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津入寇
外寇对琉球的入侵企图可以追溯到忽必烈时代,不过当时蒙军以日本、爪哇和安南为主要的海外进攻目标,琉球并不是主攻方向。根据元史记载,1291年,海船副万户杨祥曾经“请以六千军往降之,不听则伐之,朝廷从其请……冬十月,乃命杨祥充宣抚使,给金符,吴志斗礼部员外郎、阮监兵部员外郎,并给银符,往使琉球”。此次出征结果如何,元史中并无记载,日本方面则称“元军来袭,试图上陆,被英祖王击退”云云,想是没有诏谕成功。1296年元军再度试图上陆,再次被击退,于是到临近的岛屿抓了几个当地土人,回国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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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里城鸟瞰,近处为久庆门,左侧远方为欢会门。远处为那霸市区
却说那幸免于蒙古征服的日本民族,是世界上公认最擅于模仿的民族,猴子学人,有样学样。用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之孙汪公纪老先生的话来说,“打火机也好,照相机也好,都能仿得真,学得像,有时比原来的东西还巧些。不光物品模仿得好,连风俗习惯也一起模仿。人家吃茶,他也吃茶;人家打麻将,他也打麻将;人家穿礼服戴高帽,他也穿礼服戴高帽;人家裸体往街上走,他们更彻底一点,裸体上教堂结婚。人家不道德,他们就更不道德。人家出卖盟友,他们会出卖得更彻底一些……”。人家蒙古人东侵西征,打下一片花花世界,日本人见状也起了歹心,从此开始盘算着侵略别人。
1516年,日本关西地方的豪强(和泉守)三宅国秀贪羡琉球宝库之财富,征得幕府将军足利义植的许可,试图出兵征讨琉球,但是其十二艘兵船停泊在萨摩藩的坊津港时,遭到“海贼”奇袭,三宅及其手下全部被杀光。所谓“海贼”,原来都是当地豪强萨摩藩主岛津氏的私兵,也曾在海上做过无本买卖,中国称为“倭寇”是也,所以装扮起海贼来倒也一点都不费事。五年后,备中国(今日本冈山县西部)的兵船也在坊津遭到“海贼”袭击,全军覆没。萨摩藩杀了人、劫了货不说,还向琉球卖乖示好,将此事转告给琉球国王,并说“此辈虽借得命于幕府,不得假道于鄙邑,其无如贵国何”。其实,萨摩不让别人染指琉球的本意,却是要把这块肥肉留给自己去尝一尝。
1582年,即将完成统一日本大业的“猴子关白”丰臣秀吉率领十五万大军出兵九州岛,萨摩投降,屈服于丰臣的威风之下。翌年八月,萨摩藩主岛津义弘进京觐见丰臣时,后者告诉他准备使琉球“服属”于日本,并让岛津氏转告琉球,速将明朝颁发给琉球的贸易勘合符献纳给日本。若琉球有意推脱延误,“则可用兵”。
当时明国是神宗皇帝朱翊钧亲政,摈斥张居正旧政,有种种失德行为,本来风调雨顺的气候也忽然大变,连年水旱,京师频频地震。丰臣秀吉不光在日本耳听八方,对明国的情形也是相当清楚,见此异状,征明之心遂起。用日本史家赖山阳在《日本外纪》中的话说,就是“明民有来投者,(谓)明主朱翊钧失政,武备不具,秀吉益窥之”。
1591年,丰臣秀吉决定征韩袭明,于是让岛津氏转告琉球,令其一并出兵。当年九月,萨摩致书琉球,称丰臣秀吉“令两国合计出兵一万五千人,此事已由萨摩承担,因此琉球应承担其中七千人一年的军粮,于来年二月送到坊津,过后则送往高丽、唐土(明帝国)。此外,丰臣正在修筑名护屋城(在今天的九州岛佐贺县唐津市,为丰臣侵朝大本营),琉球也应该分担米谷金银,扶持劳务”云云。丰臣老猴子也亲自致书琉球国王,称“吾起于卑微,入主日本六十余州……吾告诉汝,明年春季,吾将先伐朝鲜,汝当带兵来会。若不奉命,则先灭汝国,玉石俱焚,汝当好自为之。”琉球三司官接获此书后大骇,立即通过中国商船将此事秘密报告给了明廷,为明朝争取了一点准备时间。
1592年,丰臣果真派十五万大军侵朝(日本称为文禄之役,朝鲜称为壬辰倭乱)。迫于淫威,琉球在1593年向萨摩运去了军粮,但只有要求数额的一半。同年日明议和,丰臣秀吉撤兵,但九州各大名的入侵部队仍盘踞于朝鲜南部,因此萨摩仍令琉球继续提供军粮,否则就得割让奄美大岛。当时身为琉球三司官之一的谢名亲方对萨摩的无理要求加以拒绝,此举为后来的萨摩侵琉埋下了伏笔。
