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划开手机屏幕时,雨正敲打着地铁站厅的玻璃顶棚。
“常用同行人”那一栏,跳出一个名字。
备注是“小安”。
我盯着那两个字,指尖在冰凉的屏幕上停了三秒。
然后按熄了屏幕。
地铁列车进站的轰鸣由远及近,带起一阵裹着铁锈味的风。
我随着人流挤进车厢。
车厢里暖气开得很足,混杂着潮湿的衣料和廉价香水的气味。
我找了个靠门的位置站着。
玻璃窗映出我的脸。
四十二岁,眼角有细密的纹路,法令纹像两道浅浅的刻痕。
头发是上个月刚染的深栗色,盖住了几缕新冒出的白发。
身上是米白色的羊绒衫,黑色长裤。
手腕上戴着一块用了七年的机械表。
周临川说这块表太旧了,该换了。
我说还能走。
就像我们的婚姻。
还能走。
两天前,周五晚上。
周临川回来得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
他脱掉西装外套挂在玄关,松了松领带。
“公司临时有点事。”他说,声音里带着疲惫。
我没抬头,继续搅着砂锅里的汤。
山药排骨汤,炖了三个钟头。
“洗手吃饭吧。”我说。
餐桌上很安静。
只有筷子碰触碗碟的轻响,和汤勺舀起又落下的声音。
“这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周临川问。
“去图书馆查点资料。”我说,“手头有个合同纠纷的案子,涉及跨境担保,得再看看判例。”
他点点头。
“我可能要加班。”他说,“最近项目赶进度。”
“嗯。”
又是一阵沉默。
结婚十六年,我们早已过了需要没话找话的阶段。
沉默不再是尴尬,而是一种默契的休战。
或者说,是一种疲惫的妥协。
“妈今天打电话来了。”周临川忽然说。
我抬起眼。
“又问孩子的事?”
“嗯。”他低头扒了一口饭,“问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医院看看。”
我放下筷子。
“临川,”我说,“我们谈过很多次了。”
“我知道。”他打断我,声音有些急,“可妈年纪大了,她就这点念想。我也不是逼你,就是……”
他顿了顿。
“就是觉得,也许可以再试试。”
“我四十二了。”我说,声音很平静,“卵巢功能早就不比当年。促排,取卵,移植,那些罪我受过三次了。每一次失败,都像从身上活活剜掉一块肉。”
他抿紧嘴唇。
“而且,”我继续说,“我们现在的状态,适合要孩子吗?”
他看着我。
眼神里有东西闪了一下,又暗下去。
“吃饭吧。”他最终说,夹了一块排骨到我碗里,“汤凉了。”
那晚我们背对背躺着。
中间隔着一道无形的沟壑。
像房间里那盏坏了一半的灯泡。
明一半,暗一半。
地铁到站了。
我随着人流走出车厢,刷卡出闸。
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不大,但密。
我没带伞。
站厅出口挤满了躲雨的人,空气里弥漫着湿漉漉的焦躁。
我看了看手机。
晚上八点十七分。
周临川说他今晚加班。
我点开打车软件,输入家里的地址。
等待接单的圆圈转了三圈,跳出一个预计等待时间:二十五分钟。
我退出软件,点开了另一个。
企业通讯录。
搜索:安晓。
页面跳转。
安晓,市场部,入职一年三个月。
照片上的女孩很年轻,大概二十五六岁,扎着马尾,笑容明亮。
我放大了照片。
眼睛很大,鼻梁挺秀,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是那种让人看了会觉得舒服的长相。
没有攻击性。
像初夏清晨的阳光。
我关掉页面,把手机放回口袋。
雨丝被风吹进来,落在脸上,凉丝丝的。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
也是这样一个下雨的傍晚。
周临川举着伞在律所楼下等我。
那时我刚独立执业不久,接了个棘手的离婚财产分割案,连着熬了几天夜。
他看到我出来,什么也没说,只是把伞往我这边倾了倾。
他的半边肩膀都湿了。
回到家,他煮了一碗姜茶。
我捧着温热的杯子,看着他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
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挺好。
后来呢?
