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中心改名之后

当地时间12月29日，美国爵士超级组合The Cookers在其网站上宣布，原定跨年夜在美国肯尼迪中心举行的两场音乐会将不再演出。

The Cookers是美国本土爵士乐圈的知名乐队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活跃于纽约等地的主流爵士舞台，至今已有50多年历史，在美国音乐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当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在12月19日正式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之后，The Cookers决定退出这个重要的时刻。该乐队萨克斯手Billy Harper在声明中表示：“我绝不会考虑在一个挂着（特朗普）名字的场馆演出，因为它代表的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以及对非裔美国人音乐和文化的蓄意摧毁。”

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位于华盛顿特区波托马克河畔，全名为“约翰·F·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是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法律设立的国家级文化中心，用来纪念1963年遇刺的肯尼迪总统。

中心于1971年正式对公众开放，它是美国总统和政界要员举办文化活动的主要地点，在美国被视为带有官方色彩的最高等级艺术场馆之一。

特朗普对这一传奇性建筑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今年2月。当时，他撤换了原董事会主席大卫·鲁宾斯坦在内的多名董事会成员，并把自己的亲信，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第二夫人”乌莎·万斯、福克斯主持人劳拉·英格拉汉姆和玛丽亚·巴蒂罗莫等人塞进了董事会，还把自己任命为新一任董事会主席。

到了12月18日，特朗普控制的董事会进行投票表决，“一致同意”将大楼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第二天，特朗普的大名便被加到了大楼的外立面上，而且，特朗普的名字还被放在了约翰·F·肯尼迪的前面。

美国的一座“活的纪念碑”就这么被后来者“篡夺”，这引起了公众极大的不满。

约翰·F·肯尼迪的侄孙乔·肯尼迪三世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愤怒地指出，“肯尼迪中心不能被随便改名，就像不能随便给林肯纪念堂改名一样。”

无党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宣布，他将提出立法，“禁止以在任总统命名联邦建筑”。

马里兰州民主党众议员艾普丽尔·麦克莱恩提出了“肯尼迪中心保护法案”，该法案要求作废董事会的更名投票并撤除特朗普名字。

肯尼迪总统的侄女凯利·肯尼迪表示，她打算在特朗普离任之后亲自拆掉他的名字。

22日，俄亥俄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乔伊斯·比蒂提起诉讼，要求将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艺术中心的名称中移除。比蒂在诉状中指出，对肯尼迪中心更名的表决是对法律的“公然违反”，因为此类更名需要国会批准。

因肯尼迪中心更名而取消演出的艺术家更是不少：

爵士乐手查克·雷德在中心更名后，取消了自己每年在肯尼迪中心举行的免费平安夜音乐会。此举还引发了肯尼迪中心主席理查德·格雷内尔威胁对其提起100万美元诉讼。

来自阿拉巴马州的民谣歌手Kristy Lee退出了原定于1月14日举行的一场音乐会，她在解释理由时表示，自己更看重的是“操守”而非经济收益。

编舞家道格·瓦罗恩及其舞团宣布退出明年4月的演出，以抗议更名。他在生命中表示，“我们希望在三年之后，这个中心及其声誉能够回到当年的荣耀。”

这次被广泛反对的更名风波，实际上是特朗普打造自身知名度的一次重要尝试。在把自己的雕像刻上总统山之前，他先象征性地拥有了一座伟大的联邦建筑物。对他来说，这既是权力的展示，也是给自己写进“官方历史”的捷径。

特朗普正在努力地用自己的姓氏去占领国家空间，从商业时代的酒店、高尔夫球场、私人俱乐部，到执政之后的和平研究所、白宫宴会厅和肯尼迪中心。特朗普试图被历史记住，但是他已经等不及让后人为他树立纪念碑，而是打算在自己任内，就把纪念碑立好，放稳——他似乎没有考虑到未来这些命名被改回去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特朗普所争取的命名空间还无所不在，例如：

把他的名字和头像印在纸币和硬币上，为此他计划发行美国成立250周年的250美元纸币，以及带有自己头像的一美元硬币；

用他的名字命名“特朗普”级战列舰；

发行移民金卡并命名为“特朗普金卡”；

公开支持在军事装备、作战计划或战略项目命名中使用其姓名或任期编号，例如将新一代美国的战斗机命名为F-47；

推动以其本人命名的“国家级和平或外交成就奖项”；

默许或鼓励地方共和党政府以其姓名命名公共道路、机场设施或退伍军人项目；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力欲望。他前所未有地急于在任期之内，把个人姓名强行嵌入国家象征、公共空间和制度叙事之中。命名在这里不再是对历史贡献的追认，而变成了一种先占先得的政治行为，是对国家记忆的抢跑。

特朗普的做法，模糊了公共与私人的边界，把本应属于全体国民、由时间筛选的纪念体系，转化为个人品牌工程——这种冲动本质上并非自信，而是对不确定未来的深度焦虑：担心卸任之后被清算、被否定、被遗忘，于是试图通过符号、名称和仪式制造“不可逆”的存在感。

与此同时，是特朗普在上任前所许下的承诺，却迟迟没有兑现。

特朗普在上任前反复承诺的“制造业回流”，至今并未改变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基本现实。高端制造投资更多停留在补贴申领与财报中，就业岗位增长有限，中低端产业链仍然依赖海外布局。象征性的工厂回迁无法抵消长期成本结构和资本逐利逻辑，美国制造业并未迎来真正的结构性复兴。

他主导推动的关税战同样频频受挫。在对外加征关税的过程中，美国企业与消费者承担了更高成本，通胀压力被进一步放大，而关键产业的对外依赖并未实质性降低。所谓“以关税换公平”的逻辑，反而暴露出政策工具的边际失效。

美国社会底层所面临的“斩杀线”并未消失。医疗、住房、教育和就业风险依旧高度个人化，一次失业或疾病仍足以将家庭推向破产边缘。制度性的安全网并未加厚，个体只能在高强度竞争中自我消耗，而这恰恰是特朗普承诺要改变、却始终未能触及的核心问题。

特朗普在忙于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时候，已经忘记了：真正的纪念碑从来不是自我加冕。历史只承认结果，不承认抢跑。而当美国进入江河日下的时代，已经没有人有能力让这个国家再次伟大，特朗普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