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潜伏敌营15年，官职大到自己都慌，中央领导：大胆往上爬

1949年，一间简朴的屋子里，一位身着解放军军装的中年人正凝神赋诗。笔锋落下，28个字力透纸背：

“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写诗的人叫李时雨，这一年他41岁。

在此之前的15年里，他的名字出现在汪伪政府的公文上，印在军统的任命状里，是敌人眼中“精明能干的党国精英”；只有他自己知道，藏在这身浮华官服下的，是一颗从未动摇的共产党员之心。

1908年，李时雨出生在黑龙江巴彦县一个普通农家。父亲常说“穷不丢书”，这句话成了他年少时的信条。

6岁进私塾，他啃完四书五经又扒拉着杂书看；十几岁考入省立一中，后又辗转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弘达学院，一路苦读，最终敲开了国立北京法政大学的校门。

那时候的李时雨，还只是个一心向学的青年，对政治没有太多概念，只想着学好法律，将来做个能为百姓撑腰的律师。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1931年那个寒冷的秋天。“九一八”事变的炮声炸碎了东北的宁静，也炸醒了无数青年的家国梦。

站在北平街头，看着游行队伍里“收复失地”的呐喊，听着老乡哭诉家乡被日军践踏的惨状，李时雨攥紧了拳头。

他这才明白，没有国，何谈家？没有强大的国家，再精湛的法律知识，也护不住黎民百姓。就在这一年，经共产党员夏尚志介绍，李时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天起，他放下了“做个好律师”的小目标，扛起了“救亡图存”的大担当。

1934年，刚从法政大学毕业的李时雨，接到了党组织的第一个秘密任务：打入东北军内部。这个任务出乎他的意料：他没有扛过枪，没有打过仗，怎么去军队里潜伏？但他知道，党的命令就是使命。

靠着同窗好友张学孟的引荐，李时雨顺利进入张学良公馆警卫室，后来又调任西安“剿总”第四处中尉办事员。

初入敌营，李时雨处处谨慎，话不多说，事多做。别人喝酒打牌的时候，他捧着文件研究；别人议论是非的时候，他低头记录着东北军的调动动向。

他天生记性好，一份机密文件扫上几眼，就能默写出关键内容。这个本事帮了大忙，不用冒险携带纸质情报，既减少了暴露风险，又能把信息准确传递给地下交通站。在东北军的两年里，李时雨就像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悄悄为党组织输送着东北军的核心动态。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内部乱作一团。局势突变，李时雨在东北军的潜伏工作难以为继。他辗转来到天津，想找党组织重新安排任务，却恰逢“七七事变”，天津沦陷，去往北平的路被彻底切断。

乱世之中，危机往往也是转机。李时雨偶遇了旧识吴光弼。此时的吴光弼已是日伪治安维持会总务科科长。在党组织的指示下，李时雨借着这层关系，谋到了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职位。

穿上这身伪职制服的那天，李时雨心里五味杂陈。走在街上，他能感受到百姓投来的鄙夷目光，那些没说出口的“汉奸”二字，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但他咬牙忍住了，他知道，越是这种人人避之不及的位置，越能为党做实事。

1939年，李时雨接到了一个棘手的任务：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冯骥。

当时的日伪监狱，但凡沾上“共产党”3个字，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李时雨没有慌，他利用自己升任法院书记官长的职权，先悄悄调走并烧毁了冯骥的全部卷宗；等下属发现案卷丢失惊慌失措时，他又“好心”指点，让对方谎称案卷在日军轰炸中被毁。

紧接着，他借着检查监所的机会见到冯骥，暗中叮嘱他翻供，咬定自己是因斗殴被仇家诬陷。之后的日子里，李时雨奔走于审判长、检察官之间，靠着同窗情谊和官场周旋的技巧，硬是把一桩“铁案”办成了“冤案”。

最终，冯骥无罪释放，全程没有任何人怀疑到李时雨头上。

这件事让李时雨彻底明白，隐蔽战线的战斗，未必需要刀枪相向。一支笔、一张嘴、一份沉着的定力，同样能救人于水火，同样能为革命铺路。

也是在这一年，汪精卫开始筹组伪政权，四处搜罗“人才”装点门面。

李时雨因为有法学背景，又在伪法院任职，被选中作为北方代表，出席汪伪政权的“国民党六大”。这是个危险的机会，也是个深入敌营核心的契机。请示党组织后，李时雨欣然前往。