后来,时间像沙漏里的沙,悄无声息地流走。
带走了冲动,带走了温存。
留下了房贷,车贷,双方父母的赡养,还有一次次试管失败后堆积如山的医疗账单和沉默。
还有这具再也承载不了新生命的身体。
还有两颗在日复一日的磨损中,渐渐失温的心。
一辆空出租车亮着“空车”灯驶过。
我没抬手。
只是看着它红色的尾灯在雨幕中渐行渐远,最终融入车流,消失不见。
我步行回家。
四十分钟的路程。
雨不大,但足够打湿头发和外套。
到家时已经九点过十分。
玄关的灯亮着。
周临川的皮鞋整齐地摆在鞋柜旁。
他回来了。
比说的要早。
我脱掉湿透的外套,挂在衣架上。
客厅里传来电视的声音。
是财经新闻。
我走到客厅门口。
周临川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遥控器,眼睛盯着屏幕。
但他没在看。
他的眼神是散的。
“我回来了。”我说。
他像是被惊醒,猛地转过头。
“怎么湿成这样?”他站起身,“没打车?”
“下雨,不好打。”我说,往浴室走,“我去冲个澡。”
“等等。”他叫住我。
我停下脚步,没回头。
“你……”他顿了顿,“吃饭了吗?”
“吃了。”我说,“在律所楼下吃了碗面。”
“哦。”
我继续往浴室走。
热水冲下来的时候,我闭上眼睛。
水很烫,皮肤微微发红。
但我还是觉得冷。
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
洗完澡出来,周临川还坐在沙发上。
电视已经关了。
他手里拿着手机,拇指在屏幕上滑动。
听到我的脚步声,他抬起头。
“那个……”他开口,又停住。
我用毛巾擦着头发,走到沙发另一端坐下。
“有事?”我问。
他放下手机。
“下周三晚上,我们部门有个聚餐。”他说,“可能得晚点回来。”
“嗯。”
“就是……跟你说一声。”
“知道了。”
沉默又蔓延开来。
像墨水滴进清水里,缓慢而不可阻挡地晕染开。
“周临川。”我忽然开口。
他看向我。
“你最近常加班。”我说,声音很平静,“是项目真的很忙,还是别的什么?”
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当然是项目忙。”他说,语速比平时快了一点,“最近接了新客户,需求多,时间紧。”
“哦。”我点点头,“那辛苦了。”
他像是松了口气。
“你也别太累。”他说,“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
“老毛病。”我说,“睡眠浅。”
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他站起身。
“我去洗澡。”
他走进浴室,关上门。
很快,水声响起来。
我坐在沙发上,没动。
茶几上放着他的手机。
屏幕朝下。
我盯着那黑色的手机壳,看了很久。
然后伸出手,拿了起来。
屏幕亮了。
需要密码。
我输入他的生日。
错误。
又输入我的生日。
错误。
再输入我们结婚纪念日。
错误。
我放下手机。
心脏在胸腔里缓慢而沉重地跳动。
一下,一下。
像撞钟。
浴室的水声停了。
我起身,走进卧室。
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周临川进来的时候,我背对着他。
他掀开被子躺下,动作很轻。
床垫微微下陷。
我们之间还是隔着那段距离。
谁也没有靠近。
黑暗中,我睁开眼。
看着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对面楼宇的微光。
“周临川。”我轻声说。
“嗯?”
“你还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说过什么吗?”
他沉默了几秒。
“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突然想起来了。”
他翻了个身,平躺着。
“说过很多。”他说,“要互相扶持,要白头偕老,要……”
“要忠诚。”我接过话。
他顿住了。
“对。”他说,声音有些干,“要忠诚。”
“你觉得,”我问,“我们做到了吗?”
他没有立刻回答。
房间里静得能听到空调送风的微弱声响。
还有我们彼此的呼吸。
“沈薇。”他终于开口,声音很低,“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听到什么?”我反问。
“没什么。”他立刻说,“我就是随口一问。”
“哦。”
我翻过身,面对他。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
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周临川。”我说,“我们结婚十六年了。”
“我知道。”
“十六年,不算短。”我继续说,“足够把爱情磨成亲情,也足够把信任磨成猜疑。”
“你到底想说什么?”他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
“我想说,”我一字一句,“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这段婚姻成了负担,成了黑洞,你可以告诉我。”
“我没有……”
“你可以告诉我。”我打断他,“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怎么解决,或者……怎么结束。”
他猛地坐起身。
“沈薇!”他的声音提高了,“你胡说什么!”
“我没胡说。”我也坐起来,打开床头灯。
暖黄的光晕洒下来。
照亮了他脸上来不及掩饰的慌乱。
也照亮了我脸上的平静。
“我只是在陈述一种可能性。”我说,“就像在法庭上,律师需要预判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婚姻不是法庭!”他有些激动,“我也不是你的当事人!”
“那是什么?”我问,“周临川,我们是什么?”
