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真的提倡不“养育”妾室生的孩子吗？

都说古代妻妾有别，庶出的孩子没人疼。但历史里，有一个女人的故事，却让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样子。
一位正妻的“夺子”记
东晋时，有个叫贺峤的官员，他的妻子于氏一直没有生下孩子，按当时的规矩，妻子无子，丈夫可以休妻，或者纳妾，贺峤的家人选择让贺峤多纳了几房妾室。
贺峤的二哥贺群，很同情弟媳于氏，他对家人说，如果自己的妾室陶氏生了男孩，就送一个给于氏抚养。
后来陶氏怀孕，贺群就正式提出，如果生的是男孩，就过继给于氏。
孩子（名叫辉）出生的那一天，刚洗完澡、断完脐带，于氏就把他抱回了自己房间。
她甚至吃药让自己有奶水，来亲自喂养这个孩子。
为了让孩子只认于氏这一个母亲，贺群甚至不许陶氏和下人提起孩子的身世。
可惜这个孩子只活了一百多天。
于氏非常伤心，贺群为了安慰她，又把陶氏生的另一个儿子贺率，交给她抚养。
于氏同样尽心尽力，贺率从小也不知道于氏不是自己的生母。
直到贺率六岁时，贺峤自己的妾室生了一个儿子。
家里开始有人说闲话，认为贺峤既然有了亲生儿子，贺率就不该再由于氏抚养了。
这些风言风语最终让年幼的贺率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感到很难堪，自己跑回了生母陶氏身边。
于氏辛苦养育孩子多年，最后却“老而见弃”，她感到非常委屈和怨恨，为此专门上书朝廷，陈述自己的不解和疑惑。
礼法与人情：孩子到底属于谁？
于氏的困惑，核心在于“名分”和“恩情”的冲突。
当时有人认为，贺率由于氏抚养，这在礼法上叫作“为人后”，意思是成为别人的嗣子。
既然贺峤有了亲生儿子，贺率这个“嗣子”的身份就不成立了，就该回去。
但于氏激烈反对这种看法。
她认为，自己从婴儿时期开始喂养贺率，二十多年来推燥居湿，分肌损气（把干燥的地方让给孩子，自己睡潮湿的地方，损耗自己的气血来养育他），这是实实在在的养育之恩。
她引用当时的俗话说：黄鸡生卵，乌鸡伏之。但知为乌鸡之子，不知为黄鸡之儿。
意思是，黄鸡下的蛋，被乌鸡孵了出来。
小鸡只知道乌鸡是妈妈，不知道黄鸡是生母。养育的恩情，难道不比单纯的血缘名分更重要吗？
于氏还举了董仲舒判过的案子：一个人捡了弃婴养大，孩子犯了罪，养父把他藏起来。
董仲舒认为养父无罪，因为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虽然不是亲生的，但谁能替代这养育之情呢？） 在于氏和许多古人看来，长期的养育，已经建立了不可替代的父子或母子亲情。
庶出孩子的真实处境
那么，古代庶出的孩子（妾生的孩子）一般会怎样呢？
情况很复杂，不同时代、不同家庭差别很大。
法律上有区分，但现实看家庭。
在家庭内部，嫡子（妻生）和庶子的地位确实不同，尤其是在继承爵位、主持祭祀等方面，嫡子有优先权。
庶子继承家产，有时需要得到嫡母或其娘家的同意。
但另一方面，很多家庭也非常注重“大家庭”的和谐，强调所有孩子应平等继承的理想。
母亲的地位影响孩子。
孩子的待遇，和他生母的出身密切相关。
如果是良家女子出身的妾，她的孩子地位会高一些，如果是婢女或艺人出身的妾，她的孩子地位就会低很多。
“养育”之功备受重视。
于氏的故事和董仲舒的判例都表明，古人极其看重实际的抚养恩情。
这种日夜相处产生的亲情，往往能超越冷冰冰的礼法条文。
南宋一些判例也显示，官员在处理继承纠纷时，会综合考虑谁对孩子有实际的养育之恩。
为何会有“不养育”的说法？
既然于氏这样的例子存在，为什么后世还会流传“古人不重视庶子”的印象呢？
这主要源于礼法制度的设计。
古代的宗法制度，核心是确保家族血脉和爵位的有序传承，强调“嫡长子继承制”。
在这一套严肃的礼法框架下，庶子的名分和权利自然是受限的，这被白纸黑字地写进了法律和礼典。
但真实的生活远比制度复杂。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像于氏这样无法生育的正妻，养育庶子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
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多一个健康成长的男孩，就是多一份人丁兴旺的保障和未来的希望。
在人情和实际需求面前，严格的礼法常常会让步。
所以，简单地说古人“提倡”不养育妾生的孩子，是不准确的。
更真实的情况是：礼法上确有差别，但人心中自有温情。
制度划出了条条框框，但最终如何对待一个孩子，取决于具体家庭中的人、取决于日复一日相处中积累的情感。
于氏那份超越生母的深沉爱意，贺群对弟媳的体贴安排，都告诉我们，无论古今，真挚的亲情永远能穿透身份的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