在上海的会议上，李时雨看着汪精卫之流高谈阔论“和平反共”，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但他不动声色，一边假意附和，一边把会议上的伪政权架构、人员安排等关键信息记在心里。会议结束后，他马不停蹄赶回天津，把情报一字不差地汇报给党组织。

这次参会，让李时雨在汪伪政权里“崭露头角”。他的法学功底扎实，办事干练，很快引起了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的注意。

陈公博拍着他的肩膀称赞：“此子有才气！”

一句赏识，成了李时雨步步高升的阶梯。他先后出任汪伪政府立法委员、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警察局司法处长。官帽越戴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李时雨的心里却越来越慌。

他害怕的不是官场倾轧，而是职位越高，接触的敌人层级越高，暴露的风险就越大。他偷偷给党组织发去密报，字里行间满是焦虑，甚至提出想撤离隐蔽战线。

让他没想到的是，党组织的回复只有简短的5个字：“大胆往上爬。”

这5个字，像一颗定心丸，也像一道军令。李时雨瞬间明白了组织的深意：身处高位，才能接触到最核心的情报；只有站在敌人的心脏里，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最大的作用。

放下顾虑的李时雨，在敌营里更加游刃有余。

他利用军法处长的职权，悄悄修改叛徒、汉奸的案卷，救下无数革命同志；他借着出席日伪会议的机会，把日军的军火库位置、兵力部署记下来，传递给新四军，为敌后破袭战提供精准指引。

他还曾冒险借用汪伪法院的汽车，把3部电台藏在座位下，凭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和镇定的神色，闯过日军的层层关卡，将电台安全送到地下党手中。

在上海那段最凶险的日子里，李时雨每天都在“演戏”。白天，他要陪着陈公博、周佛海这些大汉奸喝酒应酬，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晚上，他要躲在密室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抄写情报，和地下交通员接头。

有一次，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怀疑他的身份，故意在会议上抛出假情报试探。李时雨一眼看穿了对方的把戏，会后特意拉着李士群闲聊，顺着他的话头“印证”了假情报的真实性，这才打消了对方的疑心。

这样的惊险时刻，在他15年的潜伏生涯里，早已成了家常便饭。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汪伪政权土崩瓦解。李时雨的潜伏之路，却没有就此结束。借着混乱的局势，他凭借在汪伪时期积累的“人脉”，成功打入国民党军统系统，被戴笠任命为军统上海行动总队少将总队长。

在军统的日子里，李时雨依旧如履薄冰。

他一边按照军统的要求“逮捕汉奸”，一边暗中保护那些曾为我党提供帮助的伪职人员；他一边参与军统的情报会议，一边把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分布、江防部署等关键信息，源源不断地传给地下党。

戴笠直到去世，都没怀疑过这个“办事得力”的少将，是个共产党员。

1948年，军统换了掌舵人，毛人凤上台后，对内部人员展开了严苛的审查。早已对李时雨心存疑虑的周佛海趁机发难，李时雨被捕入狱。

在提篮桥监狱的日子里，酷刑成了家常便饭。老虎凳、辣椒水、电刑，敌人用尽手段，逼他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但李时雨咬紧牙关，始终只说一句话：“我只是个想混口饭吃的旧官僚。”

没有确凿的证据，敌人只能将他长期关押。这一关，就是一年多。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照亮全国，国民党自顾不暇，不得不释放一批囚犯，李时雨才得以重见天日。

出狱后的李时雨，第一时间联系上党组织。当他脱下穿了15年的敌营官服，换上崭新的解放军军装时，压抑了半生的情绪终于爆发。他站在窗前，望着北平的天空，写下了那首流传后世的诗。

不久后，刘少奇同志接见了他，握着他的手说：“你在敌人心脏里战斗了十五年，这是个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没有居功自傲。他先后在中央党政机关、统战部门工作，后来又投身宗教事务，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离休后，他把毕生积蓄捐给家乡，设立奖学基金会，帮助贫困学子圆梦。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回望他的一生，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冲锋，没有振臂高呼的慷慨陈词，只有15年隐姓埋名的潜伏，只有无数次在刀尖上行走的周旋。

他是一颗埋在敌人心脏里的“钉子”，是一把藏在暗处的“尖刀”，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无形的战场上，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中，有无数个像李时雨这样的人。他们隐姓埋名，默默奉献，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看不见的丰碑上。他们的故事，不该被遗忘；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