他看着我。
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眼神里有痛苦,有挣扎,有愧疚。
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深重的疲惫。
“睡吧。”最终,他躺了回去,背对着我,“明天还要上班。”
我关掉灯。
重新躺下。
这一次,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更宽了一些。
宽到能塞进一整个沉默的夜晚。
周六,我去了图书馆。
如我所说,查跨境担保的判例。
但坐在阅览室里,对着厚厚的法律汇编,我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个名字。
安晓。
还有照片上那张年轻明亮的脸。
我合上书,揉了揉眉心。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周临川发来的微信。
“晚上我不回家吃饭了,部门临时聚餐。”
我盯着那条信息,看了十秒。
然后回复:“好。”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少喝点酒。”
他回了一个“嗯”字。
再没有下文。
我收起手机,看向窗外。
图书馆的窗外是一排银杏树。
叶子已经黄了大半,在秋风中簌簌作响。
像无数只金色的蝴蝶,在做最后的舞蹈。
很美。
也很短暂。
就像有些东西。
我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在图书馆待到闭馆。
然后去了附近的一家商场。
漫无目的地逛。
经过一家珠宝店时,橱窗里的一条项链吸引了我的目光。
很简单的设计,铂金链子,坠子是一颗小小的石榴石。
血一样的红。
我记得周临川送我的第一件礼物,就是一条石榴石手链。
他说石榴石象征忠诚和友爱。
那时我们刚确定关系不久。
他笨手笨脚地给我戴上,耳朵尖都是红的。
“沈薇,”他说,眼睛亮晶晶的,“我会对你好的。”
我会对你好的。
多简单的一句话。
又多重的一句话。
我站在橱窗前,看了很久。
直到店员走出来,微笑着问:“女士,需要试戴吗?”
我摇摇头。
转身离开。
回到家时,已经快十点。
周临川还没回来。
我洗了澡,坐在客厅沙发上,打开电视。
随便调到一个正在播家庭伦理剧的频道。
剧情很狗血。
妻子发现丈夫出轨,哭闹,撕打,回娘家,最后为了孩子又忍气吞声地复合。
演员的表演很浮夸。
哭声尖利,台词煽情。
我看了几分钟,就换台了。
换成纪录片频道。
在讲深海生物。
那些在永夜中发光的,奇形怪状的生命。
它们不需要阳光。
它们自己就是光。
或者说,它们适应了黑暗。
就像有些人,适应了婚姻里的沉默和疏离。
十一点半。
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
周临川回来了。
他看起来有些疲惫,身上带着淡淡的酒气。
但没醉。
“还没睡?”他问,脱下外套。
“嗯。”我说,“电视好看。”
他看了一眼屏幕。
“深海鱼?”他笑了笑,笑容有些勉强,“你怎么看起这个了。”
“随便看看。”我说,“聚餐怎么样?”
“还行。”他走到厨房,倒了杯水,“就是普通的部门聚餐。”
“哦。”
他端着水杯走过来,在沙发另一端坐下。
我们之间隔着两个人的距离。
“沈薇。”他忽然开口。
“嗯?”
“如果……”他顿了顿,手指摩挲着玻璃杯壁,“我是说如果,我做了让你失望的事,你会怎么样?”
我转过头,看着他。
他的眼睛在客厅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深。
深不见底。
“那要看是什么事。”我说,“也看程度。”
“比如呢?”
“比如,”我慢慢地说,“如果是原则性问题,比如背叛,比如欺骗,那可能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他的手指收紧。
玻璃杯发出轻微的咯吱声。
“当然,”我继续说,“这只是我的个人原则。每个人对婚姻的底线不一样。”
“你的底线是什么?”他问。
“忠诚。”我说,“还有诚实。”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纪录片都播完了一集,开始放片尾曲。
“我去洗澡。”最终,他站起身,走向浴室。
我坐在沙发上,没动。
电视屏幕的光明明灭灭,映在我脸上。
像一场无声的默剧。
周日,周临川一早就出门了。
说公司有事。
我没问是什么事。
只是在他出门后,站在阳台上,看着他的车驶出小区,汇入车流。
然后我回到书房,打开电脑。
登录了那个我很少用的社交账号。
搜索安晓。
很容易就找到了。
头像就是那张入职照。
我点开她的主页。
最近一条动态是昨晚发的。
一张聚餐的照片。
圆桌,十几个人,举杯。
配文:“感谢领导请客,团队氛围超棒!”
