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胡书记的助手，当过贵州一把手，临终前愿望是葬回故乡

2010年5月9日，北京降下了一场暴雨。在雨后窗外白色的丁香花散落了一地。朱厚泽在病榻之上写下了“马上回家”这四个字之后，便安静地离世了。他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一职务。这位老人最后的遗愿十分简单，仅仅是那么几句话：不举办追悼会，不占用国家的资源，将骨灰送回贵州乌蒙山进行安葬。

说来也巧合，朱厚泽的人生起始点和结束点都与山存在关联。他于1931年出生在贵州织金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跟教育家黄齐生（王若飞的舅父）一同学习。家族之中早已有不少人参与革命。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之下，他年少的时候在贵阳清华中学读书，已经是地下党的活跃分子。同窗在后来回忆的时候提到，那时候他是光头，身形黑黑的并且较为肥胖。他能够踢足球、能够表演话剧，在《雷雨》里反串过四凤，还创办过一份叫做《狂飙》的壁报，并且文笔还比较犀利。

人生所面临的转折往往会突然降临。在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的时候，朱厚泽由于说出“买棺材也要计划？”这类话语，被认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随后被下放到花溪公社去进行劳动改造。这一去就持续了长达八年的时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即便居住在处于田坝中间的土屋里，他依然能够自己组装电视机，电视机的机身暴露在外面且没有外壳，还成为了当地较为少见的事物。在困境当中如此豁达开朗，或许就预示着他之后所提出的三宽理念。

20世纪80年代是他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期。在此之前他在贵州主政的时候，遇到中央经济调控的指令，他坚持贵州不需要着急进行刹车操作，还让宣传部发布文章来稳定客商的情绪，这样务实的作风后来被胡耀邦所留意到。1985年他调任到中宣部担任部长，就是在这个职位上，他提出了后来被很多人所知道的三宽：对不同的意见采取宽容的态度，对同志宽厚地加以对待，营造出宽松的环境。

不过实践这个理念并不简单。有一次《贵州日报》批评一本外国小说是打砸抢教科书，朱厚泽直接打电话去斥责：究竟谁有资格给文艺作品充当裁判官？他对于思想包容的这种坚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1987年他离开中宣部，去担任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之后又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一直到1999年退休。

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依旧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一年之中有两百多天的时间是在外面进行调研的。他自己去订车票以及安排住宿的地方，仅仅携带一台相机。在2008年的时候，他撰写文章直接指出改革出现了偏差的情况，对某些政策和百姓争夺利益的现象进行了批评，甚至还提醒如果不开展政治改革的话，经济改革将会出现偏离的状况。现在阅读很多话语，依然能够感受到他的忧虑之情。

我认为朱厚泽最为难得的是他具备山民所拥有的固执与柔软。其一直至离世，他都始终记挂着乌蒙山的钙质土，称大山里的孩子不能缺少钙质。其二他留给后人的最后形象是躺在白玫瑰之中，耳边回响着《多情的土地》而非哀乐。这种不进行煽情却富有韵味的告别，也许就是他整个人生的注解。

一个人无论走了多远，最终或许就想要回到故事起始之处的地方。对于朱厚泽而言，那个所在的地方便处于黔地的群山范围之内。历史留给我们的，除了很多有关宽厚的探讨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时代的汹涌浪潮当中，如何才能够既如同山一般坚定，又如同水一般包容？