1597年,丰臣秀吉再度侵朝(日本称为庆长之役,朝鲜称为丁酉再乱),但在明韩联军抵抗下未能成功。翌年老猴子病故,日本再度出现内乱。而明朝由于两次倭乱的缘故,越发严厉禁止与日本进行通商贸易。对于以贸易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萨摩藩来说,此举无疑扼杀了它的经济命脉,将使其陷入慢性贫困中。但是明朝没有禁绝与琉球的贸易,对于一向视琉球为禁脔的萨摩来说,解决贸易问题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直接控制琉球,然后将其转变为对明贸易的“傀儡”和“外壳”。
1600年,德川家康率领的“东军”在关原合战中击败了包括萨摩部队在内的“西军”,萨摩藩主很识时房,连忙雌伏请罪,逃脱了灭门之祸。1603年,后阳成天皇册封德川为“征夷大将军”,260年历史的江户幕府正式开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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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霸港金库,琉球王国国库之一,毁于岛津入寇之役,后重建。此为19世纪末状态。原建筑现已无存
此时日本尚未实行锁国政策,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前往日本,但当时东亚第一大国明国仍然实行倭禁,中日贸易处于断绝状态。为了打破僵局,1606年幕府授意萨摩藩致书琉球,称“我将军忧虑之余(指明朝倭禁之事),欲使家久(萨摩藩主)与贵国协商,让大明商船年年到琉球,且与日本商贾互通财货之有无”,同时岛津家久也致书前往琉球的中国册封使夏子阳,希望中国能派商船前往萨摩。但是夏子阳禁止随行使团与日本人贸易,并对日本商人携持刀剑在那霸港聚众呼啸、招摇过市的做法表示反感。而琉球也对幕府和萨摩的通商要求不置可否。在这种情况下,萨摩藩士们的海贼本性复发,杀心顿起,教唆藩主出兵琉球,吞并奄美大岛,以“解除财政之贫困”。
德川幕府方面对萨摩出兵一事表示支持。幕府本预定于1607年在骏府筑城,作为德川家康的养老之所,为了使萨摩专心征讨琉球,还免去了萨摩的筑城负担。不过,幕府也通知萨摩方面,在完成出兵准备后,应该继续对琉球进行交涉,这说明幕府对于出兵一事也有自己的政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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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日本的“铁炮队”(火绳枪队)
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日本庆长十四年)二月,萨摩藩致书琉球国王尚宁,数落其“罪状”,包括不分担丰臣秀吉侵朝经费、萨摩送还琉球漂流船时不道谢、不尽心促成日明通商等等,随即不等琉球来得及做出答复,便报经德川幕府批准,出兵入侵琉球。当年三月四日(阴历),萨摩大将桦山久高率领三千人“大军”,分乘100多艘战船,离开山川港南下,于三月八日在奄美大岛登陆,扑灭了当地地元按司的反抗活动。三月廿二日,萨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德之岛,两天后拿下冲永良部岛。
三月二十六日、萨军在冲绳本岛北部的运天港上陆,以装备了西洋火铳的“铁炮队”为主力,攻下了原山北国王廷所在地今归仁城。由于尚真王时期采取中央集权措施,剥夺了各地按司的兵权,并收缴民间武器,因此萨军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他们一边放火,一边向首里城逼近,宛如在中国沿海和朝鲜那样一路烧杀抢掠,以至沿途百姓纷纷弃家奔逃。
萨军三日之内便杀至首里城下。四月五日,尚宁王被迫开城请降。萨军随后以“接收”名义进入首里城,分为四组,分头搜掠,将琉球王国两百年来积攒下来的金银、珍珠、宝石、祭器、古玩、丝绸、文书等珍贵物品尽行掳走。琉球王国国库、那霸港的“亲见世公库”也被萨军劫掠一空,凡是“在日本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的”概行登记造册,然后运往那霸港,随后用船运回九州岛的山川港。经此劫难,琉球的“家家文书,代代日记,奇珍万宝,尽失无遗”。
