是安冉,陈工的同事。”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有事吗?”
“陈工他……今天在工地上晕倒了。”
我的手指收紧。
“怎么回事?”
“医生说是血压突然升高,引起的眩晕。”安冉的声音有些急,“我们已经送他到医院了,现在在输液,情况稳定了。”
“血压升高?”我重复。
“是的,医生问是不是最近没按时吃药,陈工说吃了,但……”
她停住了。
“但什么?”
“但医生说,他的血压控制得不好,不像规律服药的样子。”安冉小声说,“所以我想问问您,陈工平时在家,吃药规律吗?”
我沉默了几秒。
“规律,”我说,“每天两次,我看着他吃。”
“那就奇怪了……”安冉喃喃。
“他现在在哪家医院?”
她报了个名字。
“我明天过来。”我说。
“啊?您要过来?”
“嗯。”
“可是……陈工说不用麻烦……”
“我已经决定了。”我打断她,“麻烦你把地址发到我手机上。”
挂断电话。
几分钟后,地址发过来了。
还有一条补充信息。
“陈工在输液,睡着了,您别担心。”
我看着那条信息。
然后打开购票软件,订了明天最早一班去南京的高铁。
第二天清晨,我拖着一个小行李箱,来到高铁站。
候车厅里人不多,晨光从巨大的玻璃窗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
广播通知开始检票。
我跟着人流,走进车厢。
找到座位,靠窗。
放好行李,坐下。
列车缓缓启动,加速,窗外的景物开始向后飞掠。
我拿出手机,给公司请假。
然后打开微信,找到陈屿的对话框。
最后一条消息,是昨晚他发的。
“今天累了,早点睡。”
发送时间,晚上九点。
而安冉的电话,是晚上十一点打来的。
我关掉微信,闭上眼睛。
三个小时后,列车抵达南京南站。
我跟着人流下车,出站,打车。
医院在市区,车程二十分钟。
路上堵车,走走停停。
司机是个中年男人,开着收音机,里面放着老歌。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看着窗外。
南京的街道,梧桐树高大,枝叶茂密。
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
车子终于停在医院门口。
我付钱,下车。
走进住院部大厅。
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
询问台前,护士指了方向。
“心内科,三楼,302病房。”
电梯缓慢上升。
三楼到了。
走廊很长,两边是白色的病房门。
阳光从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面上拉出一道明亮的光带。
我走到302门口。
门虚掩着。
透过门缝,能看到靠窗的那张病床上,陈屿半躺着,手上打着点滴。
他闭着眼睛,脸色有些苍白。
床边坐着一个人。
年轻女孩,穿着浅蓝色的连衣裙,长发披肩。
她正低着头,削苹果。
苹果皮连成长长的一条,垂下来,轻轻晃动。
动作很小心。
我推开门。
两人同时抬头。
陈屿睁开眼睛,看到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安冉给我打电话了。”我说。
安冉站起身,有些局促。
“苏姐……您来了。”
她手里还拿着苹果和水果刀。
苹果削了一半,果肉暴露在空气里,微微氧化发黄。
“谢谢你通知我。”我说。
“应该的……”她把苹果和刀放在床头柜上,拿起自己的包,“那……陈工,您好好休息,我先回项目上了。”
陈屿点点头。
“路上小心。”
“嗯。”
安冉对我点点头,快步走出病房。
门轻轻关上。
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还有点滴液滴落的声音。
嗒。
嗒。
嗒。
我走到床边,放下包。
“医生怎么说?”
“血压突然升高,引起眩晕,没大碍。”陈屿的声音有些沙哑,“输完液观察一天,明天就能出院。”
“按时吃药了吗?”我问。
他沉默了一下。
“吃了。”
“每天两次?”
“嗯。”
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移开视线,看向窗外。
窗外有一棵树,枝叶在风里轻轻摇晃。
“降压药呢?”我问。
“什么?”
“我说,你吃的是降压药吗?”
他转过头,看着我。
眼神里有疑惑,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当然是降压药,”他说,“不然是什么?”
我没说话。
从包里拿出那个蓝色的药盒。
打开。
里面是剩下的维生素片。
白色,圆形,在阳光下泛着微光。
我拿出一粒,递到他面前。
“你吃的是这个吗?”
陈屿盯着那粒药片。
看了很久。
然后慢慢抬起手,接过。
放在眼前,仔细看。
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这是什么?”他问,声音很轻。
“维生素B族片。”我说,“外观和你的降压药一模一样。”
他抬起头,看着我。
眼神从困惑,到震惊,再到一种冰冷的了然。
“你换的?”
