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2年冬天，秦岭那风刮得跟刀子似的，就在积雪皑皑的山道上，我猛一抬头，天灵盖像是被雷劈了：前面那个呼哧带喘抬发电机的，不是孔庆德吗？
要知道，全军上下早就私底下传遍了，这位悍将早就被“肃反”给秘密处决了。
那一瞬间，那种震惊甚至盖过了寒风刺骨的痛感。
看着他在寒风中活生生的脸，我才算明白，这支队伍究竟是在怎么样的内外高压下，为了活命在绝境里挣扎。
这事儿发生在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挺进川陕的路上。
那时候的情况，真不是“艰难”两个字能形容的。
漫川关突围后，虽然甩掉了最紧迫的包围圈，但部队已经是强弩之末。
时值11月中旬，秦岭山脉冷得要命，战士们身上穿的还是单衣，每个人都冻得胃部痉挛，一阵阵发痛。
为了御寒，大家只能不停地走，哪怕停下一分钟都觉得自己会被冻僵。
路边全是压满枝头的红柿子，看着都流口水，可几万人愣是没人敢伸手。
这就是那种饿死也不坏规矩的狠劲，把第一次见红军的商县老百姓都看傻了。
很多人不知道，当年的红四方面军离攻占西安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翻过秦岭到达汤峪时，距离这座古城不过百华里，相当于现在开车一脚油门的事儿。
部队突然出现在关中平原，把坐镇西安的杨虎城吓得手忙脚乱，急调孙蔚如的十七师在王曲一带死守。
那时候，如果是上帝视角看地图，你会发现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赛跑：红军主力分两路西进，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像疯狗一样在后面尾追。
双方的距离近到什么程度？
近到在彷徨镇，我们的两个骑兵通讯员刚送完信，一转身就发现敌人插到了前后两个梯队中间。
这哪里是行军，简直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
这场遭遇战，彻底暴露了当时红四方面军高层的指挥心态。
前梯队由张国焘跟随，后梯队是徐向前和陈昌浩。
当部队在王曲镇遭遇陕军阻击时，前卫团没顶住被打了下来。
这一退不要紧，把张国焘吓得魂飞魄散。
后来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私下里跟我说，他当时压力大得想撞墙，因为张国焘那种对于失败的极度恐慌，像瘟疫一样会传染。
好在王树声是员虎将，他硬是重新组织主力团反扑，把陕军打垮。
更有意思的是，他把缴获的那些烂枪直接当柴火烧了取暖。
这操作看着解气，其实就是一种宣泄——那时候的人，心里憋屈啊。
但真正的危机发生在彷徨镇。
胡宗南的两个旅已经抢占了制高点，切断了我们的西进道路，北面还有陕军夹击，我们被卡在了中间。
那时候军中甚至出现了“去陕北”的声音，有人觉得那里天高皇帝远，适合生存。
但大多数人心里跟明镜似的：在平原上被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去陕北简直是死路一条。
关键时刻，还得靠硬仗说话。
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亲自坐镇，也就是在这一仗里，我们摸透了“西北王”胡宗南的底牌。
胡宗南的部队有个死穴：有工事是老虎，没工事就是绵羊。
在彷徨镇东南山头的争夺战中，我们抓住了敌人立足未稳、工事未成的空档。
那时候没有什么步炮协同的教科书，我师部仅剩的两门迫击炮，把最后三四十发炮弹一口气全砸了出去。
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吊进敌人占据的茅草房村庄，大火瞬间冲天而起。
就在敌人被烧得鬼哭狼嚎往山上跑时，前梯队的孙玉清团长派陈再道率营回援，我们后梯队的部队也压了上去。
这种前后夹击的战术，直接把胡宗南的两个营打崩了。
胜利的代价总是沉重得让人窒息。
在侧翼掩护战斗中，二十九团团长曹光南壮烈牺牲。
他是湖南人，打仗脑子极其清楚，从红安独立一师一路杀过来，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他的死，让这场突围战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当我们终于打通西进通道，在马召镇与地下党接头时，回望身后的秦岭，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我们不仅翻过了一座山，更是跨过了一道生死鬼门关。
这一仗打得有多险？
这么说吧，如果那天在彷徨镇哪怕迟疑半小时，让胡宗南把工事修好了，后来的中国革命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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