五月十七日,萨军带着尚宁王、具志头王子尚朝盛等一百多名琉球贵族离开今归仁城,七天后返回山川港,随后逼着尚宁王觐见了岛津家久,翌年五月,岛津家久又带着尚宁上江户觐见将军德川秀忠,显摆自己的“武功”、途中还在骏府城拜见了闲居在该地的德川家康。1611年,尚宁被放回琉球,在此之前向萨摩递交了“起请文”,这是日本中世纪士族主从之间的一种礼仪文,琉球王要向上天发誓效忠萨摩,这种起请文此后一直延续,并且琉球王下属的摄政、三司也要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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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入寇时的尚宁王;(1589-1620在位)。
在最终释放尚宁王之前,萨摩还强迫琉球割让了喜界、大岛、德之、与论、冲永良部等五岛,并对琉球领土实施了名为“检地”的土地丈量工作,将琉球的“石高”(年产量)定为123000石,其中北方五岛的35000石收为己有,南部残余领土的88000石中,每年要向萨摩缴纳8000石,5万石为琉球王自用,其余作为诸官俸禄。
在萨摩人侵前不久,奄美大岛的居民从中国大陆偷偷学来了制糖技术,不料这却成为了祸害的根源。当时黑砂糖(红糖)在日本属于非常贵重的商品,因此萨摩吞并奄美大岛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将岛上15至60岁的男性和15到30岁的女性都搜括为“作用夫”,即奴隶劳工,一个男性劳工的身价是1500到2000斤糖,女性为700到1000斤。奄美大岛和附近岛屿上的稻田全部被迫改种甘蔗,提炼黑砂糖,然后贩运到日本高价出售。岛民匮粮,不得不以红薯和苏铁果实充饥,苏铁果有毒,许多人因烹调方法不当而中毒死亡。在萨摩的残酷统治下,琉球北方五岛成了“黑糖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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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敬王(1713-1751在位)
1610年八月,萨摩藩将明朝下赐的王冠、王服进献给德川幕府。幕府一方面奖赏萨摩,另一方面也命令萨摩不可改动琉球的旧制。幕府之所以保留琉球的独立,除了顾忌到中国的反应外,更希望一个名义上独立的琉球可以充当中日贸易的中介人。
萨摩虽然在形式上和名义上保留了琉球的独立,但是规定了琉球每年必须进贡的数量和金额。在残酷压榨下,每年要向萨摩提供大量的大米、芭蕉布、黑糖、牛皮,以及琉球本身并不出产的棉花、苎麻、木耳、胡椒、菜子油等贡物。为征集贡品,琉球不得不在各岛上实行人头税制度,轻则导致岛民流离失所、弃家出逃,严重者如南方的与那国岛,岛民更是被迫采取鸣钟赛跑、然后杀死跑不动的老人及病残者的极端方法来逃避人头税。按照规定,与那国岛每年要向琉球王府交纳折合2000石米的“御用布”,为了避免提高征税额,其人口长年控制在1万左右。岛上有一处名为“人头税石”的天然巨石,石间有一道深达7米的裂缝,为了减少人口出生数量,怀孕妇女都要被迫跳过这道石缝。裂缝底部人骨累累,成为对萨摩“德政”的无声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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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子监附近的琉球学馆遗址
