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吴昊 文:风中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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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确诊肝癌晚期时,肿瘤已经侵犯了门静脉。医生说,手术的路被堵死了,但战斗才刚刚开始,我们还有“组合拳”——介入治疗堵死肿瘤粮道,靶向药从内部攻破堡垒。
我们紧紧抓住了这两根救命稻草。第一次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后,我爸发烧、腹痛,在床上蜷了一周。但复查时,CT显示肿瘤的供血减少了,边缘有了坏死迹象。“有效!” 我和主治医生击掌相庆,觉得我们找到了压制这头猛兽的方法。
于是,我们开始了以三个月为周期的拉锯战。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TACE……每一次治疗都像一场酷刑,术后反应一次比一次重,肝功能指标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但我们都咬牙挺着,因为影像报告上那些“瘤体略有缩小”、“血供减少”的字眼,是我们全部的希望燃料。靶向药也从第一代换到了第二代,为了对付新出现的耐药突变。
在治疗的间隙,我爸有过一些“好日子”。黄疸会退一点,腹水会消一些,他能勉强喝下半碗粥,被我用轮椅推到楼下晒十分钟太阳。那时,我会错觉我们正在赢,奇迹或许就藏在下一张CT片里。
直到疼痛,这个最终极的敌人,毫无预兆地全面登陆。
起初,他说右肋下只是“胀”、“闷”。我们以为是介入后的正常反应。但那种感觉逐渐变质,从闷胀变成持续的、钻心的钝痛。止痛药从普通的非甾体药,换成弱阿片类,再换成强阿片类的吗啡缓释片。
疼痛的脚步却越追越紧。它不再局限于肝区,而是顺着脊柱蔓延到后背、腰骶,那是骨转移的征兆。即使按时服用最大剂量的缓释片,每天仍会爆发数次剧烈的 “爆发痛” 。发作时,他整个人会瞬间僵直,手死死抓住床栏,指关节捏得发白,额头上沁出黄豆大的冷汗,喉咙里发出一种极力压抑却仍漏出来的、绵长而痛苦的 “嗯……” 的呻吟。那声音不响,却像砂纸一样磨着家里每个人的神经。
原先维系我们希望的“治疗-好转”循环被彻底打破,变成了 “治疗-痛苦短暂缓解-更剧烈的疼痛” 的噩梦螺旋。第四次介入后,他的身体彻底垮了,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靶向药带来的手足综合征,让他脚底溃烂,寸步难行。
更让我崩溃的是他眼神的变化。以前做治疗再苦,他眼里总有一丝“为了活下去”的韧劲。但现在,当疼痛袭来时,他望向我的眼神里,只剩下纯粹的、动物般的痛苦和哀求。有时他会含糊地哀求:“让我……死了吧……太疼了……” 有时在疼痛暂歇的片刻,他会看着天花板,茫然地问:“昊昊,我们这么治……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就为了……疼吗?”
我无言以对。我们倾尽所有,动用现代医学的武器轮番攻击,肿瘤确实被一定程度“控制”了,没有疯狂长大。但我们似乎赢了数据,却输掉了父亲全部的生活质量,甚至输掉了他求生的意志。我们所有的治疗,在排山倒海的癌痛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最后一次和主治医生沟通,他坦诚相告:“肿瘤目前相对稳定,但疼痛是晚期癌症,尤其是伴有骨转移时,最常见的症状,也是最难处理的。现在的情况,抗肿瘤治疗本身带来的生存获益,已经被治疗副作用和极差的生活质量所抵消。 是时候把治疗重点,从‘攻击肿瘤’全面转向‘支持与姑息’了。”
这个转折无比艰难,却让我爸第一次获得了片刻的安宁。在安宁疗护团队的帮助下,我们停掉了所有抗肿瘤治疗,采用了更复杂、更个体化的多模式镇痛方案:在按时服用强阿片类药物的基础上,针对神经病理性疼痛加用了辅助药物,并为难以忍受的爆发痛准备了速效解救药物。疼痛,这个曾经主宰一切的暴君,终于被关进了笼子。
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光里,疼痛被控制在了他可以忍受的范围。他不再因剧痛而呻吟,能安静地睡一会儿,能尝几口我们喂的果汁。他走的时候,是平静的。
这段经历摧毁了我对“抗癌”的所有浪漫想象。我本以为,奇迹是肿瘤消失。后来才懂,对晚期患者而言,真正的奇迹,有时不是治愈,而是在不可逆转的衰竭中,能借助现代医学的镇痛手段,夺回对身体痛苦的控制权,保有最后的尊严与安宁。 我们拼尽全力去攻击肿瘤,却曾一度忘记了,首要的、最人道的战斗,应该是缓解他的痛苦。这一课,太痛,但希望我的讲述,能让更多人提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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