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问矛盾：毛润之比你如何？文坛巨匠与革命领袖的跨世相知

1949年北平，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会场之上，两幅画像并肩高悬。一幅是以笔为刃、唤醒国人的文坛巨匠周树人，另一幅是运筹帷幄、拯救民族于危亡的革命领袖毛润之。这两位终其一生未曾谋面的先驱，早已因共同的家国理想，在精神世界里完成了最深切的交汇。

被后世誉为“民族魂”的周树人先生（配图为其早年伏案创作留影），其文字的力量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便震撼了无数国人。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性刊物，以民主与科学为灯塔，划破了封建思想的沉沉暗夜 。周树人发表于该刊的《狂人日记》，以尖锐的笔触撕开了封建礼教的虚伪面纱，成为讨伐旧制度的檄文，而这份觉醒的力量，也让青年时期的毛润之深深动容。

毛润之与周树人的精神联结，始于对旧时代的共同反抗。早年赴京期间，毛润之在恩师杨昌济引荐下结识李大钊，进而获得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职务，得以近距离接触陈独秀、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先驱，却唯独错过了忙于闭门创作、鲜少在北大露面的周树人。彼时的周树人虽听闻过这位青年才俊的名字，却误以为只是同道文人，未曾想过日后此人会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核心力量。而毛润之对周树人的敬佩，早已通过文字深深扎根——当出身优渥的女青年张琼为追随革命与家庭决裂，坦言是受《狂人日记》感召而渴望掌控自身命运时，毛润之由衷赞叹，文人的笔锋竟能胜过政客千百次空洞的宣言。

1931年，红军第三次粉碎“围剿”的捷报见诸报端，周树人在研读新闻时注意到“毛泽东”这个名字，随即向身旁的沈雁冰问道：“这位毛润之，是否就是当年经李大钊先生引荐到北大的那位青年？”沈雁冰的肯定答复，让周树人不胜感慨，继而追问：“如今他的格局与你相较如何？”这个问题，瞬间唤起了沈雁冰与毛润之共事的记忆。作为1921年便加入党组织的革命先驱，沈雁冰早于1923年便与毛润之在上海会议中相识，两人不仅畅谈家国大事，更因毛润之对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的喜爱，常常深入探讨文学革新议题 。这份由沈雁冰一手革新的文学期刊，摒弃旧文学消遣属性，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培育了巴金、丁玲等大批文坛名家，其“表现国民性”的办刊宗旨与毛润之的革命理念不谋而合 。

1926年，沈雁冰出任中宣部秘书时，直属部长正是毛润之。那段共事时光里，沈雁冰亲眼见证了这位领导者的远见卓识——毛润之坚信群众蕴含着无穷力量，为探寻革命真理，他放下职务，耗时32天徒步700余公里，深入湖南五县农村实地考察，最终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指引革命方向的重要文献 。回忆及此，沈雁冰由衷感慨：“我不过是深耕文字的学人，而他是能扭转乾坤、拯救民族的栋梁之才，二者岂能相提并论？”

周树人听罢长叹，满心皆是错失相见的遗憾。早在十余年前便听闻毛润之的他，因潜心创作错过了相逢的契机，如今只能从报端消息中追寻这位革命领袖的足迹。这份遗憾，在1936年红军抵达陕北、完成长征壮举时愈发强烈。彼时周树人已身患重病，却坚持在沈雁冰到访时提议，向中共中央致信祝贺。他在病榻前亲笔写下的信函，经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转交毛润之，信中不仅庆贺红军的胜利，更盛赞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光明所在。

毛润之读信后深受触动，即刻派遣参与过长征的冯雪峰奔赴上海探望。这位与周树人相识多年的老友，不仅带来了革命阵营的问候，更在深入交流后，促成周树人慷慨解囊，资助党组织设立秘密电台，为革命事业奔走助力。遗憾的是，这份跨越时空的相知未能迎来相见的契机，1936年10月，周树人在上海逝世，留下了文坛与革命事业的双重损失。

得知噩耗的毛润之悲痛不已，提议各地联合悼念这位精神挚友，并亲自倡议以周树人之名命名图书馆、师范学校与艺术学院。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毛润之所题“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成为传承其精神的重要载体。他对周树人的敬仰，更体现在对其弟子的关照——当鲁迅的学生萧军抵达延安，毛润之亲自登门探望，共叙师生情谊与革命理想。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上，毛润之更明确指出，八路军亦是传承周树人精神的文化大军，肩负着唤醒民众、守护家国的使命。

这份精神共鸣，贯穿了毛润之的一生。即便在战乱纷飞的岁月，他始终将周树人的作品随身携带，视其为精神食粮。1961年，为庆贺周树人八十诞辰，毛润之挥毫写下两首诗词，将其誉为“伟大的战士”，盛赞其崇高品格。直至1976年逝世之际，他的床边仍摆放着一摞厚厚的《鲁迅全集》。

两位先驱虽未曾谋面，却以文字为桥、以理想为纽带，完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他们一位以笔为炬，照亮国人觉醒之路；一位以志为剑，开辟民族复兴征程。这份超越距离的相知与敬仰，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成为永远激励后人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