1637年日本九州岛天主教徒发动“岛原天草之乱”后,为了禁绝基督教影响,德川幕府开始了仿效中国、但比中国更彻底的“锁国”,只设四个对外贸易口岸,其中就有包括琉球在内的萨摩口,负责与中国的贸易。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萨摩也放松了对琉球的控制,给了琉球一定的自治权。这当然不是出于仁慈,除了经济原因,还因为中国大陆出现了新的政权--清朝。面对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国家,日本尽量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在不影响萨摩控制权的前提下,对琉球保持对华进贡体制的做法予以默认。
1644年,中国大陆出现重大变故,明朝灭亡,清军入关。鼎革之际,中国大陆的混乱局面使琉球无法判断应该效忠哪一个“中国”,以致派遣使节朝贡时备了两份“效忠信”,一份继续以明朝为宗主,一份则庆贺清皇登基。琉球还曾多次向南明的隆武帝进贡,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清朝与琉球的朝贡制度。实际上,琉球的全面汉化正是从清朝时期才开始的,目的在于借助清朝的影响来牵制萨摩和日本。
1673年,被称为“琉球三伟人”之一的羽地按司朝秀实行了改革,全面引进中国的礼法,遵循中国朝廷的礼仪,更定官制,任用华人充当各级官员,参照中国创建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典章制度,在教育、宗族家谱、婚丧嫁娶等社会各个方面接受中华文化。但这一切并不表明琉球借助中国抵抗日本、寻求独立的决心,只是希望在中日间取得实力均衡,不至于被日本吞并。因此,在汉化的同时不激怒日本也成为琉球最重要的“外交目标”。
1654年,琉球王遣使臣到清朝请求册封。清顺治帝封尚质王为琉球王,琉球成为清王朝的藩属。但实际上琉球是同时向表面上的清朝与实质的萨摩藩称臣,与清朝的朝贡贸易收入要再被萨摩剥削一次,萨摩也是幕府宣布锁国以后唯一能以此变相方式获得国际贸易收入的私藩。萨摩由此在两百年后的幕末时代能有足够与幕府对抗的实力,成为倒幕运动主力,进而成为维新政府的主事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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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1795 年修建的琉球王家园林一一识名园,又称南苑,位于首里城南、也是接待清朝来使的国宾馆。
琉球在每年按规定向萨摩进贡的同时,还按照其要求向江户派遣庆贺使,表示对幕府的臣服和忠诚。而对待清政府,琉球在继续朝贡的同时,也尽力隐藏萨摩支配琉球的真相,为此专门编写了一系列的保密对策,发给可能与中国发生关系的琉球人,比如规定琉球商船在遇到海难漂流到中国大陆前,必须烧毁所有带有日文的书籍信件。此外,在清朝册封使到琉球后,在使节团周围禁止出现一切可能反映日本存在的事物,从日本书籍到宽永铜钱,从乐曲器具到行人服装,防止在不经意中泄漏“天机”。
最为典型的一例当属1866年6月中国最后的一任册封使出使琉球。为了怕册封使团察觉,琉球王府将所有萨摩派来的监控官员请到那霸附近的一家富豪宅邸,承担所有生活费用。并下令让全岛各地隐藏市面上流通的日本钱币、书籍和工具等,来自日本的船舶也从那霸转到了运天等港口,琉球政府还规定,如果发现清人向萨摩官员驻地的方向行进,就会派人驰快马通知萨摩人,并通过联络员鸣螺报信,其苦心可见一斑。
清朝对琉球的“两属状态”虽然早已察觉,但也未多加干涉。从积极的意义看,清朝比日本更注意尊重琉球的主权,并不干涉琉球的内政;但如果考虑到消极因素,不能不说这反映了清朝作为当时亚洲最强盛的国家所特有的高傲心态,过于拘泥于“面子”和威严,而忽视对地区格局变化和日本意图动向的分析和对策。而琉球这种遮掩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对琉球问题的判断,使其在决定琉球生死的最后关头充满了对琉球的不信任。总之,清朝的暧昧与麻木、琉球的屈从与欺瞒、日本的强硬与狡猾,使琉球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亚洲新秩序的牺牲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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