“是。”
“什么时候?”
“你出发前一天。”
“为什么?”
我收回药盒,盖好,放回包里。
“因为我想知道,”我说,“你会不会发现。”
房间里安静得可怕。
点滴液滴落的声音,被无限放大。
嗒。
嗒。
嗒。
像倒计时。
陈屿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再睁开时,眼里有血丝。
“苏静,”他说,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知道。”
“知道你还做?”
“因为我想知道,”我重复,“你会不会发现。”
“这有什么好知道的?!”他的声音陡然提高,“拿我的健康开玩笑?万一出大事呢?!”
“你现在不是没事吗?”我说。
他盯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
“你疯了。”
“也许吧。”
我拉过椅子,坐下。
“陈屿,我们结婚七年了。”
他没说话。
“七年里,你每天吃降压药,早晚各一次,雷打不动。”我慢慢说,“药盒是我买的,药片是我装的,每次你出差前,我都会检查。”
“所以呢?”
“所以,如果你真的在意自己的身体,真的在意这个家,”我看着他的眼睛,“哪怕只有一次,你打开药盒看一眼,就会发现药片不对。”
“我太忙了——”
“忙到连吃药都不看一眼?”我打断他,“忙到二十天,一次都没有怀疑过?”
他噎住了。
“你不是忙,”我说,“你只是习惯了。”
“习惯什么?”
“习惯了我为你准备好一切。”我说,“习惯了我提醒你吃药,习惯了我打理这个家,习惯了我永远在那里,不会离开。”
陈屿靠在枕头上,脸色苍白。
点滴管里的液体,匀速下落。
“你到底想说什么?”他问,声音疲惫。
“我想说,我们的婚姻,就像这个药盒。”我拿起包,又放下,“表面上看,一切正常。该有的都有,该做的都做。但里面装的是什么,你从来没有认真看过。”
“我看了——”
“你看的是表面。”我说,“你看的是我每天给你装好的药,是我准备好的早餐,是收拾好的行李箱。但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正常’背后,是什么在支撑。”
“是什么?”他问。
“是我的忍耐。”我说。
两个字。
很轻。
但落在空气里,像石头。
陈屿闭上眼睛。
喉结滚动了一下。
“安冉的事,”他低声说,“我可以解释。”
“不用解释。”我说,“我不需要听你和她的故事。”
“我们没有——”
“有没有,不重要。”我站起身,走到窗边,“重要的是,你让她进入了你的生活。你陪她买资料,你夸她的裙子,你和她一起吃饭,你让她在深夜给你打电话。”
我转过身,看着他。
“而这些,你都没有告诉我。”
“我只是——”
“你只是觉得,这没什么。”我说,“你只是觉得,我是个懂事的妻子,不会计较这些‘小事’。你只是觉得,只要你每天回家,按时交工资,这段婚姻就还在正轨上。”
陈屿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陈屿,”我走回床边,“婚姻不是轨道。轨道是固定的,只要不出轨,就能一直开下去。但婚姻是房间,需要两个人一起打扫,一起维护。如果一个人一直在打扫,另一个人却往里面扔垃圾,那这个房间,迟早会脏得住不下去。”
“我没有扔垃圾——”
“安冉就是垃圾。”我说得很平静,“也许你觉得她年轻,单纯,需要帮助。但对我来说,她是你带进我们婚姻的杂质。你不清理,我就只能自己动手。”
“你怎么动手?”他问,眼神警惕。
“我把你的降压药换成了维生素片。”我说,“我想看看,当你失去‘健康’这个保障时,会不会想起,是谁一直在为你守护这份健康。”
他笑了,笑声干涩。
“所以你是惩罚我?”
“不,”我说,“我是提醒你。”
“提醒我什么?”
“提醒你,婚姻是有代价的。”我说,“你享受了我的照顾,就要承担忠诚的义务。你得到了家庭的温暖,就要付出同等的尊重。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陈屿。包括我留在你身边。”
他沉默了。
很久。
久到点滴瓶里的液体,快要见底。
“你想离婚吗?”他问。
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
“不想。”我说。
他抬起头,眼里有惊讶。
“但我们需要重新开始。”我说,“从零开始。”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忘掉过去的七年。”我说,“忘掉我是你妻子,忘掉你是我丈夫。我们就像两个刚认识的人,重新决定,要不要和对方走下去。”
“怎么重新决定?”
“约法三章。”我说。
“哪三章?”
“第一,透明。”我说,“从今天起,你的手机、行程、社交,全部对我开放。同样的,我的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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