照片里,周临川坐在主位旁边。
笑容得体。
而他右手边,隔了两个位置,就是安晓。
她侧着脸,正在和旁边的人说话。
嘴角的梨涡若隐若现。
我放大照片。
看了很久。
然后关掉页面。
打开文档,开始工作。
跨境担保的案子,代理意见书还没写完。
我需要集中精神。
手指在键盘上敲击。
一行行法律条文,一个个判例索引,逻辑严密的论证。
这是我的世界。
确定,清晰,有规则可循。
不像婚姻。
婚姻像一团迷雾。
你走进去,以为能看到风景。
结果只看到自己的影子。
越来越模糊的影子。
中午,我煮了碗面。
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吃完。
洗碗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母亲打来的。
“薇薇啊,”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在干嘛呢?”
“刚吃完午饭。”我说,“妈,您吃了吗?”
“吃了吃了。”母亲顿了顿,“那个……临川在吗?”
“他公司有事,出去了。”
“哦。”母亲的声音里透出一丝失望,“我还说跟他说说话呢。”
“您有事找他?”
“也没什么大事。”母亲叹了口气,“就是……你王阿姨的女儿,上个月生了个大胖小子。我去看了,那孩子长得可好了。”
我没说话。
“薇薇啊,”母亲的声音低了下去,“妈知道你不容易。可妈就是……就是想着,要是能抱上外孙,这辈子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我的手指收紧。
指甲陷进掌心。
有点疼。
“妈,”我说,声音尽量平稳,“这事急不来。”
“妈知道,妈知道。”母亲连忙说,“我就是随口一说。你别往心里去。你和临川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嗯。”
又聊了几句家常,母亲挂了电话。
我站在厨房里,看着窗外。
秋日的阳光很好。
金灿灿的,洒在楼下的草坪上。
几个孩子在踢球。
笑声清脆,传得很远。
我看了很久。
直到眼睛有些发酸。
才转身,回到书房。
继续工作。
傍晚,周临川回来了。
手里拎着一个纸袋。
“给你买了件毛衣。”他说,把纸袋递给我,“天冷了,看你那件旧的都起球了。”
我接过纸袋。
里面是一件浅灰色的羊绒衫。
摸上去很软。
“谢谢。”我说。
“试试看合不合身。”他说。
我拿着毛衣走进卧室。
换上。
很合身。
颜色也衬肤色。
我走出来,周临川上下打量了一下。
“好看。”他说,笑了笑。
笑容比昨天自然一些。
“晚上想吃什么?”他问,“我来做。”
“随便。”我说。
“那做你爱吃的糖醋排骨?”
“好。”
他系上围裙,走进厨房。
我坐在客厅,听着厨房里传来的切菜声,油锅的滋啦声。
很生活的声音。
曾经让我觉得安心的声音。
现在听起来,却有些遥远。
像隔着厚厚的玻璃。
晚饭时,气氛比前几天缓和了一些。
周临川说了些公司里的趣事。
我安静地听着,偶尔应一声。
“对了,”他忽然说,“下个月我妈生日,你说送什么好?”
“妈不是一直想要个玉镯吗?”我说,“我上周去看过了,有个成色不错的,价格也合适。”
“行,那就买那个。”他点点头,“还是你细心。”
我没说话。
细心吗?
也许吧。
只是这份细心,有多少是出于爱,有多少是出于责任,又有多少是出于习惯。
我自己也分不清了。
吃完饭,周临川主动洗碗。
我坐在沙发上,翻看法律杂志。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一条微信。
来自一个陌生的号码。
“沈律师您好,我是安晓。有些事想和您谈谈,不知您是否方便?”
我盯着那条信息。
看了足足一分钟。
然后回复:“可以。时间地点?”
对方很快回复:“明天中午十二点半,您律所楼下的咖啡馆,可以吗?”
“好。”
“谢谢您。明天见。”
我放下手机。
周临川从厨房走出来,擦着手。
“谁啊?”他随口问。
“客户。”我说,“约明天谈事情。”
“哦。”他没再多问。
走到沙发边坐下,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
体育频道在播足球赛。
他看得很专注。
我继续翻杂志。
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
安晓。
她要和我谈什么?
摊牌?
宣战?
还是别的什么?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该来的,总会来。
周一上午,我照常去律所。
开了个庭前会议,和助理对了下午开庭的案卷。
一切如常。
中午十二点,我结束工作。
下楼,去了那家咖啡馆。
安晓已经在了。
坐在靠窗的位置。
穿着米白色的针织衫,牛仔裤。
头发披散着,比照片上看起来更瘦一些。
也更年轻。
我走过去。
她看到我,立刻站起身。
“沈律师。”她有些紧张地打招呼。
“坐。”我说,在她对面坐下。
服务员过来,我点了杯美式。
安晓面前放着一杯拿铁,已经喝了一半。
“找我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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